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她试着写一封“简短”的邮件，把文章作为附件发给茅小姐。铅笔刺字的左手臂隐隐作痛，她决定请一天病假。摁“发送”键时，像把某种曾经熟悉的生活，发送到了外面漆黑的夜空里。“发送”那一刻很容易。那之后，却漫长。失重，不知于何处着地。如此半空中悠悠晃晃时，只有左手臂隐隐作痛，提醒着白天词语的袭击，提醒着一具身体的存在，那些曾于不同时刻躺在身旁的熟悉身体，带着体温，此刻都一一在哪里游荡？
窗外，淡蓝与大红的霓虹灯交错显示，那一排排壮观字母，皆是入驻写字楼的五百强大公司名称。因为夜色渐沉，一切开始变得虚实难辨。想起看完《美国精神病人》散场，他曾说喜欢电影中这段，那男主人公在纽约清晨中把每个毛孔洗干净准备去上班，对着镜子独白：
——Patrick Bateman是一个意象，抽象得很，并非真正的我，只是那么一个意象……非常模糊。尽管我可以掩藏冷酷，你与我握手时仍感觉到我有血有肉。你甚至会感到，我们的生活方式颇为相似。但其实，我非真我。
3.三条建议
小区是新的。这新，是拼凑的楼房、绿化带、伪欧洲风格围墙及入口拱门堆成的“新”。满小区，飘着一股浓浓的分期付款的咸味。一些并不宽裕的年轻人，豁出去，交了首付然后天天上班交月供。那咸味，是焦急的劳作汗水味。难免，楼道里的电梯四壁，包着外表破烂的塑料纸，以防装修和运家具时划伤。难免，会看到一个个废弃的建材垃圾堆，水泥堆，运装修材料的铁推车，每天一身白灰、疯狂打钻的装修工人成群结队。
如果不出门，所谓休病假在家，就是和一波接一波的电钻声、装修的敲打声搅拌在一起。如果看过开演前正装幕布、正布置舞台的剧院狼藉现场，大概再没有看戏的胃口了。明弓对自己说：瞧，自己真没点实验精神。
那就出门，但离市里太远，不如就在小区转转。绿化带里的树看上去都像童工，异地移植而来，一身的水土不服，瘦豆芽体型。老人带着皮肤生癣毛发不整的狗在遛弯。老人抱着小孩在问：乖孙子，你长大了要挣多少钱？会给奶奶买宝马吗？老人在童工一样的树与树之间舞木质假剑、打太极拳、双卡录音机放着《青藏高原》跳红绸布扇子舞……偶有几张年轻面孔，是带孩子的保姆，脸上表情显示这孩子绝对与己无关……明弓在小区里转着，那些遛狗的、抱孙子的、翻转红绸布扇子跳舞的老人们，也在好奇地瞟着她嘀咕：大白天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去正经上班？
其实离那一天也不远了。有人说，八〇后骏马申请了空缺位置。有人说，八〇后骏马帮她总结为“三不小姐”在民间流传：不加班，不参加中午聚餐，不主动写email。
回到家，依旧是电钻声敲击声，强悍如“公司”这东西，如茅小姐，如八〇后骏马，如“沟通”“客户”这些词。撩起左手衣袖，那里带着铅笔芯味道的暗红色星星点点。电视里的音乐频道，在采访Garbage乐队的女主唱。三十来岁的摇滚女主唱说，自己从前经常用刀割自己一把，并大喊救命，以缓解情绪。差不多十二三岁时，开始感觉到身体的存在，开始知道自己所拥有的和自己没有的，常常在靴子里放上尖锐的东西，压抑焦虑时就会割自己一把。直到接触到音乐，在舞台上释放。但想要伤害自己的念头仍旧在，几年前，在一场演出前因为和乐队闹别扭，她重新恢复了老习惯。
是谁，曾在年轻的靴子里放着尖锐的东西，有时割自己一把？
摇滚女主唱说，公开地谈论这些事，只是为了帮助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因为，她也曾看到，有的孩子用香烟头烧自己。
休假完毕，茅小姐找谈话，先说：“有些句子太长，学究气。文章总体写得还行，倒是出乎意料。知道为什么要四千字吗？越长，显得证据越确凿。”
明弓点头。
“试用期到了，谈谈转正的事，”茅小姐开始有点不自在，想了想，“可以考虑转正。虽然一个星期前，我不这么认为。但这段时间，发生了对手撤市这样的事，也缺人手。”
明弓点头，不知是因为同意前半句，还是后半句。想起前天休假在家，太阳落了，四周凉意一层盖在一层上，人，像只敲碎壳打开散了黄的蛋。是回了，回是为了什么，住在一个到处都在盖房子的巨型工地里？自己，千千万万的人之一，又如何成为良医去治好自己的病，进行一个巨型实验？
不由回过头去，想费城生活。那时每天和老鼠、基因作伴，它们一个个乖乖不说话。面对加样笔、细胞培养皿、离心机……也没人搭理你。身边那人很少打扰自己，他也是一个话不多的人，也不急于了解她的所有。她也一样。浮在这样的日子里，慢慢地，除了基本色调的孤单和寂静，慢慢生出一点点力量。那力量，居然是来自隔绝。听说，张爱玲死在加州的公寓里一个星期了才被人发现。明弓想，美国这地方，看来活生生就是为有“孤儿感”的家伙们准备的。一大张风景画，基本色调的孤单和寂静，以及由此生出的一点点力量，来自隔绝。
真是一段太简单的日子，以致“过敏性词语症”都少犯。直到“九·一一”。
Terrorist，恐怖分子，这个词在广播、电视、生活闲聊中一次次出现。是这个词，激起了好久不犯的病，让她想起自己本是一个“过敏性词语症”患者。《聊斋志异》里，那狐狸变成美女，虽与凡尘书生一起读书过夜，总还是不能脱了真身。只不过，比这过敏反应更泛滥如疫的是，原先深藏的恐惧，被一双大手从每个人心底生生翻出来，他们并不是过敏性词语症患者。除了上班，大家都不再出门。平日懒于做饭的明弓和身边那人，也像大伙儿一样乖乖回家，掌起了饭勺，因而更多的时间，他们在那间郊区大公寓里面对面相处。
这才发现，岁月有痕，身边那人的头发越来越少。一年前认识他时，头发至少有三倍。“九·一一”之后，每天待在家中没事，他都在数浴缸里自己掉落的头发，如同数着一颗颗逝去的象征着生命力的精子。数学职业病的他，寻找不同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头发掉得越厉害，他在金融公司上班赚的钱居然就越多。
有天他数完，轻叹一口气，撑着腰直起身：今天最多！二十三根。
他又对着厨房说：不如“结婚”吧！我有“绿卡”，你就有了“身份”。
三个词：结婚，绿卡，身份，在一句话里，撞翻了正端一盆蔬菜汤出来的“过敏性词语症”病人。一只入瓮的鸟，四周紧闭，光亮和空气全然消失。
那天尤其见鬼。因为久不犯病，因为一句话中三个词同时扑来，如三支箭同时穿心，那天反应高出平常，浑身揪紧，最后竟是一汪眼泪狂涌。食道里像有一条冬眠后苏醒的蛇，扭来扭去，拼命往外钻。她吐了一地，新铺的奶油色地毯上，一堆饭渍加几片鲜绿油菜叶。理性告诉她，这绝不是对眼前这人该有的反应，可身体是控制不住的。它存在，它就要表达。
如此一路眼泪狂涌时，闻到浓浓的腐烂味道，那画面是低着日渐荒芜的头顶，数着浴缸里的一根根头发，如一团漆黑夜里渐被掐灭的光亮。
他先是愣住了，接着不耐烦地摸头，越摸剩发，沮丧呈指数级上升，再不像往日那么耐心：“奇怪了，有病呀。那你自己给自己医吧。”
搞砸了。
面对一个搞砸了的摊子，明弓并没有太多自责。对于一直在“逃”的人，这场景并不出乎她的意料。对于一个藏身人群的“过敏性词语症”患者，露馅也是早晚的事。《聊斋志异》里，那些狐狸得付出更多才能藏在人堆里。她得储藏精力，在这人世继续隐匿地活着。
像已经过去了的八百来天一样，她回到实验室，和加样笔、细胞培养皿、离心机一起，老实待着。只是实验并不顺利，犹太人老板请她中午吃比萨，聊实验进展：“怎么样？今年的就算了，明年AHA（美国心脏学会）年会，能赶上口头汇报吗？搞不上这个，搞个poster也好呀。手上基金不多了，你得有点新结果出来。”
“AHA？赶不上哎，几个克隆片段还没准备好，上一批老鼠不知怎么的，九月初突然都死了。单是老鼠的骨髓移植，起码还要半年时间。”
“你，来这里多久了？”
“两年多。”时间真快，明弓想，这两年好像什么结果也没做出来，实验老鼠倒是死了好几批。
“两年？！哈，我要是你，判了那么多老鼠死刑，我还不如给自己一针，拿自己做实验动物算了。”犹太老板抽起桌上两块比萨，砰的一声移开椅子，走了。一整个本来三百六十度圆圆整整的比萨，现在张着九十度缺口，剩下四分之三。
明弓看着那九十度空白，起初看是“缺口”，越看到后来，倒越像是一张乐得合不拢的嘴。
真的，如果眼前已无穷逼近数字〇，一个一再证明与自己无关的世界，那还不如给自己一针，拿自己做一只实验动物算了呢。这个念头，让她有些兴奋起来——结婚、绿卡、身份三个词都不要，回国，拿自己做实验。第一个实验，就是自己给自己医好这病。她看着缺口的比萨笑了。
半小时后，犹太老板吃完比萨来找她：“对不起，亲爱的，这两天心情不好。上周NIH（国立卫生研究所）又拒了新申请，实验室没钱花。原谅我这中年危机的坏脾气！”
“嘿，我得谢谢你！你的话，倒启发了我。我决定回国，拿自己做一只实验动物。”
他问：“哦？！”
看着对方眼中的肯定，他摸了摸秃顶：“看来，我那歪眼睛导师还真是说对了，每个搞生物学的家伙，都是一个试图独立于这世界的疯子。只是，这年代搞生物学的，除了在实验室里鼓捣和在专业年会上演讲，剩下的还有什么？就像一位船长，在以为是海洋的水沟里，行使着最高指挥权。一旦船上了岸，他什么都不是了。”
明弓说：“至于我，哪里都一样。上了岸，无论在海洋或是水沟里。我呢，打算把自己当成一枚DNA探针，回去测试一趟火热的中国生活。虽然它并不属于我，但它是这个年代。再说，本来也就没哪里属于我，不是吗？就当是一组实验吧。实验者的意志，实验动物的意志，集于一身。怎么样，这想法？”
一枚DNA探针，必须是特异片段，长度一般为几百碱基对，是某一基因的全部或部分序列。用放射性同位素或荧光分子标记后，DNA探针遨游一片待检测序列的汪洋大海，只与互补片段结合。待它与待检测的DNA（或RNA）链按一种叫作“碱基互补”规则结合时，就会形成双链杂交分子，用像放射自显影这样的检测系统，就能检测出杂交反应结果。在检测实验里，它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酷，”他叫起来，“那，实验时间是？我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
“快则八年，慢则十年。如果我愿意，就回来告诉你。但为什么要知道结果呢？做实验的家伙们，也早该看透了。”
他咧开了嘴，大笑不止。
两个搞生物学的家伙，一老一少，一男一女，两个试图独立于这世界的疯子，就这么拥抱告别。越过老男人一年年耷拉下滑的肩膀，明弓看见实验室窗前的一棵火焰树，红得刺眼。这多生于亚热带的热情之树，居然已经在实验室窗前站了这么多年，从来没多看它一眼。第一次认识火焰树，还是学植物学时在北大校园里跟着导师，带着一种植物一种植物地认。想起那些植物，还是会想起那双有点苍老的关节嶙峋的手，右手有一截手指被硫酸烧伤过。
对身边那人说的是：九·一一了，爸妈担心我待在美国不安全，我回去陪他们。
有一半是真的，确实接了妈妈一个电话，就在三个词撞翻的那天晚上。行走在这世上每条生存的路途，都可能有撞翻的事在发生，生活在大洋另一边的父母也难免。只是家里的事不会跟他说。他俩似乎从没交流过彼此的忧愁。或者在他俩的共同地带里，已无所谓什么忧愁或是快乐了。他像往常一样尊重她的决定，只是小声说：你父母，反正退休不当老师了，其实也可以来美国。
所有与此相关的分别场面，没掉过一滴眼泪，倒是到了回国的那趟国际航班，看着不相干的陌生人，流下了近三年躲逃生涯里的第一滴泪。
从芝加哥转机，不用看登机牌，就能辨出哪个登机口回国。二十一世纪刚开始，仍旧能看见这样的情景，一副扁担挑着两个包袱，包袱是蓝条红条相间的蛇皮袋。或是，一对老夫妇，手里抱着一个孩子，三人衣服都是典型的县城百货商场商品，特别是一条裹着小孩的大毛巾，看上去上了年纪，洗过很多次而变得有些浆。老夫妇看小孩的表情，恨不能吞了，仿佛所有关注悬于眼前这一线。看着这些，明弓眼眶发热。更不用说，那些京片子、东北口音、河南口音……家长里短，这座儿与那座儿很快连接起来，亲热聊起来，更像一个大集体宿舍，一张腻人的人情大毯子盖过来。
登机吃过后，众人便裹着毯子，斜着钻入梦里。捧一本书睡不着的实在是少数。把往事留在身后以一千公里时速远去的北美大陆，她捧着《基本粒子》读：两个同父异母兄弟，一个生物学家，一个当教师，生物学家无性，教师浸淫情色……口味有点重，但重口味的往往都是真。她一杯接一杯喝红酒，三杯后渐渐高了，升入更高天空，慢慢连人世也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