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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徐光很用功,考上高中后便一门心思地想上大学。咱哥们儿也不错,西安的一所铁路中专录取了我。临行时,同学们象世界末日似的垂头丧气,特别是徐光,要不是火车站人多,非哭一鼻子不可。其实我也挺难过,但一想起远行西安就可以彻底摆脱徐曼那个臭丫头的纠缠就别提多痛快了。自从暑日午后,疯狂一刻之后,徐曼这骚货就跟吃了蜜蜂屎似的,三天两头地找我起腻。我打心眼里就瞧不上她,手头有俩骚钱就拿我当成了小催巴儿。虽然做爱令人销魂,可完事之后,徐曼在我眼里跟一堆烂肉没什么区别。

去西安上学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火车途径太原前往西安,出了北京的感觉的确不一样。晋南的穷山恶水让我看了个够,光秃秃的褐色山峦就如烧焦的煤炭,铁路旁的一个个光屁股小男孩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可这儿的孩子肯定比我小时侯惨得多,他们几乎都是衣有补丁,面有菜色。“还是北京好!”我在车上唏嘘不已。

西安和北京一样都是明初修建的,据说城市面积只有当年唐长安的十分之一。由于都是明代风格的城市布局和建筑,使得西安和北京的市容极其相似。走在街上一不留神就有身在故乡的错觉。我所在的铁路中专在市区东郊,站在校园操场上远远眺望,西安巍峨高大的城墙便历历在目了,城墙厚重、简洁,有种说不出的威严。城内的街道古朴、安静,许多老旧的街巷里偶尔还会传出磨刀老人铁板的“哗哗”声,西安人连走路的姿势都透着悠闲。城外倒是建了不少高楼大厦,却垃圾成山,又脏又乱,和当时北京二环路周围差不多。有时我瞎琢磨,要是把钟楼、鼓楼搬到北京某个街面上也会非常协调的。遗憾的是北京把城墙拆了,古城风貌远没有西安那么浓重。一帮土包子进城肯定会穷鼓捣一气,跟现在的农民爱在城里随地吐痰一样。让他们管理上千年历史的古都糟践些东西也算是交学费吧?后来我认识几个老插,他们一肚子坏水、满嘴的脏话。时间长了才知道都是插队时在农村学的。上山下乡最大的产物是上百万的私生子。

我上铁路学校时已经开始算工龄了。这种学校学习成绩就是那么回事,玩儿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这一来我当然如鱼得水、乐哉悠哉,不久咱小时候做孩子王的组织才能便逐渐显露出来了。我在中专那几年特别活跃,第一年的周末我组织的学生旅游团就把西安周围的古迹转了个遍。方路任领队的铁路中专足球队南征被战,攻城破寨,在附近学校里小有名气。咱是领队、教练、队员三位一体,差点把女体育老师挤兑得失了业。我们的球队在咱的影响下倡导全攻全守,赢起球来如砍瓜切菜,输了球便兵败如山倒。场面煞是好看,当时的西安没什么象样的球队,我一直认为西安人性子慢,不适合踢球,最近听说西安甲B赛场比其它城市的甲A赛场还火爆。

还有几件事也得顺便提一下,我有女朋友了。

周玉玲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班有七、八个北京招的学生,那天周玉玲进教室的时候我正和其他几个同学大侃“5.19”的壮举呢。也许是我的北京口音入耳,或者是咱长得高吧,她进门时就看了我好几眼,我当然报以彩霞般灿烂的微笑了。当时我就发现她怔了一下,给她让路时又看到周玉玲的眼皮上下跳个不停。此后,我常常发现她在课堂上悄悄盯着自己,而我也毫不吝惜自己的笑容。“就冲你这兔崽子的一脸奸笑,在西方准能当政治家,专捞女人的选票。”多年后于仁挖苦我。

周玉玲也是北京来的。事后她无意中告诉我,刚来西安的几个月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时期。也不知她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你想什么呢?”后来我问她。那时我们的关系已定下来了。

“老梦见和你跳舞。”

我终于明白那回在舞会上,她为什么如此激动。

当时我是学生会干部。铁路学校的生源来自全国各地,中秋之夜倡议组织个篝火晚会,这种既排遣寂寞又增进友谊的事自然得到大家的欢迎。晚会开得很热烈。我先后邀请了七、八个女同学跳舞,最后才发现闷闷不乐的周玉玲,便微笑着走过去。

开学时间并不长,我仅知道她也是北京来的,除此之外便是周玉玲修长高挑的体态令人侧目。周玉玲身高足有一米七多,南方同学没一个好意思请她。看到我走过来,她喘气都不均匀了。

“你的步子太僵硬。”跳舞时,我觉得她不仅脚步僵硬,目光都有些发直,那炙热的目光烤得我挺难受。

“本来就不怎么会。”她低着头,有点难堪。

我笑着摇摇头,“家住哪儿?”

“宣武。”

“不远,我家在丰台。”

“是。”她说话很脆,吐字很少。

“放寒假时,咱们搭伴回去。”

“好哇!”玉玲从容了不少。“开学时,是我爸送我来的。”

“本来嘛,路这么远,又是女孩,谁能放心?”我微笑着开解她,却感到周玉玲的指尖微微颤了颤。

此后我每回组织活动都会叫上周玉玲,无论活动大小、地点多远,只要有一个女生参加,肯定就是周玉玲。终于有一个晚上,活动范围缩小到只有我们俩。我们搭伴儿跑到城墙根儿去看高跷队。

“嘿!真好玩儿。”我指着个踩了一米多高跷的小孩子。“功夫!怎么就楞掉不下来?”

“你缺不缺德?人家一个小孩子,你干嘛盼着他掉下来?”

“只要掉下来的不是你,我就不心疼。”我的嘴在女孩面前总跟擦了蜜似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这话是有意还是无意,说好听的已经成习惯了。此言一出,玉玲足足盯了我半分钟。

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偷偷拉住她的手。

也许是独在异乡的寂寞,亦或干脆就是欲望的渴求。在西安那几年我还真以为自己爱上了她,的确数年间我们出双入对,腻乎得厉害。从学校的同学老师到我们两家的父母,甚至自己都以为我们结婚是迟早的事。然而我有时也挺迷茫,徐光那小子交女朋友时如醉如痴,颠三倒四的感觉,我怎么就从未感受过?毕业后我们被分配到同一个单位时,同学们起着哄让我请客,我也傻乎乎地跟着高兴了许久。那年回家,我们又是一块儿走的。

西安回北京的路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五、六趟了。几乎能把沿途的车站名字背下来。那年头买火车票比入党还难,我整整排了五个多钟头的队,熬到窗口时,售票员听说是买学生票,愣从狗洞似的售票口里探出半张脸来瞪我“一”眼。

“唉!这可是咱们最后一次享受半价待遇了。”上车后,想起十几年的求学生涯终于逝去,我不禁感慨万千。

“你瞎操什么心?往后咱们出门连车票都不用买了。”玉玲收拾好东西,眼望向窗外,声音中尽是嘲讽。

“为什么?”

“你真忘啦?”她扭脸冲着我,眉头紧锁。“想什么呢你?咱们不是给分配到铁路建设公司了吗?”

“对了,对了!咱有免票哇!”我拍着脑门,刚才那份伤感烟儿似的升空了。“对呀,将来咱们走遍全国,凭张工作证就行了。我怎么忘了?”

“你当然记不住这种事儿。”玉玲闷哼一声。

“我傻!”

“谁说你傻了?我是说你记不住正事儿。”

“我肯定是老想着你,把别的事都忘了。”我凑过去想搂住她。

“得了把你,就你?”她一把推开我,脸长罗卜似的,冰凉清冷。

“又怎么了?我的姑奶奶!”好几年了,我知道她心眼小,一般也不爱招惹她。

“你呀,您满脑子都是咱班那帮女生。”玉玲的脸色在窗外排排杨树的映衬下,越发显得或明或暗。

“说什么那你?”我不名所以,咱没干什么呀?

“呵!我可瞧见了。你就看吧,在车站分手时,她们都用那种眼光看你。”玉玲撇着嘴,似乎班里的女同学都在我身后。

“哪种眼光?”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可这事儿能怪我吗?

“现在我在旁边看着你,你当然干不出什么了。将来到了工程公司,老跑外地施工,止不定你能干什么呢?你这人?难说。”

“我是谁呀?刘德华,周润发?大众情人?”我咬着嘴角的肉,有点忍无可忍,这女人不可理喻。

“你快了。”

“真抬举我,你都快成仙了。”

“你?”玉玲欲言又止,她可能没想到我会损她。

“我怎么了?你说。”我不依不饶,有句话差点从嘴里蹦出来。后来在监狱时,每回想起自己这二十来年的经历就颇感无奈。我真倒霉,头一次接触女人,就是被一位官宦人家的阔小姐诱奸,失去了童贞;向一个有夫之妇的军婚富婆献出爱情后,又失去了自由。中间就正经八百地交了一个女朋友,还是个性冷淡。可你说她性冷淡吧,居然也不是处女。这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少回拌嘴时我都想拿这事挤兑她,可终归没说出口,平时就更不好意思问了。

“算了算了。”玉玲终于决定放过我。“以后就准对我一个人好。”

“没问题,俺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无聊地揉揉眼睛,向乘务员买了两瓶啤酒。实际上我从上中专时就开始喝酒了。也不知道自己能喝多少,反正和同学们一块拼酒从来没醉过。于仁对我的评价是:不折不扣的酒色之徒!

“真贫!”玉玲恢复常态,就跟刚才的争吵从没发生过似的。“回北京就得到公司报到,你有什么打算?”

“歇两天就上班呗。”我的气还没顺过来。

“听说工程公司的人到处跑,去的地方还都挺惨的。”玉玲有些伤感。女人的情绪变化太快!神通广大的美国总统连个女实习生的心思都搞不透,咱更没戏了。玉玲刚才还在吃同学的醋,现在又为我们的前途忧虑了。也是,任何一位女人都希望生活安定,别有什么变故,男朋友吗最好永远在身边。

“我跟咱们单位的‘大猫儿’说说,我们是一对儿,把咱俩分到一个工号不就完啦。”我挺有把握。

“你面子好大吗?”玉玲不信。

“嘿嘿——”我喝口啤酒,女人懂什么?

“你乐什么?”

“笑一笑都不成?”我成心气她。

“我知道,你压根儿就没看得起我。我是傻,要不怎么看上你呢?”玉玲玉面含霜,泪光楚楚。

“又瞎说!”我惊讶得差点把酒瓶子扔喽。天哪!女人是不是都有半仙之体?“我是不想让你知道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你懂?”

“其实女人还是纯洁一点好。有些事就该男的去丢人。”瞅着她不名所以又气鼓鼓的样子,我干脆实话实说。“我是想,到时候弄我爸几瓶好酒送去,不就结了。”

“哼!”她的脸色逐渐缓和下来。“这套东西你是才从哪儿学来的?”

“还用学?上回借财院的场子踢告别赛,咱们学生会还给人家总务科长送了两箱饮料呢!现在社会就兴这个。”

回到北京自然要找徐光,他已经上一年多大专了。

“听说你老人家快成工人阶级了?”几年来,徐光的个子一点没长高。

“技术员!干部编制。”我当然不服气。“咱不卖苦力,就是卖苦力咱也身大力不亏。”

“去去去。”徐光就不爱听这类话题。“什么单位?到底干吗的?”

“施工,铁路工程。我他妈也不知道具体干什么。”

“那好哇!东南西北全让你玩儿遍了。”徐光很不屑。他没出过远门,在他眼里,外地除了几处书上公认的人间仙境,就都是穷乡僻壤,耗子不拉屎的地方。北京土著那种特有的优越感在他身上表现十足,徐光这小子甚至打心眼里认为外地人都是吃棒子面长大的饥民。

“听说,下个月就得去四川施工。好地方!”我想起出差就兴奋难耐。“走。”我拉起他,咱有义务让他开开眼,告诉这小子外地比北京强多了。

“干嘛去?”

“喝两口,就手见见你家嫂子。”我拽起他往外拖。“你们啥时候分配?”在路上,我问徐光。

“有政策啦,以后我们学校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管分配。”

“什么意思?”

“叫他妈的双轨制,就是人多分不出去呗。”

“剩下的呢?”我死活没想到徐光大专毕业后会为找工作发愁。

“物竞天择,自己找地方呗。”徐光咂咂嘴。“现在有本事就上清华、北大,要不就老老实实地跟你似的考个中专了事。就他妈我们这帮夹在中间的大专是傻×。”

“少操点心,你小子将来不会混得太差的,没准我还得求你呢。”我抬手拍拍他。

果然,上班的第二个月我就和玉玲一块儿给分配到川北工地。路过秦岭时,窗外黑漆漆的,只能听到“轰隆轰隆”列车穿越山洞的声音。哥们儿白熬一夜,狗屁也没看见。

川北工程开工一年多了,工地的人也换了两三茬儿。基地就在小县城东边几百米的地方。

初来乍到,下了长途车,大吸了几口气,山区的空气真新鲜,我想喊两嗓子。来接站的徐姐就跟见着亲人似的把我们接到基地。房间和床早给我们准备好了。和我住一个房间的是一位吊车司机,徐姐说他明天才回来。

“听说你们俩是刚毕业的?”徐姐挺胖,嗓门也大。

“刚分来的,您还得多照顾照顾。”我忙着自我介绍。

“你们多深的文化!过几年大姐还得指望你们照顾呢。嘿?”徐姐偷偷拍了我一下。“你们俩是一对儿吧?”

“瞧您说的。您来工地多久了?”我赶紧转移话题。北京大姐念起两口子的经来,准没完。

“都四个月啦!咱没能耐,儿子上高中,出外地施工不是能多挣点补助吗?”

“工地上的活儿累不累?”

“不累,现在北京人都学奸了。苦活儿累活儿全是外地人干,哪象我们年轻的时候。你们都是知识分子还能让你们干苦活儿?”徐姐整个一无线电,一句话能招出一堆。“那你们先休息,队长他们明天才回来呐。”徐姐终于要打住了。“对了,可别乱跑,这儿的人说话都‘袅袅’的,乱跑再丢喽?”

吃过晚饭,我便拉着玉玲去逛街了。北京来的同志会丢喽?

小县城很近,抄近路,穿过一条泥泞的小路就到了。这一带的植被太茂盛,小路三天没人走就会找不到,即使如此腿下还是象跟着几条小狗似的,“拨楞拨楞”直绊脚。傍晚的天空色彩明艳,落日象熟透了的小橘子,而远山则幻成漆黑的阴影。暗红色的天宇下,小县城影影绰绰,星星点点的灯火指引着街道的走向,阴冷的风从山里吹过来。玉玲不自觉地抓住我的手。

“怎么了?”我问。

“有点冷。”玉玲哆哆嗦嗦地让我把外衣给她披上。“哎,我怎么心里不塌实?好象这地方不吉利。”玉玲茫然地望着小县城,越走越慢,越走越没有勇气。黑漆漆的小城如罩着妖气的巨兽,而那无数闪动的灯光正是怪兽口中泛着磷光的巨齿。玉玲毛骨悚然的不想走了。

“咱俩身上加在一块儿也没有五十块钱,抢就给他,怕什么?你刚离开大城市,有点不习惯。”我大大咧咧挺坦然。事后证明玉玲的感觉最终是对的。不听老人言和不听女人言都得吃亏。老人凭一辈子经验,女人凭天生的直觉。

县城很小,横穿过来也没有一公里。唯一的百货商场早关门了,街道两边全是小吃摊儿。汤圆、麻辣烫、酒糟、担担面,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一袋袋的大烟壳(呆了几个月我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街上没有路灯,每个摊儿上都点支小灯泡,可怜呐!萤火虫的屁股就那么点儿亮。路上特别脏,泥汤四溢,泔水横流。没走多一会儿,我的皮鞋就成了泥坨子。在川北很久,我从没在地摊儿上吃过东西。因为我从未搞明白,他们洗碗的水是哪来的,或者根本就不洗,抹布擦擦了事。

“回基地吧,太脏了。”玉玲早就忍不住了。

“从那条路上绕回去,那边好象清静点。”我领着玉玲躲躲闪闪,一蹦一跳地拐到另一条路上。这条路人少,黑乎乎的,挺渗得慌。

没走多远,我就听见“刺咣刺咣”的声音从街的另一头传过来。“好象是敲破锣的声儿?”我问玉玲。玉玲摇摇头,也说不上来,我们循声而去。

街口是片几百米见方的小广场,好几十个大姑娘小伙子正在广场上跳舞呢。“刺咣”声是从一台俩喇叭录音机里传出来的。由于声音放得太大,喇叭都劈了。广场四周拉着绳,几支二百瓦的大灯泡吊在四角,可广场中央光线依然很暗。舞者们狂舞猛跳,远远望去,人影婆娑,煞是热闹。

“你瞧,他们都穿着球鞋呢。”玉玲捂着嘴乐。

我眯着眼仔细看,果然见垫着灰的土地上,一双双绿球鞋扭来跳去,地面就跟起了片雾似的。

“真够玩儿命的!”我笑着挽起玉玲。“想不想跟我跳一个?”

“得了吧你。”玉玲甩开我。“看看,那正有四川妹子盯着你呢,请人家吧你。”

我果然发现,人群里有位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斜着眼瞅自己。看见我发现了她,赶紧把脸扭过去。“大小姐的眼真毒!人家是对外地人好奇。你在北京不是也老瞅外国人吗?”

“没关系,你请她跳呗,人家高兴着呐。”玉玲的嘴从不饶人。

“你受什么刺激了?还有完没有?街上看你的男人多了,我说过片汤儿话吗?”我快让玉玲气乐了。

“那是你心里没我,还说呢你?”玉玲不知哪来的醋劲。

“回基地,回基地行了吧!”我甩手便走,此时已被她气得牙根痒痒,四肢乏力。真想找个不会还手的家伙臭揍一顿。我一直以为,自己不会跟女孩子呕气。可玉玲要是气起人来,软硬不吃,生熟不管,拿她没招儿。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都没心思搭理她。倒是玉玲凑过来,“还生气呐?小心眼!得啦,刚才徐姐说,队长要见咱们。”

“你就是小方吧?”刚见面,队长就拉着我的手,非常亲切。听徐姐说,队长三十来岁,是外地留京的大学生,在单位没根儿,一直不太得志。

“队长您好!我就是方路。”

“对,公司前好几就来过电话,说你们俩这两天就到。你肯定就是小周。”他又指了指玉玲。“这鬼地方不怎么样吧?”

“还找不着北呢。”我从下车到现在就没搞清方向。

“呆几天就知道了。马瘦毛长,人穷志短。在苦地方锻炼锻炼、见识一下也没坏处。这样吧。”队长坐在办公桌后头,破桌子漆皮爆裂,已分不出颜色了,卖给收破烂儿的保证值不了五块钱。“小周呢,是学统计的,先帮着管管库房,收发材料什么的,没事的时候,就帮徐姐打打下手。她岁数大了,挺不容易。”看样子,队长还是个热心肠。“小方是小伙子,帮着跑跑基地和工地的联系,有时在山里步话机不管用。另外往多跑几趟工地,熟悉熟悉业务,多学点本事。这回你们是实习来了,再开工号儿你们就是工地的骨干。对了,没事帮着采购一下材料。”说着,队长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年轻人都学着点儿。那没意见就这么办?”

“听说公司在这儿有好几十号人呢,都在基地?”我发现基地没几个人。

“铁路沿线还有四、五个点呢。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队长苦笑一下。“工地的活儿不多,也用不着你们干,就是得多长几个心眼儿。呆会儿跟大家伙认识一下。刚毕业,过上两、三月就什么都明白了。”我和玉玲正准备出去,队长又把我们喊了回来。“等等,还得提醒你们一句,特别是小方得注意。”

“您说。”我挺奇怪。

“千万别跟当地人打架,年轻人火力壮,可得留点神。”

“您放心吧。”我笑了,这种事轮不上咱。

“别嫌我贫,多说两句好。你别看这帮四川人都跟小地拍子似的,全是属马蜂的,惹一个能窜出一大窝来。咱们是外来的和尚,惹不起。”队长的表情非常严肃。“离家几千里都不容易。”

实际上,刚才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就和大伙见过面了。只是人和名字还对不上号。印象最深的便是同屋的周胖子。这家伙连一米七都没有却足有二百多斤,双手将将摸着肚脐眼,脖子和脑袋一边顸,小寸头还剔得楞青,要不是有两个耳朵,从后面看就跟顶着个肉蛋似的。

“兄弟,喝不喝酒?”周胖子看见我就走过来拍我肩膀。幸亏我还没吃完,坐着呢,否则他还真拍不着。

“将就着喝。”

“好、好,又一个战士。”周胖子倍儿高兴,他指着另外几个三十来岁同事。“你瞧这帮人,就知道穷攒钱。”

“胖子,我们可是老婆年轻孩子小,谁跟你比得了?”有同事大声说。

“他呢?”周胖子指着司机小张。

“我他妈又招你了?”小张推了他一下,可没推动。

“一帮穷人!喝酒能把人喝穷喽?人民政府是允许你们娶俩媳妇还是能生俩孩子?那俩钱还不够。”

“去,去。”徐姐给了他一巴掌。“瞎掰吃什么你?人家小方的女朋友还在这儿呢。”

“哎呦!我真对不起你,兄弟。”周胖子拉着我,一脸苦相。

“怎么了?”我张着嘴,给他弄得莫名其妙。

“我刚才还想,咱们工号好不容易来了个这么漂亮的女同事,咱不能让人家寂寞了,得追呀。我哪知道——”周胖子摇头晃脑,特别可笑。“你得原谅我,真的。”

玉玲已被他逗得笑完了腰。

“没事,思想问题可以原谅。”我笑着说。

“不行。”周胖子表演欲极强。“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得谢罪。”

“胖子,你少喝点行不行,明儿队长又骂你。”徐姐转向我。“他就是跟你同屋的吊车司机,贫着呐!”

“得了,得了,我请你吧。”我对这活宝很有好感。

“那怎么说,我得给你接风,别让妹妹说川北工号没一个懂事的。”周胖子又冲玉笑笑。“妹妹,晚上让我们哥俩儿喝一顿。”

“我不管他。”玉玲终于不再笑了。她的确没管过我喝酒,反正我也喝不多。

当天晚上,周胖子真弄来一大堆鸡爪子、煮花生、麻辣香干。

“你的耳朵是怎么回事?”其实在早上,我就发现周胖子的右耳很奇怪,妈妈沟没槽儿,整个就是一块软骨,看起来又厚又硬。

“在摔跤垫子上磨的。好玩儿吧?”

“练过?”瞧他这一身赘肉,我不太信。

“他?”此时队长和司机小张走进来,小张指着胖子。“人家是全国亚军呐,岁数不行了,才来咱们公司混饭吃。”

“不地道啊,当着新同事的面揭我的短?”周胖子看来跟谁都贫嘴滑舌。

“又喝?明天还上不上工地?”队长虎着脸。

“哎!队长,咱得说清楚啦,我这可不是自己偷着喝。人家小方大老远从北京来支援咱们工号,队里穷请不起,我给人家接接风还不行?”周胖子的嘴不仅贫,还挺刁。后来我发现,运动员出身的都话蜜。

“你找茬喝酒,还成了我们不仁义了?”队长气得哭笑不得。

“我可没说队里不好,这不也请您喝吗?”说着,周胖子给队长也满了一杯酒。

“我也是闲的,没事在屋里坐着好不好?碰上这么个刁民!”队长苦笑着被周胖子强行按下。“得,今天这顿酒,队里出钱。下不为例。”队长端起酒杯。“可有一样,你小子别给小方灌多了,人家刚毕业——”说着,队长向女工宿舍扬了扬下巴。

“您放心,咱心里有数。”周胖子举起酒杯。“干!”

那天我喝了将近一斤白酒,脑袋微微有点沉,周胖子却已四仰八叉地倒在床上耳朵的事迹来回念叨了三十多遍。

“好!”队长没喝多少。“下回请甲方吃饭,你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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