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宿命就是要知道他或她来自何方，面对“超我之心”[1]画一条线，然后跨过去。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最复杂的难题之一——或许这正是美之所在——就是我们之中许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
“全球化作家”相对而言是个新概念。比如，过去我们一直会说，某人是斯里兰卡作家，或者英国作家，或者加拿大作家，当然还有美国作家。最近几年，有一位名叫迈克尔·奥达吉的作家，生于斯里兰卡，在英格兰接受教育，身为加拿大公民，写了一本关于一位非洲黑人爵士乐音乐家的小说。此人与我们常说的“国际混合型”就很吻合。
现在，我们越来越熟悉那种“多元化”民族性的感觉。我们此刻身处何方和曾经在哪儿生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作家应该、也可以承受在几个国家积累的经验之重——就像你口袋里装着沉重的砖头，依然可以游到对岸。我们不会被那么多连字符号连起来的那个概念搞得如堕雾里云中。我们可以是爱尔兰—阿根廷人，或者法国—澳大利亚人，或者中国—巴拉圭人，甚至可以是所有这些国家的一个“组合”。
然而，如果你是欧洲人，问题就出来了。欧洲作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他或者她是否生活在可以从容不迫地游走其间的山山水水，或者一段世所公认的历史之中？会不会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欧洲的声音”的东西使得选编一本集子合情合理？除了结构上纷繁复杂，欧洲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
谁都知道“欧洲”曾经是什么——这两个字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二十世纪藏尸所的大门——但是对今日之欧洲，我们就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说到欧洲，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伞，但这是一把即使不下雨，也要不可避免地拿着到处走的伞。我们有瑞典、土耳其、马其顿，有法国、德国、西班牙，有卢森堡、安道尔、梵蒂冈，还有加泰罗尼亚。有的欧洲组织，比如足球联合会，还囊括了哈萨克斯坦和以色列。（想想看，在萨拉热窝，以色列球员和哈萨克斯坦球员在足球锦标赛的场地交换球衣——也许只有卡夫卡能破解所有“人性代数”的难题。）我们还有爱尔兰、英格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和俄罗斯：漫长的战争，短暂的回忆。
让我们试着把所有这些国家都扔到工厂同一个认定“身份”的熔炉里。这看起来似乎不可能，但已然发生，而且在继续发生。“欧洲人”这个词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当然要继续下去。困难是——至少对于作家而言——要准确地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时候结束。
欧洲人身份认同的危机自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无论编造的还是切切实实存在的。早在1904年，利奥波德·布卢姆，一位爱尔兰——匈牙利犹太人，坐在都柏林小不列颠大街巴尼·凯尔南的酒馆里，沉思默想，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民族是“同样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后来，他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也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他是在议会上说这番话的，有人认为他捣乱，朝他脑袋扔了个饼干盒子。他的观点是，民族是一种关系密切又四处飘零的群体。一个民族当然不可能没有文学。由此推理，一种文学也不可能没有民族的特性。最简单地说，文学总是有其根源的。
围绕所谓民族的声音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学意味着什么？作家以何种方式代表一个国家？写作是一种没有国界的活动，还是我们可以追溯到某个封闭之地的行为？国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一个“文件名”，加之于某位作家的头上，摆在书架上，给迷惑不解的“图书管理员”带来方便？
也许“欧洲人”这个词恰恰因为其与生俱来的难以把握而作用愈大。由于难以准确定义，它就容纳了当代身份认定的不确定性。而身份拒绝以地域来限定。构成欧洲作家欧洲身份的因素之一是它的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们的身份混杂在一起，不乏矛盾，很不完整，甚至前后对立。历史不停地演变，再演变。正在使用的语言多达四十种。将近八亿人口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有多少词汇就有多少欧洲人。现实超过了定义。无论是谁，倘若想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部伟大的欧洲小说”上来，都没有意义，至少现在没有。而整个世界似乎都期待“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不管这种期待对还是不对。也许因为，迄今为止，对于“欧洲人”到底意味什么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
这个词的意思既可以扩展，又可以浓缩。它将自己吐出去的气又吸了回去。其结果是形成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有时候，欧洲将其“肺部”扩展开来，变成一块大陆。必要时，它又收缩回来，各自为政。“小”会拓殖为“大”，“大”也会反弹为“小”。所以贝克特是“欧洲的”，但也是爱尔兰的（他或许还是法国的）。丹尼洛·基斯是犹太人，又是塞尔维亚人，半个匈牙利人，曾经是南斯拉夫人，因而他是“欧洲的”。卡夫卡或许是他们之中最“欧洲”的作家。他的小说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持续不断的变化。
过去发生的事情确确实实萦绕在我们心头。在这块大陆年轻的艺术家眼里，正在进行着的对于身份认同的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就是丰富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素材。柏林墙的倒塌无论作为现实，还是隐喻，都不是偶然事故。整整一代人对1989年的动荡做出反响——这本集子的作家就证明了这一点。世界的即是地方的，我们可以用偷来的砖砌一堵墙。墙上的缝隙越来越大，有机会穿墙而过的光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阅读。这本集子的魅力之所在就是，它从最宽泛的意义告诉我们什么是“欧洲人”。我们的认知——比方说——以立陶宛为中心出发，跨越巴黎，跨越里斯本，继续向前，一直走到想象之中任何一个“彼岸”。
看起来健康的东西是——至少第一眼看上去，而且当然是按照二十世纪的标准——“欧洲人”这个字眼儿缺乏假定的民族之特性。至少现在看来，比“美洲人”或者“澳洲人”，甚至“非洲人”都少了许多民族主义的东西。欧洲有办法举行一场声浪愈高的大合唱。欧洲人可以很方便地从一个国家流动到另外一个国家以及他们使用的语言有诸多的共同点，都使得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皮氏培养皿”[2]。
这种说法会引起大多数欧洲人的愤怒，但是很可能，欧洲现在是美国的寻梦之地，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讲，比美国还“美国”。
当然，会有我们大家创造我们自己的民族性或者我们内在的民族性的时候。我自己这个“调色板”也是乱七八糟。我是一个持有两本护照的人。我想，我首先是个爱尔兰人，其次是纽约人，再其次是美国人。我的身上也有欧洲的血脉，虽然远了一点：我在欧共体资助修建的都柏林的公路旁边长大。叶芝说，我们自己内心的冲突，使我们创作了诗歌。他说得很对。倘若这样，我们和别人的冲突，创造了国家。推而广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又创造了我们自己。这本小说集就是由此出发，用一页页写满文字的纸，说明这一点。
科勒姆·麦卡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