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信守义，可为“人豪”
原典
信可以使守约。
意译
诚实无妄，可以使人们信守约定。
修身智慧
黄石公对于“信”的强调十分重视，并且，他也认为“信”具有“一异”，即统一不同意见的功能。他同时认为，只有守信的人，才能被称为豪杰，才会受人尊重。可见，君子重信才能维系人心。
《管子·枢言》曾写道：“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这一美德伴随着一代代的中国人走过沧海桑田，经历雪霜磨砺，最终沉淀为民族的精髓。离开了“信”，人就无法立足于世。同时，“信”也是社会得以正常发展的根基，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一个社会之能成立，全靠其中的分子的互助。各分子要互助，须先能互信。”冯友兰曾说：“从个人成功的观点看，有信亦是个人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个人说话，向来当话，向来不欺人，他说要赴一约会，到时一定到。他说要还一笔账，到时一定还。如果如此，社会上的人一定都愿意同他来往、共事。这就是他做事成功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显然，在冯友兰先生看来，信是无形的财富，是巨大的资本。一个人坚持走正直诚信的道路，必定能实现良好的愿景。
自古至今，父母在教育儿女的时候，都非常注重对子女进行诚信方面的教育。大家都熟知的曾子教育儿子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曾子是孔子的学生。有一次，曾子的妻子准备去赶集，由于孩子哭闹不已，曾子的妻子许诺孩子回来后杀猪给他吃。曾子的妻子从集市上回来后，曾子便捉猪来杀，妻子阻止说：“我不过是跟孩子闹着玩的。”曾子说：“和孩子是不可说着玩的。小孩子不懂事，凡事跟着父母学，听父母的教导。现在你哄骗他，就是教孩子骗人啊。”于是曾子把猪杀了。曾子深深懂得，诚实守信、说话算话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若失言不杀猪，那么家中的猪是保住了，却在一个纯洁的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
有关诚信的故事，除了曾子教子，我国古代历史上还有很多鲜活的例子。皇甫绩守信求责的故事堪称其中的代表。
皇甫绩是隋朝一位很有名的大臣。他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难以维持家里的生活，就把他带到外婆家居住。外公见皇甫绩聪明伶俐，又没了父亲，挺可怜的，因此格外疼爱他。
皇甫绩的外公叫韦孝宽，韦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大户人家，家里很富裕。由于家里上学的孩子多，外公就请了个教书先生在自家给孩子们授课，也就是办了个私塾。这样一来，皇甫绩和表兄弟们都在自家的学堂上学。外公虽然心地善良，但也是个管教严厉的老人，尤其是对他的孙辈们。私塾开学的时候，外公就立下规矩，谁要是无故不完成作业，就按照家法重打二十大板。
有一天，上午上完课后，皇甫绩和他的几个表兄躲在一个已经废弃的小屋子里下棋。一贪玩，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上课的时间。大家都忘记做老师上午留的作业。第二天，这件事被外公知道了，他把几个孙子叫到书房里，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然后按照规矩，每人重打了二十大板。
外公看皇甫绩年龄最小，平时又很乖巧，再加上没有了父亲，就不忍心打他。于是，就把他叫到一边，慈祥地对他说：“你还小，这次我就不罚你了。但是以后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不做功课，不学好本领，将来怎么能成大事？”
皇甫绩平时和表兄们相处得很好，小哥哥们都很爱护他。看到小皇甫绩没有被罚，心里都很高兴。可是，小皇甫绩心里很难过，他想：我和哥哥们犯了一样的错误，耽误了功课。外公没有责罚我，这是心疼我。可是我不能放纵自己，应该按照先前所定的规矩，重打二十大板。于是，皇甫绩就找到表兄们，求他们代外公责打自己二十大板。表兄们一听，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皇甫绩一本正经地说：“这是私塾里的规矩，我们都向外公保证过触犯规矩甘愿受罚，不然的话就不遵守诺言。你们都按规矩受罚了，我也不能例外。”表兄们都被皇甫绩这种信守学堂规矩、诚心改过的精神感动了，于是，拿出戒尺打了皇甫绩二十大板。
后来，皇甫绩在朝廷里做了大官，但是这种从小养成的信守诺言、勇于承认错误的品德一直没有丢，这使得他在文武百官中也享有很高的声望。
讲信用，守信义，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人历来对这一品质都推崇备至，所以黄石公才将“信可以使守约”作为“人豪”的标准。
诚信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他体现了对人的尊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如果你想让对方信服，最好的办法是以诚信打动他，而不是以武力征服他。因为靠武力征服的东西，都是暂时的，而靠诚信感动人则是永恒的。
以诚育物，赤诚待人
原典
乐莫乐于好善，神莫神于至诚。
意译
乐善好施，这是最快乐的态度；至诚至性，这是最神圣的态度。
修身智慧
“神莫神于至诚”，真诚乃最明智的处世之道。因为情感是人们沟通、交流的桥梁。饱含真情的语言则是唤起情感的一种最具感召力的武器。运用真情流露的言语策略，可以顺利地使双方产生情感共鸣，关系融洽，形成良好的交际氛围，可以有力地推动人们将某种行为动机付诸实施，并做出积极的反应。
人贵以真，更贵以诚。如果把真诚的思想和感情直接表达和抒发出来，接受的一方通常也会动以真心，施以诚意。开诚布公法就是利用人们这种宝贵的“真诚”来发挥作用的。这就是说话的方中带圆，圆中有方。
只有实实在在、诚心诚意对待他人，才能获取他人真心实意的帮助与支持，才能达成预期的目标。真实、笃诚和真情是说实话时必须注意的三要素，以真实、笃诚为铺垫、为基础，以真情动人，以真情感人，才能达到打动人心的目的。
南怀瑾先生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诚能通神，诚能感物。宋、明诸大儒，多终生究此一字。子思著《中庸》更以‘诚’与天地参。”南先生此言不假。如三国诸葛亮，为服孟获，对其七擒七纵，以至诚打动孟获；又如三国东吴的孙策，他用人时，讲究“赤诚待人”，他对太史慈就是一例。
汉献帝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孙策发兵袭击太史慈，太史慈兵败，被孙策俘虏。孙策知道太史慈是贤能之人，因此并未计较三年前双方在神亭一仗自己被他打败的耻辱，而是亲自为太史慈解去绳缚，执手慰问，并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求贤心情：“今日幸得君，愿与足下共图大事。久闻卿有烈义，为解孔融之危，冒死求救于刘备，深为敬佩。卿诚为天下志士也。但投靠未得其人，我愿做足下知己，请不要担心在我处不如意。”
孙策以诚相待太史慈，倾吐肺腑之言，然后任命他为帐下都督，在收兵班师时，又让太史慈充当先导。这样一番感情攻势之后，太史慈终于被孙策的诚心打动，答应在孙策帐下效力。
当时，刺史刘繇病死豫章，所部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对孙策来说是一个绝好时机，若能争取到这些人马，那自己的实力将会迅速增强。那么究竟该让谁去完成这项任务呢？由于刘繇生前与太史慈是好友，因此孙策决定派太史慈前去。太史慈见孙策如此信任自己，决心不辜负其所托，前去豫章招安，并说：“慈有不赦之罪，将军量同桓、文（指齐桓公、晋文公），当尽死心报德。今并息兵，兵不宜多，将数十人足矣。”同时约定两月之内一定回来，之后整理行装，打点人马而去。
孙策在任用人才上可谓相当有远见卓识，常人都料定太史慈此去肯定不会回来，结果只能是自己又多了一个敌人。而孙策力排众议，他首先了解太史慈的为人，认定他是“义虽气勇有胆烈，然非纵横之人”，是内心“秉道义，重言诺”之人；其次，他知道以自己的情感攻势作用于这样的人，必能以诚换诚，得到太史慈的忠心。
果然不出孙策所料，太史慈按期返回，不辱使命，安抚了刘繇的部下，充实了孙策的军力。孙策也因此更加重用太史慈，视其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与之共谋大业。
孙策的行动正应了《中庸》所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以诚育物，则万物兴盛；以之取人，则人人尽其精诚、倾其智力来辅佐。与别人交往时以心换心，才有可能打动人。
恪守原则，坚持以信为本
原典
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
意译
义，即人所遵循的与事理相适宜的原则。义要求人奖赏善行、惩罚恶行，以此建功立业。
修身智慧
提到“义”，人们想到的更多是“锄强扶弱”、“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实，并不是只有为“侠”者才有“义”。《素书》说：“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可见，“义”是“恪守原则”，是坚持正确的事，无论外界评价如何，都能勇敢地实践。有时在一件小事上坚持原则同样有意义，如许衡再渴也不食无主之梨，正如他自己所言，梨虽无主，但人心有主。这人心之主便是“义”的约束，对原则的坚持。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和无赖无异。人只有时时检讨自己的行为，给自己锻造身心的曲规，才能在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得到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从而提高自我。
当年赵概与欧阳修同在馆阁任职。因赵概性情敦厚持重，沉默寡言，故欧阳修看不起他。后来欧阳修的外甥女与人淫乱，忌恨欧阳修的人借题发挥，以此事来诬蔑他。皇帝震怒，没人敢为欧阳修辩护，只有赵概为欧阳修上书，说：“欧阳修因文才出众才成为皇上的近臣，皇上不能随便听信谗言，轻易诬蔑他。”有人问赵概：“你不是与欧阳修有嫌隙吗？”赵概说：“以私废公，我不能做这种事。”可惜最终皇帝并没有听赵概的话，欧阳修仍旧被贬官滁州。
不能以私废公，是赵概的处世之道。这一原则不因身份地位、利益关系改变。赵概后来执掌苏州，接着又辞官守丧，守丧期满后，被授职翰林学士。他再次上书，要求先为欧阳修恢复官职。虽然他的请求依然没有被朝廷采纳，但当时的人们都非常赞赏他。他的人格魅力也换来了欧阳修的尊重。欧阳修从此以后对赵概佩服有加，与其结成莫逆之交。
恪守原则是诚信的基本要求，是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因素。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在关键时候是否坚持原则，常常是判断某人道德水准的重要依据。只有那些肯于坚持原则的人，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否则朋友不愿与他共处，同侪不愿与他共事。师长如果没有原则，是非不明，则令学生无所依循；父母如果没有原则，赏罚不分，则令儿女无以学习；居上位的人，如果没有原则，朝令夕改，则下属无所适从。
对于我们来说，不管做人处世还是为政，“信”都是关键所在。一个人失去了信用，就失去了做人的基础，长此以往，别人对其只会敬而远之。
相反，有些人自以为聪明，不讲原则，专门使用狡诈欺蒙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其实，这种伎俩是行不通的，或早或迟，总有骗局被揭穿、真相大白的一天，到时候骗人者轻则声名狼藉、众叛亲离；重则无法在社会立足，并受到法律的制裁，正如《红楼梦》中所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唐朝元和年间，东都留守名叫吕元应。他酷爱下棋，养有一批下棋的食客。吕元应与食客下棋，谁如果赢了他一盘，出入可配备车马；如果赢两盘，可携儿带女来门下投宿就食。
有一日，吕元应在庭院的石桌旁与食客下棋。激战犹酣之际，卫士送来一叠公文，要吕留守立即处理。吕元应便拿起笔准备批复。下棋的食客见他低头批文，认为不会注意棋局，迅速地偷换了一子。哪知，食客的这个小动作，吕元应看得一清二楚。他批复完文件后，不动声色地继续与食客下棋，食客最后胜了这盘棋。食客回到住房后，心里一阵欢喜，企望着吕留守提高自己的待遇。
第二天，吕元应携来许多礼品，请这位食客另投门第。其他食客不明其中缘由，很是诧异。十几年之后，吕留守处于弥留之际，他把儿子、侄子叫到身边，谈起那次下棋的事，说：“他偷换了一个棋子，我倒不介意，但由此可见他心迹卑下，不可深交。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交朋友要慎重。”
棋品即人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不守信用的行为，看似小事，却会为我们的品格印上很大的污点，成为阻碍我们人生发展的隐患。
在黄石公看来，精诚是最神奇的处世之道。《易经》上也说：“诚可通天。”诚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一个人没有信用，就没有人相信，不被人相信的人，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干不出什么大事情。
韩非子说：“巧诈不如拙诚。”巧诈的行为虽然可能图得暂时的利益，可是一旦被人识破，换来的就是别人怀疑的眼光。以近乎愚笨的方式来坚持原则，一时间或许他人无法感受到你的诚意，但经过长久的相处，必能获得他人的信赖。
失去信义就会失去人心
原典
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
意译
诚实守信可以令异议统一，行事正直公正可以得到众人的拥戴。
修身智慧
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天下的前提是得民心。其实，“得民心”的方法有很多，但唯有“信”“义”才可令人心悦诚服。故而《素书》强调了驭人之术中的几项重要因素：“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
《论语·子张》中有言：“君子信，则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君子要先得到百姓的信任，然后再去役使他们，否则他们会以为你是有意虐待他们。当年商鞅正是以“城门立木”赢得了民众信赖，此后秦国的改革才得以顺利进行。“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信守承诺的人，会赢得众人的信赖。因此古之能成大事大业者，大多以信布于天下。如果把说出的话当儿戏，说了不做，言出不行，则会失去他人对自己的信任，个人形象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周公旦才会在周成王“桐叶封弟”时说：“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意思是说：君王的言行举止不应有过失，不应有开玩笑的话，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而周成王也因这番话，直到他死去那一天都“不敢有戏言，言必行之”。
“信”是得人心的第一环，于此基础上再能做到“义”，就可大得人心，得人支持和拥护。这里的“义”是“正直”。正直的人没有虚假的忠诚。他们无所畏惧也无所隐瞒。正直凝聚着个人全部的人格力量，助长人的内在自足精神。
坚持维护正直原则才能让自己的事业在良性轨道上有条不紊地发展。为此，想要获得众人拥戴，就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不信谗言。孔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即不要因暗中传播的谗言，切身受到的诽谤而影响自己的生活，也不要盲目传播未经证实的传言。
二是严于责己。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自己勇于承担责任，就会增加言语活动的空间，加大话语的影响力。
三是真诚相见。要使别人信任自己，自己首先要信任别人。要待人以诚，与人为善。如果花言巧语，伪装和善，就无法取信于人。
四是重调查，不盲从。未经调查，人云亦云，正义和正直就不存在。
五是不喜奉迎。拍马奉迎并不是真正的忠诚。只有用勤奋工作和出色业绩来支持领导工作的人，才能加以赞赏。主动拒绝谄媚之人，自然便会将正直的人才吸引到身边。
六是爱憎分明。坚持原则，明辨是非，赏罚分明，这是正直无私的表现，也是树立领导威信的基础。
信可以一异，义可以得众。有了信义为依托，人便越来越可靠，就会赢得他人的信任，其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如果失去了信义，就会渐失人心，其影响力自然也会减弱。
坚守岗位，敬业就是诚信
原典
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
意译
坚守职责而不废弛，恪守道义而不改初衷。
修身智慧
什么是杰出人才？黄石公说，杰出的人才能够做到“守职而不废”，即无论职务大小、岗位高低，都能做到忠于职守，尽职尽责，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善始善终。黄石公的守职不废亦是中国历代圣贤所提倡的工作态度，如果用孔子的话说，就是要用“尽善尽美”的态度来工作。
尽善尽美一词源于《伦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不仅擅长思想教育，同时还精通音律。他曾经听春秋时的著名乐师师襄弹古琴，根据音律就说出那是歌颂文王的乐曲，后来师襄告诉他那确实就是《文王操》。《论语》也记载了孔子在听了韶乐以后“三月不知肉味”。韶乐是周文王的音乐，而孔子最敬佩文王的人格与品性，他认为文王的品行所打造出来的韶乐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
尽善尽美体现在工作中就是敬业，并为此付出全身心的努力。毫不保留，有多少力出多少力，这就是诚信的表现。“追求尽善尽美”很值得我们每个人作为格言，如果每个人都能用这句格言来要求自己，那么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更加趋向完美。同时，这也是职业对我们每个人的诉求，你不敬业，职业也不会回馈于你。
不论你的工作报酬是高是低，都应该保持这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一名杰出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平庸的工匠，应该带着热情和信心去工作，在工作中享受由专注、创造所带来的深深的喜悦。虽然人类永远不能做到完美无缺，但是在我们不断增强自己的力量、不断提升自己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要求的标准也会越来越高，我们也会因此离完美越来越近。做人要尽善，做事当然也应竭尽所能，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尽善尽美。
其实，做事也就是在做人。对工作抱着尽善尽美的标准其实也是为了你长久的职业生涯。一个人能做到让自己尽善，让工作尽美，便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了。
也许你不能选择工作，但是你绝对可以选择让自己“敬业”或者“随便”。敬业，是做什么就像什么，是一种工作态度，是一种责任，更是人生命中的一种道德追求，也就是《素书》所提倡的“守职不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将平凡事做到极致可以使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当你在为公司工作时，无论老板把你安排在哪个位置上，都不要轻视自己的工作，都要担负起工作的责任来。那些在工作中推三阻四，寻找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的人，即使工作一辈子也不会有出色的业绩。他们不知道用敬业的态度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他们不知道自身的能力只有通过兢兢业业的工作才能得以完美展现。
小芳是一家公司新来的秘书，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撰写、打印各类文件材料。在很多人看来，小芳的工作显得单调而乏味。但小芳并不这么认为，她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思，她说：“检验工作的唯一标准是你做得好不好，是否已经尽职尽责，而不是别的。”
小芳每天做着这些琐碎的工作，时间一长，细心的她发现公司的文件存在很多的问题，甚至公司在经营运作上也有不可忽视的问题。于是，每天她除了完成本职的工作外，还认真搜集一些资料，包括那些过期的材料。她把搜集到的资料整理分类，还查询了很多经营方面的书籍并进行认真分析，写出建议。后来，她把做好的分析结果、建议及有关资料一并交给老板。老板起初也没在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才读到小芳的那份建议。这一看让老板大吃一惊：这个年轻的新秘书，居然有这样缜密的头脑，而且分析得细致入微，有理有据。老板决定采纳小芳所提的多条建议。从此，老板开始对小芳另眼相看，并逐渐委以重任。
一个人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要战胜困难，就必须要有敬业精神。敬业精神是强者之所以成为强者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由弱者到强者应该具备的职业素质。如果你在工作上敬业，并且把敬业变成一种习惯，你会一辈子从中受益。
敬业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种实际行动。当把敬业变成一种职业习惯时就会发现，我们不但可以从中学到许多知识，积累许多经验，还能从全心全意、尽职尽责投入工作的过程中得到快乐。
言出必行，就是领导之信
原典
上无常操，下多疑心。
意译
领导言行不一，反复无常，则属下必心生疑虑。
修身智慧
马基雅唯利说：“一个君主如果被人认为变幻无常、轻率浅薄就会受到轻视。”换作黄石公的话说，就是：“上无常操，下多疑心。”为官之道以沉稳为先，决策政令不可冲动，而一旦作出决定就必须言出必行，稳定自己的立场。
唐初，大理寺是全国的最高法院，审判来自各地的犯法案件。大理寺不仅有审批权，而且还有否决权，有权驳回审判不当的案件。它的职责是重大的，唐太宗从慎刑的原则出发，确立了“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的标准。
贞观元年，唐太宗任命戴胄为大理寺少卿。当时朝廷急需人才，个别士人为了求个官职，不免弄虚作假，谎称“高学历”。后来有一人的身份被识破，唐太宗于是下了一道“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的圣旨。但还是有人顶风作案。应选的柳雄隐瞒了伪造的资历，事后被查获，按照皇上旨意要处死柳雄，但是“明习律令”的戴胄据法断为流放。
唐太宗质问戴胄说：“联已下过不自首则处死刑的敕令，你戴胄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断为流放，是想让天下人知道我言而无信吗？”戴胄反驳说：陛下有至高无上的大权，但既然此案已经交付法司审理，我们就要忠于法律，“臣不敢亏法”。当时《唐律》尚未颁布，依据《武德律》的诈伪律条文来量刑，只能判处徒刑，流放已经是看在“严打”的面子上重判了，断不到判处死刑的地步。“不首者罪至于死”，显然是唐太宗盛怒之下的旨意，不符成文法的规定。戴胄说君主要立信，国法也要立信，而且国法比圣旨的立信更重要，是“立大信”，于是他谈了立法与立信的关系。国家立法的目的在于司法，这样才能取信于天下，君主切不可以一时的感情冲动之言，取代国法；否则就失“大信”。
余怒未消的唐太宗还想拿“取信于民”说事，但是听到戴胄一番“小信”与“大信”的言论，也很快意识到自己是一时冲动。虽然已经亮出了君命一言九鼎的底牌，但是他还是收回成命，以法断流。
对领导者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自己权力和威信的动摇。这件事情发生在唐太宗上任之初，他还在树立威信的时候。戴胄坚持和他唱对台戏，一般人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唐太宗接受了正确的建议，这样不仅没有抹杀他的威信，反而让其他人看到了他诚心纳谏的行动，鼓励了更多人提出有价值的看法。
领导者的朝令夕改、出尔反尔是最大的不守信。此外，领导者若是三令五申，也属于无信，而且还会暴露其无能，因此领导者要慎重于“言”。只有慎“言”、贵“言”才能树立起自身的权威，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彰显领袖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