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66年夏天或冬天
1966年夏天，父亲走在一条街上。
傍晚，天渐渐地暗下来。这是一条绿荫覆盖的街，在古城，这样的街曾经很多。
父亲穿着灰色咔叽布中山装，佩戴着毛主席像章，踩着街面上的石子，感觉到了脚底下石子的坚硬。人不可能同时穿过两条河流，也不可能同时走过两条街，但在1966年夏天的那个傍晚，父亲似乎真的同时走过了两条街。
现在，父亲已无法回忆那些细微的往事，但当时他正穿越着人生的难关，他不知道自己将会走向何方！他心里很乱，也有一点茫然。
这是一条奇怪的街，街上有热闹的公园和喧嚣的体育场、体育馆。现在，父亲每天下午到体育馆下围棋，棋社有老人、年轻人和孩子；夏天，电风扇在头顶上呼呼地转。奇怪的是这一切的热闹和喧嚣永远只在大公园和体育场的内部发生和消失，它们不外泄到街上来。担着大公园和体育场的这条五卅路，一直是一条安静的街，绿荫覆盖。古城中的其他街道都先后地喧腾起来，而惟独这条街依然宁静。大公园和体育场仍然在这里，街依旧是老街，树依旧是老树——法国梧桐树。1984年到1985年间，我很想进省作协的专业创作组，梅老师来苏州考察我，他问了我许多问题，其中，就有关于法国梧桐树的问题。很惭愧，我对法国梧桐树一无所知。
后来，肯定发生过许多事情，父亲当年没有想到，他也无暇去思考以后的事情，他终于走进了他要去的地方——地委食堂。
我们曾经在许多年内走进地委食堂又走出来；我们端着空碗和锅进去，打了饭买了菜再走出去，一切进行得正常有序。家里的钱总是在半个月以后就用完了，不到月底父亲就要东借西挪，将剩下的日子过完。
另一方面，母亲总是在翻箱倒柜，家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多余的。天气热起来，有一条混纺的粗布裤子，也许暂时用不着了，母亲就叠起来，放到我的手上，说：“你拿到宫巷的当铺去，他给五毛钱就卖。”
我说：“哦。”
许多年后，哥哥开玩笑地对我说：“这是你的第一次出征。”
于是，我就穿过一条街，再穿过一条街，来到宫巷。这里有一个旧式的当铺，我踩着狭窄的吱呀作响的旧木楼梯上去，把裤子放在高高的柜台上。
当铺的老先生简单地翻了翻，从眼镜下面向我看了一眼，说：“不要。”
我走出来，茫然地站在街上。
后来，我又到了另一家当铺。仍然是一个1日式的当铺，仍然是踩着狭窄的吱呀作响的旧木楼梯上楼，仍然是把裤子放在高高的柜台上。当铺的老先生仍然是简单地翻了翻，从眼镜下面向我看了一眼，说：“八角。”
我紧紧地攥着这八角钱，心里掀起波澜，满是欢喜。回到家，我把八角钱交给母亲。母亲说：
“到食堂去买饭票吧。”
我们与地委食堂的联系非常密切。
食堂现在用来开批斗会，父亲是被批斗的人之一。
父亲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低着头站在愤怒的人群面前，许多手臂举起来又放下，放下又举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不能将这些口号写出来。
时间能够冲淡许多事情，但有些事情时间却无法冲淡。
父亲的一个同事走上前去，在父亲尚未明白他想干什么的时候，他已经从父亲胸前拽下了那枚毛主席像章，并说：“你也配佩戴毛主席像？！”
……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场景。
我没有机会去确定那个场面，1966年我才12岁，那个夏天的夜晚，我心里很痛。
或者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或者父亲当时穿着深蓝色的中式棉袄？
母亲在家里诅咒父亲，一些男孩子在楼下喊小天（我的哥哥范小天的名字），他们说：“今天大食堂批斗你爸爸，你去看吗？”
小天说：“去。”
他们就去了。
小天回来肯定会说些什么，只是我不曾记得，是时间使我失去了某一阶段的记忆，还是小天根本没有对我说过，我无法确定。但我始终认为有一个细节是真实的：父亲的同事拽下了他的毛主席像章，并说：“你也配佩戴毛主席像？！”
我也同样无法知道在不确定的场景下，怎么会单单地记住这么一个细小的却是清晰的场面。
在以后的30年中，当我重新走过那条林荫覆盖的街时，我常常对与我同在这条街上行走的人说：“我从前住在这里。”
他们说：“哦。”
反过来，如果是我走八他们的童年往事，我也一样会说：“哦。”
一个人也许可以走进另一个人的心灵，却难走进他的毛细血管。毛细血管不是生命的要害，但是，它们很细、很脆弱。
我不太清楚划分童年和少年的年龄界限是在几岁，会不会正好是12岁呢？一个永远无法确定的场景，会不会正是人生换季的时节呢？
有人在变换节气的时候，身体会发出种种信号，他们说浑身酸疼，问今天是阴历初几了？这多半是老人。但一些中年人也会有类似的感觉。
我已经忘记了发生在我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确定事件，我相信自己是一个没有记忆天赋的人，但是，我却在灵魂深处留下了那一段无法确定的内容。
童年记忆中的大部分事情都已经随风飘去，已经找不到它们了。
记忆力好的人，能够留下童年的一大片连贯的印象；记忆力不好的人，童年在他们的脑海里，只有点滴甚至没有，但是童年每个人都有。
在相隔了整整40年之后，我来到了我的出生地，上海某县的一所中学。是我母亲当年的一个学生带我来的，后来，他成了我大学里的老师、校领导，我叫他徐老师。人生真是变幻莫测，不然我将找不到我的出生地。母亲已经去世多年，我们只是在每年的清明节到她的坟上烧一炷香、献一束花。
当年的房子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地方还在，感觉还在。徐老师对我说：“就在这儿，我们抱过你。”
后来，我们家搬到苏州，住在五卅路。
有一天，徐老师走过五卅路，突然听到了我外婆的声音。一个从外地到这里上学的大学生，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像找到了亲人一样高兴。虽然徐老师不是南通人，但我外婆的南通话对徐老师来说，竟是那么亲切。
徐老师说，他的许多同学都很想念我母亲，我母亲走后，他们失去了联系，猜想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了。可是，突然间断了的线索重新续上了，徐老师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大学生徐老师带我到他们的学校去玩，20年后，我也进入了这所大学，但徐老师已经是大学的校领导。他说：“那一天，我走在五卅路上，突然听到了你外婆的声音，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呀。”
我们家一个小小的阳台，面对五卅路，从五卅路开始了我童年的点点滴滴的记忆。
从五卅路穿过草桥弄，就是地委托儿所，父母亲把我和哥哥一起送到幼儿园。
我反抗全托这样的形式，哥哥也反抗。他在幼儿园用马桶刷子对付老师，把年轻的老师气哭了，而我则是不吃不喝。最后，我成功了，改成了日托，而哥哥则仍然是全托。我不知道是我的反抗比哥哥更厉害、更难缠呢，还是因为我是个女孩子，所以，大人心软了，这些事情都是在外婆和母亲活着的时候告诉我的。母亲说，有一次我和哥哥抢一只藤躺椅脚架，争抢之中我居然晕了过去。母亲一气之下，把藤躺椅的脚架当柴火烧了。我们家的那只藤躺椅从此没有了脚架，躺着的时候，脚只能放在地上，或者蜷起来。
这两件事并不能说明我是一个有反抗精神的孩子，恰恰相反，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沉默的、不出头的、胆小的、不敢说话的孩子。我没有什么鲜明的个性，在幼儿园里每一年的评语都是尊敬老师，和同学友爱等等。不像哥哥，富有个性色彩，比如有一次的评语写着：“本学期咬人的现象减少了。”
进了小学以后，我仍然沉默，功课中等，不知道偏上还是偏下，没有什么好的机会找到我。有时候机会来了我也会失去。一次，市少体校来选体操队员，班上推荐了我和另外一名女生。我们一起到少体校去考试，结果，那名女同学考取了，我被淘汰下来。还有一次，剧团来招小演员，我也去考了，好像唱了一个样板戏，又没被录取。这就是我童年生活中最大的事情了，除此，再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经历。
大头到我们家来玩，他和我同班。母亲说：
“我出题，你们三个做，比比谁做得又快又好。”
母亲出了一年级的题给我和大头，出了二年级的题给小天。
我们认真地做起来，题并不难，练习本上都做过，母亲就是从练习本上抄下来的。
很快，小天说：“我做完了。”
再一会儿，大头说：“我也敞完了。”
母亲看着我，我大哭起来，都是做过的题，这时候却一道也没做出来。
我也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他们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只是别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三对六面的不行，我也许更适合默默地做事。
小的时候，凡家里来了客人，我是不许他们看我的，一看就大哭，只能等我偷偷地把他们的脸看熟了，才允许他们看我。
童年是一条街，这条街叫五卅路，在街的某一段位置上，有一块纪念五卅运动的石碑。
1966年的夏天或者冬天，父亲走在五卅路上，地委食堂也在这条街上。
2.母亲与人生
小时候，我曾经用脑袋去撞苏州街上的石子，不过，这件事完全不符合我的“主导性格”。我不知道该怎样给自己的“主导性格”下定语，而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一有风吹草动，便夹着尾巴做人；即使风平浪静，也常常居安思危，庸人自扰。惭愧的是这种忧患意识，似乎并非出自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而仅仅是自身的一种保护屏。
所以，我想我是绝对不可能用自己的脑袋去撞石子的，不管是故乡的石子还是什么地方的石子。不过石子撞了我的脑袋确是事实。
我从地上爬起来，一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些茫然，想了一会儿，才知道是跌了一跤。
我有些狼狈，说：“哥哥，阿拉有血？”
不仅有血，还有一个大窟窿。
小天的“主导性格”在那个时候也许就表现出来了，他临危不乱，镇定自若，飞奔而去，神速归来，并且叫来一辆三轮车。
母亲也来了，她抱着我坐上车，一路呻吟。三轮车工人奇怪地回头看着，说：“你们到底是谁摔破了头？”
没有人回答。
我那时是无声无息地倚在母亲的怀里，一点也不疼。后来在医院的手术台上，医生拿一块纱布盖住了我的头，露出的正是那个血肉模糊的窟窿。母亲后来说，那个窟窿像一只眼睛，母亲一看，就晕过去了。医生说：“这怎么行，回去回去，换个人来。”结果就换来了外婆。
母亲能说出许多关于我们兄妹小时候的故事，我后来对于童年时的记忆，大部分来自母亲的讲述，但是母亲去世了。还有我的外婆，她在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来到了我们家，我曾经被她怎样地疼爱过，是很难写出来的。
母亲和外婆早早地离开了我们，这是生活留给我的终身遗憾。我想，在我小的时候，是柔弱的母亲和善良的外婆塑造了我；后来，我长大了也是这样。在我的经历中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但有一些波折，这是难免的。
1996年，我母亲去世10周年。
1996年，我正在为自己的一套文集中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写序。
母亲在世的时候，读过我的短篇小说。我的第一篇中篇小说发表于1985年底，那时候，离母亲去世只有几个月。我告诉母亲我发表了第一篇中篇小说，母亲笑了；但是，这时候母亲已经没有力气去读我的第一篇中篇小说了。于是，在母亲的已经带走的印象中，只有我的短篇小说。
198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夜归》。
当时母亲正在住院，父亲从医院一直走到很远的邮局，买了十几本当期的《上海文学》，又片刻不停地赶回到医院。我记得那一期的《上海文学》是淡绿色的封面。
父亲拿着《上海文学》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并且向别人介绍了又介绍，逢人就说：“这是我女儿的小说，这是我女儿的小说。”
母亲躺在病床上，身患重病，满心欢喜、笑眯眯地听着父亲朗读我的处女作。母亲将那本淡绿色封面的《上海文学》搁在她的床头，那一段时间，我每次去看望母亲，都能看到那个淡绿色封面的《上海文学》。
在1980年到1986年的这段时间里，母亲的生命也曾出现过一些奇迹。久病不愈的她，有一阵子身体突然好起来，于是，她将堆积了许多年的家务——从头做起。当感到疲劳的时候，就在一张旧的躺椅上躺一会儿，而这时，她的灵感也就会突然而至，所以，她就从躺椅上坐起来，找出纸和笔写道：“在到了快要做外婆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外婆。”母亲在这篇小说的开头写了她小时候跟着她母亲坐船到外婆家去，她母亲抱着弟弟睡在船的那一头，她睡在船的这一头，听着河里的流水声和岸上的狗叫，母亲说：“我既害怕又兴奋。”
不久以后，母亲再次病倒，从此，就再也没有起来做家务、写作。
母亲终于没有写成她的任何一篇小说。
但是，有一个声音始终在告诉我，母亲的灵魂是文学的灵魂。我总觉得，我的小说，是母亲赠给我的生命礼物。
母亲生前只读过我的短篇小说，现在已经记不清母亲对我的短篇小说有过什么样的评价，只是记得在那些岁月里，母亲与病魔进行着生死搏斗，但是，最终母亲输了，我们都输了。
我能做的只是在母亲去世10周年的时候，把我的这一本短篇小说集献给她。
遗憾的是到这时我才发现，这个集子里收集的全是我1988年以后的短篇小说，我没能把母亲读过的我的短篇小说中的某一篇收进到这个集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