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那刘焉谏议灵帝重置州牧，以增地方兵权，众官及十常侍皆纷纷附议，那灵帝自思亦是一条万全之策，恰待拟诏传檄全国，只见一人站出，大叫“不可”众人视之，乃是王允，时任御史之职。那王允乃名门大族，世代官居要职，自幼随父出入官场，及至弱冠出仕，与之结交者甚多，是时王允在朝上连说不可，灵帝便问缘由，那王允不紧不慢，说出一番道理来。
“陛下，周时武王分封诸侯，初时尚听周室王命，然幽王之乱，平王东迁后，遂成春秋、战国乱世，究其深因，皆因王室日衰，无权亦无力管辖矣，故而嬴秦一扫六国后，始称皇帝，统文字、齐金银、平度量衡、所有制度，皆以六数，以为集权，故而海内能称一统，然秦筑长城、修阿房、建甬道，严刑苛法，不恤民力，故而高祖起义，推暴秦而建汉，汉之分封，非刘姓而不王，以为血脉相承，可保汉室矣，然七王之乱，亦使天下震动，概而论之，皆分封之祸也，今陛下重置州牧，释兵权于地方，无疑于另类分封也，况兵者国之大事，岂能随意予地方州牧？若如此，则春秋战国之祸不远矣，望陛下善察之。”
灵帝听罢，亦觉有理，那刘焉反驳道：“王御史只知论，而不知战，浅见也，若论当下之兵事，臣以为当速战速决为上，如今黄巾贼为乱天下，遍布幽、冀、豫、徐，此四州皆乃重地，若不及时剿灭，待贼会师一处，西向洛，宛，则洛阳、长安危矣，届时人心不蛊，天下只知黄巾，而不知陛下也。”
那张让暗自听罢，觉得刘焉之见颇有道理，但见王允也不甘示弱，当下两人就在那朝堂上争论起来，乘乱之时，他便上前往灵帝耳旁底言几句，暗示灵帝支持刘焉，灵帝默默点头。
当下王允又说道：“黄巾之乱，一是天灾，二是民生凋敝，若太平之日，防灾得当，岂有天灾之后而出人祸之事？况天下之民，多乃愚者，秦之谓：‘黔首’也。男有耕，女有织，仓廪实，衣食足便可，至于他求，则可无视之。周之国人暴动，秦之陈胜、吴广，今之黄巾之乱，统是民无地可耕，无粮可食，古今一理。究其深因，统是十常侍祸乱朝纲，导致民生多艰，望陛下及时除之，以正朝纲，黄巾之乱，当不攻自破也。”
在朝众官听罢，面面相觑，要知那十常侍可是在朝中一手遮天，稍有违他们的意思，轻则贬官流放，重则刑罚加身，为乱之始确有几个正义之士大胆上书，一数那帮宦官劣迹，但皆被张让等人暗中使坏，或被刺杀，或贬官，或入狱毒打，弄的朝堂之上，人心惶惶，所以日后朝堂议事，众官为保自家性命，噤若寒蝉，只来当个观众，看着十常侍和灵帝演戏，只需退朝时口称附灵帝、十常侍之议而已，久而久之，众官麻木不仁，那十常侍却愈发气焰嚣张。
那王允乘着年轻气盛，只指十常侍罪状，众官依旧犹如梦中，王允孤掌难鸣，只好作罢，那边张让原是个狡猾之徒，见王允指着骂自己，岂能轻易放过，然灵帝尚在，不好发作，便哭哭啼啼的做妇人状，自言对陛下汉室忠心耿耿，所作所为，皆是为民为朝，岂有祸乱朝纲之理？
灵帝是个心软的人，见张让等众宦如此，便让张让等先行退下，也没有怪罪的意思。王允、刘焉一看此景，不觉摇头，两人虽在平乱事上政见不和，然十常侍之乱却是心照不宣。
灵帝见张让等退下后道：“众官勿言，朕意已决，打算重置州牧，速速招兵平乱，不知众卿有何人选？”众官默不作声，此时刘焉见灵帝采纳己见，便应道：“此议既是臣提出的，便由臣先做表率，臣愿做州牧平乱。”灵帝闻之甚喜，当下嘉奖之，那王允自思刚才之言已得罪张让，若再留在朝中，恐遭暗算，便也请缨，愿为州牧，灵帝准奏，当下命尚书处拟定任命诏书，择日发布。
众位看官你道那尚书令是谁？便是那十常侍之首的张让，退朝后灵帝独召其进殿，将重置州牧的指令传达，张让领完旨后喜忧参半，喜的是放权出去，各自为政，国库便可消减开支，以后自己又有多余钱财支配，忧的是惧地方权柄渐重，外加刘焉、王允，一为豫州牧，一为益州牧，一武一文，任命的恰到好处，万一那位打着清君侧的名号，自己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张让思虑至此，不由得叹息起来。
时赵忠在旁，见张让忧思，询问其因，张让便实言相告，赵忠笑道：“公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也，既怕王、刘二人，何不矫诏让其互换官职？刘焉武官，益州天府之国，蜀道艰险，易守难攻，可守成而不可作为也，汝可暗派刺客跟随，待到罕迹之处杀之，王允文官，可使之为豫州牧，若是被黄巾所破，则可加罪于彼，若是能平乱成功，则以拥兵图谋不轨为名，罢官乡里，此两全其美之策也。”
张让听罢大喜道：“君之所言，正合我意。”于是张让先拟了一道诏书让灵帝过目，此诏命刘焉为豫州牧，王允为益州牧，待灵帝玺印敲过，回去又拟了一份，大致与原诏相同，只将刘、王二人对调，至夜半使人秘将玉玺偷出，私自盖完后便派人将诏书宣至二人住处。
刘焉、王允二人听见诏书内容，心中虽有些疑心，然看见敲着灵帝玺印，遂以为真，便收拾行装，安心出发。
先说刘焉进蜀，因怕十常侍搬弄口实，遂轻装简从，单人单骑，一路通行无阻，至葭萌关五十里处时，遭张让所派刺客数人，自称黄巾乱贼，来取焉之首级，那刘焉颇有些武艺，正待拔剑酣斗之时，忽然间飞沙走石，辨不明东西南北，原来那伙贼寇知刘焉颇有能耐，故而先做起妖法，扰其心智，好从中下手。
众贼见妖法见效，便乘势一拥而上，将刘焉团团围住，那刘焉正遇千钧一发之时，忽然又天地开朗，晴日当空，众贼心下疑惑，正不知谁破了自家法术，刘焉乘势横劍上前一击，砍倒一人，众贼见状欲上前奋力一搏，只听得背后有人大喊一声道：“疾！”那伙贼子各个便如死了一般，纷纷倒下。
刘焉回劍入鞘，便见不远处立着一伙客人，为首一人，气宇轩昂，颇有仙风道骨，焉料想定是那道士解救自己，便先上前作揖谢恩，那人也急忙回拜，互通姓名，便答曰：“某姓张，名鲁，字公祺，汉之留侯十世孙也。”
刘焉大惊，连忙施礼，问道：“足下莫非天师道教祖张凌之孙也？”张鲁答曰：“然也，祖父自幼教某家，道家主题虽不问世事，然为教者当为天下舍生取义，为天下驱，今奉家父之命，入蜀传道，闻大人已为益州牧，入蜀筹备粮草已资前军，不想在此遇见。”
刘焉大喜，当下便与张鲁合在一处，投成都路上来，于路两人论起刚刚那伙贼寇，张鲁道：“此伙贼人，想是十常侍派来的刺客，预谋行刺大人，况此类法术，乃旁门邪道，唯有入黄巾者方可习之。”
那刘焉顿时醒悟道：“十常侍暗派刺客乃是常事，不想竟与黄巾贼沆瀣一气！那我军布置情况，岂不是知晓的一清二楚？”随即大叫一声：“不好！”顾不得张鲁，便快马加鞭赶起路来。
再说那王允上任豫州刺史，豫州地方本就贼患猖獗，加之官军连连战败，州库县府，劫掠一空，沿途百姓嚎哭哀鸣之声，不觉于耳，统的是凄惨之状，不忍言表，那王允上任第一件事，便是安抚百姓，将难民集中一处，又把那所剩不多的军粮分出一半，发给百姓，各级军士如有私自克扣者军法从事，一面又向朝廷汇报情况，望乞发兵援粮，百姓得食，稍稍安定，豫州地面，渐起生机。
那十常侍接到王允奏报，偏偏不发一兵一卒。不送一粮一饷，整日陪伴灵帝玩耍，那灵帝偶尔问起时，便道王大人与贼激战正酣，生死未卜，胜负未分，待有捷报，自会报知圣上，灵帝遂不疑虑。
那王允在豫州等了月余，不见朝廷发来一兵一粮，自思定是那十常侍暗中作梗，在此期间自己倒是跑了好几家商贾豪门，用了卖官鬻爵的法子，周转兵马钱粮，方才弄得军稳民定，没想百姓互相奔走相告，言王大人治理州郡有方，那深受天灾、兵灾的冀、幽难民闻之，蜂拥而至，一时沿途道路满塞，官兵不能止也。
一日王允正在府内思量难民一事，忽有信使从蜀中而来，说是送来刘太守手书，王允急忙唤入，那人递上书信后，自回去复命。
允暗思虽与刘焉同抗十常侍，然向来与彼政见不同，何故突然会寄信到此，当下便打开观之，一块小虎符，一封书信。
其书曰：
汉中郎益州牧刘，再拜于豫州牧王子师足下
今内朝纲混乱，十常侍蒙蔽圣聪，欺压百姓，搜刮民脂，十恶不赦，又闻黄巾乱贼，横行中原，汉军节节败退，各级官吏，望风而逃，此内外交困之时也，余当日议重置州牧一事，乃欲借一安身立命之所，以图后举，待黄巾灭后欲行清君侧之事也，届时内外呼应，十常侍迟早归西矣，不料公竟不解其意，奈何！奈何！
然公继豫州牧后，开仓赈济，安抚民心，身先躬行，以整军纪，余远在西蜀，仍闻逃难百姓赞王太守之名，由此观之，公实乃明大义，知大体者也，余自愧不如也。
今书此信，为一机密事也，余至蜀中上任时，遇黄巾贼，彼使妖法困之，幸遇贵人相助，得脱此难，今余细思，暗杀官员乃十常侍惯用之计，余之所遇恐亦如是也，至府中后即命人搜其尸，得一小虎符，察之乃十常侍惯用之物也，今十常侍，国贼也，黄巾之流，反贼也，若使二贼合流，互相勾结，则吾等外不能御反贼以安天下，内不能清朝纲以忠事君，如此汉室覆灭之期不远矣。
今余远在成都，蜀道艰难，不能通跋山涉水以通消息，故遣人至豫州，望足下存留为证，日后若遇大变，可将此书与虎符面呈圣上，至于豫州难民，可南下荆州，再向西溯江而上，入蜀为居，益州天府，粮食足备，自由安排难民之处，望明察之。
王允看罢，不禁喟叹：“嗟乎！难得刘君郎（刘焉字）如此深明大义！若不从之，岂不坏了其一番好意？”当即回信，派人快马至成都府，自此两人前隙渐消，虽异地为官，仍长通书信，保持联络。
刘焉至益州后，整饬吏治，各级上下，焕然一新，又兴修水利，开辟荒地，真个是国泰民安，道不拾遗，比起那中原的受难百姓，有天壤之别。待至稍稍安定，又想起汉中乃益州屏障，不可不派人坚守，但又苦于无人可用。踌躇之际，又蓦地念起一人，便急忙派人想请。
若要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