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到底是一头怎样的“猪”？
企业家被看成是“谷仓前空场上的一头猪”，它能够搜索出其他动物看不到的谷物的屑粒。
“企业家”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6世纪初的法语。1815年，法国哲学家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尝试对企业家进行定义：“将所有生产资料集中在一起，并对他所利用的全部资本、所支付的工资价值、利息和租金，以及属于他自己的利润进行重新安排。”
在其后的100多年里，萨伊的定义被一再地引用。到了1942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又在萨伊的定义上添了精巧的一笔。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他提出企业家的工作就是“创造性破坏”。熊彼特断言，如果不进行创新和变革，就不会再成长，企业家必须让资源在破坏中获得新的移动。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茨纳便把企业家看成是“谷仓前空场上的一头猪”。他说，这头猪是一个“机会的侦察员”，它能够搜索出其他动物看不到的谷物的屑粒。
当然，也有人拿企业家与其他的职业人相比较。美国风险投资家戴维·西尔弗在《企业家——美国的新英雄》一书中便把企业家与艺术家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对比：“企业家与艺术家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问题解决者。艺术家通过画布而企业家通过自己的公司来表达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两种人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异常敏感，富有想象力，热情洋溢，复杂，充满活力而且富有创造性。他们另一个相似的地方是，他们都不期望从他们的努力中获得乐趣。”
企业家的能力被描述为“把社会的需要转变为企业的盈利机会”。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常喜欢用鞋子推销员的故事讲述企业家的发现和创造精神：
两个鞋子推销员来到非洲的一个未曾开发的小岛部落，发现当地的土著都不穿鞋。一个推销员向总部发了这样一封电报：“这里的人都不穿鞋，没有一点销售前景。”而另一个推销员则发回了完全不同的电报：“这儿没有一个人穿鞋，我们可以占领整个市场。请将所有的存货通通运过来。”
没有一个故事比它更能生动地展现企业家发现机遇和创造需求的能力。而另一个同样颇为有趣的问题是，如果是一个哲学家和推销员一起去小岛又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下面的假设是可能发生的：
哲学家将花一个月思考为什么土著人不用穿鞋；第二个月他将论证把鞋子推销给土著人的必要性；当推销员用鞋子换走一船一船的宝石和矿物的时候，哲学家又将证明这是对等和道德的，还是一种掠夺的行为。
这样的对比尽管十分空泛，但却耐人寻味。无论怎样的定义、描述或比较，企业家都至少拥有如下的特质：
他对资源的集中、移动，或者破坏，都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获得额外的那一部分；他改造世界的前提，是这种行为必须能够为自己赢取超额的利润；他只做确定的、承担有限责任的、可以被量化衡定的工作。
企业家总是那么实际，他们不对现实以外的任何东西存留幻象，他们往往能不受诱惑地透过事物表层而直达问题的核心，而这几乎是职业的本能。
1970年代美国最传奇的企业家，工人出身的李·艾柯卡在危难之际出任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裁，他孤身到工会与愤怒的、要求增加薪水的工人们谈判。当有人质问他，作为劳苦工人的后裔，他为什么不满足大家要求多放几个子儿的微薄条件？艾柯卡简单地告诉他们：“我决定着你们的命运，我每小时17美元资助全公司所有的工人上班，但在每小时20美元时，我不会雇佣一个人。因此，你们最好达成一致意见。”
延用伊斯雷尔·柯茨纳式的比喻，李·艾柯卡不仅是一头善于发现机会的“猪”，而且还有着其他的特征：冷血、量化、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我为什么愿意穿越回宋朝？
与唐汉明清相比，宋代就是一个不太强大但有幸福感的朝代。
有杂志给我发问卷：“如果你能穿越，最喜欢回到哪个朝代？”我想了一下说，“宋朝吧。”
为什么是宋代呢？那不是一个老打败仗、老出投降派、老没出息的朝代吗？连钱穆老先生都说，“唐汉宋明清5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其实我想说的是，强大就值得向往吗？在我看来，与唐汉明清相比，宋代就是一个不太强大但有幸福感的朝代。宋代开国100多年后，当时的人们开始比较本朝与其他朝代，我们现在听不到他们讨论的声音，不过估计也与现在一样，感叹“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有一位大学问家叫程伊川，说得比较具体，他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由此可见，宋代确实是别开生面。宋代的皇帝对知识分子很尊重，100年没有杀过一人。看着实在讨厌了，就流放，流放了一段时间，突然想念了，再召回来。文人之间也吵架，但都不会往死里整。王安石搞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王安石就把他赶到洛阳去。司马光去了洛阳后就埋头编《资治通鉴》，编累了，就写一封公开信骂骂王安石。王看到了，也写公开信回骂。
宋代对商人很宽松。在汉朝的时候，商人要穿特别颜色的衣服，不能坐有盖子的马车；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马”，而且商品交易只准在政府规定的“官市”中进行；到了宋朝，这些规定都不见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举当官，文人们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朱熹就很得意地回忆说，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开酒店、做零售的商人，当年可有钱了，“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政府对集市贸易的控制也完全地开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开店经商，各位日后看电视剧，看到老百姓随地摆摊做生意的场景，那都是宋以后的景象。如果电视剧演的是汉唐故事，你大可以写微博去嘲笑一下编剧同学。
宋代的文明水平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度。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余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均出现于宋代。台湾学者许倬云的研究发现，“宋元时代，中国的科学水平到达极盛，即使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也居领先地位”。宋代的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都在世界上处于一流水准。
宋代的城市规模之大、城市人口比例之高，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后的很多朝代。两宋的首都汴梁和临安，据称都有百万人口。当时的欧洲，最大的城市不过15万人。
正因为有如此繁华，所以马可·波罗写的那本游记，让欧洲人羡慕了几百年。法国学者谢和耐断定，“在宋代时期尤其是在13世纪，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南宋灭亡之后，蒙古人统治了中原98年，之后又有明清两朝，其高压专制程度远远大于宋代，更糟糕的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人的格局从此越来越小，文明创新力也几乎丧失殆尽。
简单说到这里，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穿越回宋朝了吧——跟汉朝比，宋朝无内乱；跟唐朝比，宋朝更繁华舒适；跟明清比，宋朝更开放平和；跟当代比，宋朝没有空调、汽车和青霉素，不过也没有含三聚氰胺的牛奶。其实，人生如草，活的就是从容两字。
1978年城市化率缘何不如南宋？
在超过8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不是增加，而是下降了。
先告诉大家一个数据，你听到之后也许会非常吃惊：中国在南宋时期的城市化率为22%，而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时，城市化率仅为18%。
也就是说，在超过8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不是增加，而是下降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由世界第一强国转为“东亚病夫”的全过程。
中国的城市兴毁基本上都是政治的结果。自古以来，中国建城就是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功能，城池是侯国的都城，是独立的地方政治中心。史料显示，西周建立之后，分封了1000多个诸侯国。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即便一个诸侯国只有一座城池，也起码要有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城镇。
到了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一些城市的规模已经非常之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无出其右。据考证，面积在6平方公里之上的城市起码就有15座，其中，燕下都的面积达32平方公里，灵寿和临淄分别为18和16平方公里。临淄有人口7万户，按平均每户5人计算，是一个拥有35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与同一时期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国的城市规模显然要大几倍，在希腊城邦臻于极盛的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29年）执政时期，雅典城的人口为15万人。根据学者的计算，春秋末期的人口总数为3200万人，而城市居民人数就多达509万人，城市人口比重为15.9%。据此可以得出一个令人惊奇的结论：早在战国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已然相当高了。
到了宋代，城市的繁荣达到顶峰，北宋首都汴梁（今开封）和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的人口都超过100万，同时期的欧洲人简直无法想象这个数字。据罗兹曼的计算，一直到1500年前后，欧洲最大的4个城市是米兰、巴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人口只有10万至15万。
进入明代之后，“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让中国的人口繁衍速度大增，尤其以江南地区的增长最快，原有的中心都市无力接纳，于是地理条件较好的农村向市镇演化。而人口增加的同时，土地却越来越紧张，漫溢出来的人口就顺着棉业的发展而从事家庭纺织劳作，在这些农户的周边又自然地出现了大型交易集市。这些新型市镇与传统市镇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们兴起的功能不是为农村消费服务，而是为农村生产服务，参与贸易的不是“以物易物”的小农户，而是大商贩和巨额资金，他们的利益所得，来自于规模化经营和远途贩运。
史家将这一转变归纳为中国城市化的“离心现象”——在其他国家，城市人口比重愈来愈高，也愈来愈集中，小城市变大，大城市变得更大；但是在中国，宋代以后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次减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扩充，明清两代的几个大都市，从人口到城区规模都比两宋和元代时缩小许多，人口反而向农村靠拢，形成江南地区的众多市镇。
自明初到清末的300余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陷入停滞，城市总人口之绝对数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全国总人口则在不断增加——从明代初期的7000万人，至清代乾隆年间已将近3亿，城市人口比重日趋降低，这种趋势到19世纪中叶达到谷底。
这种人口和经济重心向农村下放的现象，最为真实地表明，中国社会的平铺化和碎片化态势。它既是人口增长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同时也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引导。
在城市离心化的大趋势下，进而出现了“油水分离”的社会景象：政治权力集中于城市，为政府所全面控制。城市从此成为权钱交易中心和奢侈消费中心，而非生产制造中心。经济力量集中于数以万计的市镇，为民间势力所掌握，大量手工业分散于更多的村庄，这使得资本、人才和资源的集聚效应根本无法发挥。
《南京条约》：衰落的结果还是原因？
西方学者将战争看成是中国衰落的结果，它让中国“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每一个人生，每一个国家，都活在一些历史的记忆中。2012年，在欧洲，最热闹的文化活动是纪念狄更斯诞生200周年，而经济界的头等话题则是欧元诞生10周年。在中国，可拿来纪念的事件也不少，比如邓小平南巡20周年，中美恢复邦交40周年，还有就是，清政府签署《南京条约》170周年。
《南京条约》的签署意味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1842年8月，清政府在与英国军队的交战中屡战屡败，接连失去厦门、宁波、上海等重要城市，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内容包括：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以及中方必须与英国协商英商进出口货物需缴纳的关税。
这份条约如同一枚炮弹，在沉重而锈迹斑斑的国门上轰开了一个血腥的缺口。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此前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控制了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当欧洲人进入这一片领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特别的优势，中国人也只是把欧洲人视为必须容忍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入侵者，这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景象非常不同。
这种均衡一直到19世纪中期才被彻底击破。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从1700年到1820年的120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为零；同期，美国为72%，欧洲为14%，日本为13%，全世界平均增长率为6%。这些数据如此残酷地告诉我们，历史的转折为什么会发生。
很多人带着复杂而惋惜的心情解读这一影响世界走向的转折。
后世的中西方学者对于鸦片战争的评价有微妙的差异。中国学者大多数将这场战争看成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是导致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将战争看成是中国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是这场战争让中国“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卡尔·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中论述道：“这个暴动的发生，无疑得益于英国的大炮将一种名叫鸦片的催眠药品强加给中国。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满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封闭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
进入当代之后，即便是一些非常同情中国的学者，也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了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彭慕兰写道，“仔细研究可知，鸦片是促进世界贸易、加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对中国是如此，对欧洲、美洲也是如此。”
尽管，发生在史界的这些争论一直没有停歇，然而，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出某些具有共识性的结论：
其一，在工业革命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和财富总量，与其工业化的时机、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技术革新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然而在清代中国，总体上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
其二，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的，作为被接受方，中国乃至所有东亚各国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甚至是毁灭性的。
至今，我们回望170年前的那场战争以及那份条约，似乎已经非常遥远。但是，在制度的意义上，它给予国人的警醒却依旧存在。我们仍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经济总量已经居于全球第二的国家，是否已经建立了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那些外来的“变革基因”是否已经在我们的政治及社会传统中得到了充分的消化和融合？
所有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其实还仍然是问题。
穿越回100年前，你将看到怎样的商业中国
在2014年回望1914年的中国，百年若隐若现，我们看到是一个陌生却又有点熟悉的国家。
这一年，混乱的中国政坛猛烈地摇晃了一下。在上一年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国民党赢得压倒性胜利，盛传将出任内阁总理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却被暗杀了，很快，国民党在江西宣布“二次革命”，袁世凯的北洋军在战争中获胜。
而在地球上发生的最重大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于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亚洲列国竟在经济上成了最大的获益国之一，日本乘机扩大势力，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民族企业家获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机会。中国的工业经济从这一年开始，进入到一个高速成长的轨道上，据美国经济史学者托马斯·罗斯基的计算，从1912年到1927年之间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位于世界各国的领先地位。在百年企业史上，这样的高速成长期只出现了三次，其余两次分别是19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开始于1914年的这一轮实业投资热，被史家认为是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它将一直持续到1924年。与上一轮的洋务运动时期相比，它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洋务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由处于衰落期的清政府发动的，它的主角是洋务派大臣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官商，其工业化的特点是对军事工业的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创办大型企业为主轴，到后期则把重点投注到铁路、矿务和钢铁等资源性领域。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础。
这一轮工业化则是一次民营资本集体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盈利为主要动力的新兴企业家，他们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以提供消费类商品为主，面大量广的中小企业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这期间，中国完成了轻工业的布局。其中，上海是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的中心，在1912年到1924年，上海地区出现了202家机器工厂，主要是生产针织机、小型车床和马达、农产品加工设备等等，广东地区则是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的集散地。
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进口替代型”，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外国公司已经在众多民生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引发了消费的空间，民族资本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靠生产成本的低廉以及对本土市场的熟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特征与1978年之后的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路径惊人地类似。
荣家：面粉与棉纱
1914年6月，无锡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闸北的光复路上建起福新三厂。至此，沿苏州河，一字排开了四家荣家面粉厂，其高耸的烟囱日日浓烟滚滚，机器的轧轧声昼夜不绝，苏州河里运麦装面的船只更是川流不息，景象已是十分壮观。随着欧战爆发，欧洲工业停滞，面粉军需却暴增，中国面粉以价格低廉、产量可观而一跃成为全球新出现的采购市场，荣家的“兵船”牌面粉远销到欧洲和南洋各国，因质量稳定，它成了中国面粉的“标准面”。
在面粉上陡成霸业的同时，荣家的棉纱工厂竟也同步急进。
1914年，荣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桥选址，开建申新纱厂，购英制纺机36台，投产开工后，正赶上欧战期间的需求饥渴，上海的棉纱价格大涨，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出现了“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的暴利景象，申新在开工后的三年里，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产量从2.9万匹增加到12.8万匹，盈利更是惊人，三年增长十余倍。
荣家兄弟在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新一轮工业化浪潮的缩影。除了面粉、棉纱之外，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在战争中需求大增，以有色金属钨为例，1913年每磅价格为7.42美元，到1916年就涨到25.33美元，用于军备的皮革、羊毛以及英国军人大量消费的红茶等等，都是战时紧俏品，中国成了原料的大供应商。
银元与票号
1914年2月，在张謇和梁士诒等人推动下，北京政府铸造了民国统一的银币，这是中国走向币制统一的第一步，这款银元采用的是袁世凯的大人头，因此被民间称为是“袁大头”。由于铸造质量好、含银量较高，“袁大头”在1949年之前一直是最受欢迎的硬通货币。
战争加速了各国的货币铸造量，白银需求大增，在1914年，每一盎司白银为0.56美元，到1919年就上升到了1.12美元，作为一个传统的“白银帝国”，中国因此大受其利，据美国商业部的一份报告，1917年的7000万中国银元就足够偿付上一年所要付的一亿元债款，这大大增强了中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
在金融业复苏及日渐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传统的金融业态则面临灭顶之灾。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报道描述道：“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晋商没落之后，中国的金融中心从平遥县城的青石板大街南移至十里洋场的上海。穿马褂的票号日渐式微，着西装的银行取而代之。
范旭东：告别“食土民族”
1914年冬天，31岁的青年人范旭东独自一人到了天津塘沽。这里的海滩边盐蛇遍地，如冰雪一般，无边无际。他目睹此景，显得有点激动。日后他对伙伴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有志气了。”
范旭东早年被家人送到日本读书，一个日本校长对他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此言，刺激了他的一生。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毕业后，他随即回国，立志于复兴中国的盐业。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对盐、铁实行专营，中国人虽然守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食用的盐却仍是土法制作的粗盐，效率低，纯度低，并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做饲料；而在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讥笑中国是“食土民族”。实际上，制作精盐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只是中国当时缺少化工人才，无人涉足。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
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5万元。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令纯度达到90%以上，久大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生产出中国本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范旭东亲笔设计了一个五角形的商标，起名“海王星”。
抵制日货运动
一战开打后，日本乘机争夺中国利益，1914年8月，它出兵占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这一事件成为当年度最严重的涉华国际事件，从而引发了一场猛烈的抵制日货运动。
从数据看上，日本商业势力的涌入是十分猛烈的，在一战前夕，日本商品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15·5%，到1919年已经猛然上升到29.9%，仅纱锭一项，就从11万枚增加到33.2万枚，上升三倍。自1917年开始，日本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商，而且成为对华工业设备的主要销售者。更让中国人难堪的是，日本商品在传统的“中国货”上也取得了优势，日本茶叶、日本丝绸的国际贸易额相继都超过了同类的中国商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甚至在中国市场上，日本货也成了颇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除了经济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对中国领土和政治特权要求也一点没有放松。
2015年1月，日本对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连接胶济路的铁路等诸多经济特权。这些条款立即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日货抵制运动。抗议集会此起彼伏。商人拒卖日货，人人要用国货。从此，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和经济敌人。
20年前的那个“吴英”
从郑乐芬到吴英，如果不从制度的角度来进行思考，那么，拯救必无从谈起，悲剧将继续发生。
2012年1月18日，吴英非法集资诈骗案二审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对被告的死刑判决。在过去的几周内，舆论界及法律界出现了一股为吴英求情的热潮。
吴英案之所以引起如此反响，表明她已经化作一个“符号”，成为人们呼吁金融产业开放的导火线。这里，讲述一个20年前、已经被剥夺了生命的“吴英”。
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民间对资本的需求空前高涨，然而国营的金融机构完全无法提供任何服务。在1984年，温州苍南出现了建国之后的第一家民间钱庄——方兴钱庄。遗憾的是，它的招牌仅仅挂出一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以违反国家规定为由摘除了。从此，民间金融在毫无制度约束的前提下，转入地下。从1985年之后，温州九县两区30万人卷入民间借贷活动，涉及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由于无法可依、地方政府不知管控，便很快转化为恶性的高利贷事件，当地人称“抬会”。到1986年春夏，资金链突然断裂，各地相继爆出会主潜逃的消息，抬会体系瞬间雪崩。短短3个月中，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这是1949年迄今，最为恶劣的金融破产事件，地方政府开始抓捕和通缉那些知名的会主，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平息民愤。一位33岁、名叫郑乐芬的妇女被当成罪大恶极的首犯，判决死刑。
郑乐芬是永嘉的一个家庭妇女。据熟悉的人回忆，郑为人热情大方，没读过几年书，结婚后就在家里做点针头线脑的小生意。当抬会风暴刮起的时候，头脑灵活、人缘颇佳的郑乐芬很自然地成了当地的一个小会主。后来发现，温州抬会的会主八成以上是由像郑乐芬这样的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是文盲的农村妇女担当的——这一事实在后来的20多年仍然如此。
郑后来在供词中描述当时的情景说，“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到了晚上一间房子已全部堆满钱，只有封门派民兵举刺刀看门。人们喊着要入会，把大叠的钱扔进来。”郑乐芬所主持的抬会规模，在当时属于中等，她共发展了427人入会，收入会款6200万元，支付会员会款6010万元。
令人惊奇的事情是，郑乐芬一直要拖到5年后的1991年9月才被正式处决，在这段时间里，浙江法律界对死刑判决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郑乐芬的辩护律师认为，抬会本身是一个骗局，郑氏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会员的钱财为目的，应定性为诈骗罪，以此论刑，郑氏罪不当死。
而法院是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判定死刑的。从法院提供的证据来看，郑乐芬并无诈骗钱财的行为，她与会员订立合约，双方对抬会的经营方式都是明知和认同的。因此，法院认为，被告之罪重点是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应定投机倒把罪，根据情节，可处极刑。
就在郑乐芬被处决的那年，在距离温州600公里之外的金华东阳，10岁的乡下姑娘吴英正背着书包行走在去小学的土路上。她不会料到的是，20年后，她将步郑乐芬之后尘，成为另一起民间金融事件的牺牲品。
从郑乐芬到吴英，如果不从制度的角度来进行思考，那么，拯救必无从谈起，悲剧将继续发生。
1月25日，著名大律师、八旬老人张思之发表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开信。在信中，张思之重点表达了两个观点：其一，吴英所集资金大多流入当地实体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故无诈骗之行为；其二，“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状，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
这两条分别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对吴英案做出了剖析，尤其是第二条，当是案件纷议之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