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化的土壤上，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她就是萧红（1911—1942）。一个惊世骇俗的女子，24岁时，以中篇小说《生死场》一举成名，扣开了民国文学的大门。对于萧红的作品，早年，在学生时代我们就学习过一篇散文《火烧云》。对那篇课文，从文章构思上，从语言特征上，老师讲得眉飞色舞，只是，那时的我们不知道，作者萧红是那么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
电影《黄金时代》，就是描写萧红短暂而传奇的一生。作为一部有些类似“传记”的电影，导演许鞍华和编剧李樯用严谨得有些苛刻的手法，搭配汤唯展现的民国气质，将萧红展现在大银幕上。不少人是从这部电影开始了解和认识萧红这位被称作“民国第一苦命女子”的。
前年，我在书店里无意间翻看到一本书，萧红的《呼兰河传》，浏览了几页，一下子就有了兴趣，爱不释手，当即买下。回到工地上细细品读，这才是真正的一位了不起的才女，在她的笔下，民国的小镇和风土人情，像一幅幅画卷，在我的眼前徐徐地展开。
她写的是小说，读来有着散文的感觉，有着一种高度的真实感，这不光靠技巧完成的，而是一种非凡的才华。就像莫泊桑在羊脂球中所写的羊脂球这个妓女一样，文章结尾写道：“黑夜里送出一声呜咽，那是她没能忍住的一声悲啼。”似乎这事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发生在读者身边，这人就在目光所及之类，她的哭声，我们能清晰可闻。还有苏童的《妻妾成群》也是如此，那个阵佐千老头，似乎在生活中，在街头巷尾随处可碰见的一个人，普通可又独特，让你在茫茫人海，抬眼望去，就能看见他的身影。
萧红在《呼兰河传》塑造的人物，总是有一种辛酸的场景，一种悲苦的命运。比如那个小团圆媳妇，就是胡家的一个童养媳。仅仅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一个天真活泼的女孩，成天乐呵呵地笑。可胡家想给她来个下马威，总是无端地打她，左邻右舍也支持胡家的行为，都说应该打。胡家就越打越凶，时间也越打越长，一到夜里，凄惨的哭声就会划破夜空，很远都听得见。
小团圆媳妇被折磨得生了病，胡家听了跳大神的话，决定给小团圆媳妇用开水洗澡。可以想象，开水淋到身上的那一刻，小姑娘是如何撕心裂肺地哀嚎。那是一种不忍目睹的残忍，更是一种愚昧无知的体现。洗澡时，很多人来看热闹，只见她被滚烫的水烫了三次，几天后终于死去了。一个还不懂事的女孩，就被愚昧的人们折磨而死，读来让人心碎的同时，也反映那个时代男尊女卑的现实。作为别人的儿媳，不管你是年龄大小，在男方家里，都没有你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是萧红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呐喊？还是反衬她自己悲苦命运的一曲挽歌？
又一个就是跳大神的镜头，“跳大神，大半是天黑跳起，只要一打起鼓来，就男女老幼，都往这跳神的人家跑，若是夏天，就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还有些女人，拉着孩子，抱着孩子，哭天叫地地从墙头上跳过来，跳过来看跳神的。跳到半夜时分，要送神归山了，那时候，那鼓打得分外地响，大神也唱得分外地好听；邻居左右，十家二十家的人家都听得到，使人听了起着一种悲凉的情绪，二神嘴里唱，大仙家回山了，要慢慢地走，要慢慢地行。”从这些文字中，就让我想起了前些年代，我们那儿也有类似的场景，人们把跳神的“巫婆”亲切地喊妈，叫娘，称奶奶、太太，比喊自己的亲人还亲切、温存，着实让人可笑。萧红在描写这些场景时，如行云流水，毫不费力，就如她一直生活在那种环境中。
在感情上，作为多情的才女，萧红和同时代的美女阮玲玉差不多，都命运多舛，都遇人不淑，都敢爱敢恨。只是，阮玲玉做得更绝，以自杀的方式解脱感情的纠纷，企图让对方愧疚一辈子。萧红在感情上更为坚强，可能与她童年的环境有关。1911年，萧红在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里降生，远祖来自胶州半岛的掖县，她降生不久，母亲就死掉了。她的祖父，一个健康而乐观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很疼爱她，另外也有些表姊妹，在离城20来里路的乡村。孤独而又怡然自得的性情，从幼年开始，一直贯穿于她的感情生活中。
萧红和第一个男友汪恩甲，两人的感情也是分分合合，起起落落。十几岁时，父亲将萧红许配给了一位小学教师汪恩甲，或许父亲认为当教师的虽不会大富大贵，可也能衣食无忧，过着平淡的日子。萧红起初对他并无反感，两人经常书信往来，汪恩甲有富家子弟的没落气息，接触愈多她愈增不满，想退婚去北平念高中，父亲坚决反对。最疼爱她的祖父已经去世，父女关系僵冷、对立，萧红以抽烟、喝酒排遣苦闷，性情变得喜怒无常。
那时，她和表哥陆哲舜青梅竹马，关系不错，情窦初开的少女，喜欢上了如小白脸一样的帅气表哥。等对方去了北平念大学，萧红悄悄离家出走，与表哥相聚，进入北平高中部就读，这样，可以和表哥朝夕相处，甚至耳鬓厮磨。可是，表哥早有家室，两人的这一举动，在民国时代，如平静的湖面，投入了一块巨石，在老家引起轩然大波，让人不敢相信，不可理喻，是一个天大的新闻。造成两家都不给生活费用，无形的压力，像一座大山一样向两位年轻人的头上压过来，让两人不堪重负，生活举步维艰。
加上北平的冬天又异常寒冷，单薄的衣服也不能保持身上的体温。这时，感情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残酷现实的折磨。一男一女的两个年轻人，站在北平呼啸的寒风中，冻得面无表情，瑟瑟发抖。风，掀起他俩的衣角；风，吹乱了两人的思绪。陆哲舜渐生悔意，用呆滞的目光，望着可怜的表妹，欲言又止。他失去了往日的激情，两人关系开始冷淡，寒假只得回到家里。
父亲怕女儿夜长梦多，到时闹得满城风雨，不可收拾，也会让自己颜面扫地，于是把萧红软禁起来。可以想象，正值青春年华的她，心中一定是波涛汹涌，惊涛拍岸，悲伤，难过，生不如死。假期结束前，她与家人周旋，假装同意与汪恩甲结婚，要置办嫁妆，得以去往哈尔滨，趁人不备，再次溜走抵达北平。汪恩甲一气之下，追往北平，萧红身上已没什么钱了，只得跟他回老家呼兰。家人将她安置在距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乡下庄园，严密监视，直到10月初，她才伺机跑掉。
走投无路的萧红，无奈之下去找汪恩甲，但汪氏家族已对她深恶痛绝，他俩遂同居于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她曾经那么嫌弃汪恩甲抽鸦片，如今已是心灰意冷，两人一起吞云吐雾，在不尽人意的生活和爱情上，只有用鸦片麻醉自己的神经。后来，汪兄要求两人分手，她回到继母的娘家，汪恩甲曾去找她。此后，她去法院告汪兄代弟休妻，法庭上，汪恩甲却临阵倒戈，表示自己选择离婚。
法院当场判他们离婚，这结局大出意外，萧红怒不可遏地冲出法院，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在街头呼啸而过，在街上横冲直撞。只是，肚子饿了，她还得又回旅馆。汪恩甲追来道歉、解释，年轻气盛的他，拥着萧红，一番甜言蜜语，一番柔情蜜意，一次又一次用手指抚弄着她的长发，用手心拭去脸颊的热泪。这时，她的感情一片空白，最缺的就是情爱，只要汪说对她好，她的气很快消除了，两人又同居在一起。
1932年5月，他们在旅馆赊欠的食宿费已达四百多元，房东要钱。萧红已怀孕数月，最需要人照顾之时，汪恩甲对她说，回去拿些钱来。萧红高兴地给夫君送上一个香吻，并站在旅馆的窗前目送夫君远去的背影。谁知汪这一走成了“赵巧送灯台，一去永不来”。
已有五个多月身孕的萧红陷入绝境，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旅馆老板将她赶到简陋、阴暗的储藏室，一股刺鼻的霉味，时时折磨着她的嗅觉，房东天天催她给钱。7月上旬，听说旅馆老板已经找好妓院，要卖她抵债，萧红急中生智，投书《国际协报》求助。这时的她，无论谁对她伸出援手，她都会跟着谁。萧军知道她的处境，心急火燎，送了几册书过去看望她，并警告房东不要胡作非为，不要为非作歹。
可是，那些欠账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萧军一时也拿不出来，只得想办法四处筹钱。真是应验了那句古话，“天无绝人之路”。上天有眼，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水淹进了旅馆的屋子，房东忙前忙后，顾不上监视萧红了。萧军租了一条小船，来到了旅馆的窗外。在别人的帮助下，萧红屏住呼吸，胸中有千万只小驴在乱撞，她扫视了一眼如垃圾房的屋子，顾不得穿鞋，光着脚丫，踮着大肚子，翻过窗台，扶着栏杆，跳上小船。
捎公摇着橹，小船像一条鱼儿，轻轻摆动着身子，很快离开了旅馆。她这才抬起头来，微微地张开嘴，轻轻地舒了口气，一股带着香味的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间照在小船上，一群蝴蝶伴着小船欢飞着，天空是那么明朗，空气是如此新鲜，萧红的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喜悦。她按照萧军留下的地址，到裴馨园家暂住。为了感谢萧军的英雄救美之恩，萧红以身相许，两人同居在一起，那一年，她才21岁，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
不久，萧红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出院后，两人住进道里新城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从两人的结合来看，萧红是被房东软禁于东兴旅馆，没有人生自由，这时的恋爱当然比较草率，没有经济来源，精神状态又差。萧军又是有家室的人，加之他大男子主义严重，这在两人爱情的花园里，犹如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1932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出，安家于道里商市街25号。刚走到一起的两人，苦中求乐，两人关系也还不错。有一个细节是，因钱太少，只得买来馒头和着一点盐充饥，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萧红还笑着说：“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喔。”偶尔也买一瓶酒，分成两半，两人碰过杯后，一仰脖子，咕噜咕噜地一饮而尽，随后，相拥着哭泣。由此可见，萧红的生活是相当贫困、艰难和无奈。
难能可贵的是，在条件如此之差的环境中，两人不忘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在文学上还是相互扶持，你追我赶。两年后的1934年，“两萧”流亡至青岛，萧红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中篇小说《生死场》。同年11月“两萧”到达上海，在文学的道路上，萧红是幸运的，她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鲁迅先生。在他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1935年12月《生死场》被列为“奴隶丛书”之三出版，鲁迅为之作序。她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尤其是农村底层妇女的艰难生存状况，描述了他们的觉醒与抗争。《生死场》使萧红在30年代的民国文坛上崭露头角。
萧红的稿费像一股山泉，不断地从山涧流出，有了收入，有了经济来源的她，从此可以自食其力了。她的文学成就如升空的宇宙飞船一样，势不可挡，扶摇直上，一下子超过了萧军。据说，萧红和萧军还有一个比赛写文章的故事，我在这儿也只是猜想一个场景。
小屋子里，昏黄的油灯下，两人伏在桌前，像两个考试的学生一样，在规定的时间内，写一篇同题文章。屋子很静，只有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的声音，老鼠停留在脚背上，他们都不会在意。提前五分钟，萧军已经写好了，他把笔推到一边，双手环抱在胸前，微微抬起头，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一眼妻子的笔尖，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时间到了，两人互相交换稿子阅读，读着读着，萧军的脸色变了，他知道自己写的根本无法和妻子比较。他左手提起稿子，右手像掴人的脸一样，啪啪啪，扇了稿子几个耳光，撕裂的稿子像断了翅膀的蝴蝶，缓缓坠落在地上。他嘴里吐出了两个字：我靠！在妻子惊疑的目光中，跺着脚，挥动着手臂，像疯子一样冲出门去……
萧军也是自不量力，他没有认识到，作为一个平庸之辈，哪能和天才般的妻子相比较，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男人就该骑在女人的头上？你以为男人就会比女人聪明？你不是自己找死，就是鸡蛋碰石头。这件事对两人感情的疏远无形中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有着大男子主义思想的萧军，不是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妻子的文学事业，而是心中愤愤不平。这么一个有才华的妻子，要是萧军好好地对她，爱她，珍惜她，爱情也不会以悲剧告终。萧军除了打她以外，便是婚外恋，与上海学生陈涓玩暧昧关系。由此，我想到了民国时代另一些才华横溢的美女，其遭遇与她也是如出一辙。比如阮玲玉，丈夫唐季珊也动不动就打她，并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比如张爱玲，那么有才华的女人，胡兰成却把她不当一回事，占有了她的身体之后，将之抛弃，又投入了新欢的怀中。她们那么优秀，为什么会有如此遭遇呢，是没有眼光？是遇人不淑？还是命运弄人？我想了好久，也没明白过来。
不得不说，萧军除了有家暴之外（有一次，对萧红拳打脚踢，弄得对方鼻青脸肿），更是一个喜新厌旧，见异思牵，感情泛滥之人。不久，他又爱上了两人的共同朋友黄源的妻子。1936年7月，为摆脱精神上的苦闷，萧红收拾行李，独自一人东渡日本，同年年末返回上海。抗战爆发后即辗转汉口、临汾、西安、重庆等地。1938年8月，在爱情的花园里，定时炸弹终于爆炸了，萧红与萧军离异，各奔东西。这时的萧红，没有好好休整自己的身体，打扫自己心灵的尘埃，而是飞蛾扑火般投入下一段感情。
是不是天才的作家都是如此，其鲜活的文字，需要感情的滋润，需要爱情的滋养，一旦空白，就写不出文字来？例如世界十大文豪之一的莫泊桑，他没有正式结婚，但他一直跟各种女人交往着。托尔斯泰经常把妓女招到学校过夜，有时与两个妓女一起玩。法国才女乔治桑也是如此，感情一不合就会果断分手，寻找另外的男人。萧红也不例外，再次以一个孕妇的身份投入端木蕻良的怀抱。在感情方面，这些才子才女们时刻离不开异性，到底是性格使然？还是文学创作需要感情的滋润？难道他们就是这样，在现实生活中七颠八倒，在虚构的世界里才不会弄错一根哪怕纤细的神经？
是的，也许没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感情的滋润下，萧红写下了不朽名著《呼兰河传》。这是民国文化的土壤上，开出的一朵粉红色的玫瑰，鲜艳夺目，迎风招展。被茅盾称为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俗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读了呼兰河传，我更觉得，现实中的萧红，衣着破烂，食不果腹，感情上一波三折，就像她书中的不少人物一样，是民国中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苦命才女。也正如她自己所发出的感慨：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