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今生我欠你的，可否来生再还？——题记
在我年幼的时候，我像一只风筝，使劲地要往高处飞，而且还想挣脱父亲那根无形的风筝线。
我想飞出大山，飞出农村，飞向那遥远的未知的大都市。
父亲就是那个放风筝的人。他把我放得很高，很远，却始终不愿意松开手里的那根风筝线。
不要脸这三个字，在中国文化里面，一直就是用来骂人的。而我，经过一年来的反复思考和认真推敲，在父亲离开我们十二周年过后，我噙满泪水饱含深情地用“不要脸又不要命”这几个字来讲述我的父亲。我觉得，挺合适的。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亲也不例外。但父亲又有别于其他人，他年轻的时候，在中朝边境上的丹东市当过兵。虽没有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只是隔岸闻到过战争的气味。他没有打过仗，而是被安排在部队里面喂猪、理发、烧电焊修理枪炮。这些劳动，竟然改变了父亲的整个人生。父亲由一个纯农民，被部队改造成了有一定技能的农民和工人的混合体。很多年以后，人们给这类人起了一个名字叫农民工。
父亲从部队复员回到农村后，故意隐瞒了喂猪和理发这两件大事情，而是大肆炫耀他上过朝鲜战场，摸过枪，还修理过坦克和大炮。
父亲就这样骄傲地生活在农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干农活，父亲还一口气造了五个子女。我的大姐是在父亲入伍前就呱呱坠地了。二姐和我相隔两岁，我的两个弟弟相差三岁。如果不是遇上计划生育政策，我还真不好说会有多少个弟弟和妹妹。因此，在那个一贫如洗的年代，父亲养活了五个子女，一家七口挤在一座四面漏风，屋顶透光的木房子内，温馨快乐地活着。
1978年，改革的春风刮遍了中国，也吹到了农村，吹醒了一部分农民，同时也催眠了一部分农民。
我的父亲十分敏感，正因为他当过兵，也算是当时农村见过世面的人。改革的春风一来，他便醒了。他像河堤上的杨柳，各种美好的想法和憧憬迅速发芽，生长，万物复苏。于是，他丢掉犁钯，卷起铺盖，跟随乡基建队就进了城，在建筑工地上做了一名电焊工。用现在的说法，我的父亲变成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
当然，父亲的醒悟也不是偶然的。当年，在中国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发生了两件大事情，那就是田土承包到户和杂交水稻技术的普遍推广。这两个事件彻底调动了部分勤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解决了不再饿肚子的难题。农民有了更多的时间用于自由支配。
在我们生产队，父亲年轻力壮，一直就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当田土承包到户过后，挂在父亲脸上的喜悦无以言表。他和母亲带领两个姐姐经常披星戴月地干活。当院子里其他人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咱们家早就上了坡。当别的人家起床煮饭的时候，咱们家早就在田地里席地而坐，大家围在一起，享受着头天晚上焖好的红薯饭。那时侯，我也没有闲着。我每天的任务就是看管好两个年幼的弟弟和按时喂饱圈里的猪和牛。我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要认真念书。
那时候的农村，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各家各户都是清一色的木屋瓦房。大院子，大晒坝，大家在一起可以穷开心。每家每户都七八口人吃饭，随便哪家冒出一丁点儿油星星味儿，全院子的人都闻得到。
大家都穷。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富。所以，很多人的脑海里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穷。没有可比性。
我的父亲醒悟得早。他的梦想就是，一家人能够吃饱穿暖，房子不再刮风漏雨，荷包里能够有几个买得起油盐酱醋的零用钱，再供养三个儿子把书念出来就满足了。至于两个姐姐，父亲也没有更多的奢望，最好早点儿找个人家嫁出去。毕竟，女儿总是别人家里的人。
父亲没有文化，但父亲有教养。所以，我们从小到大，父亲总是以他的父亲立下的规矩来严格教育我们。父亲教育子女没有什么大道理，而是话丑理端，不简单粗暴。所以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打我的次数较少，但跟着两个姐姐罚跪却是家常便饭的事情。父亲的眼神犀利，像鹰眼，让儿时的我们望而生畏。
其实，我的父亲和天下所有的农民一样，满脸的质朴，和蔼。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进城务工前，脸色平淡，肌肉饱满，远远看去，完全是一张纯朴干净结实的农民的面孔。
父亲的脸发生变化，完全是在他烧电焊开始。
电焊的火花辐射很大。而我的父亲却全然不知。那时的包工头也没有文化，舍不得钱购买劳保服，连电焊工最起码的面罩都不会提供。还有一个原因，焊接钢筋属于高空作业，没有办法手拿面罩进行操作。于是，他就随便在地摊上买一副普通墨镜戴上，把眼睛遮住就算了事。
第一天收工下来，父亲的脸上就烤得发红，还脱了一层皮，眼睛特别刺痛。倔强的父亲没有细想，而是用一块热毛巾敷在脸上就睡着了。
父亲进城务工那年，我刚刚小学毕业，开始念初中。
从来没有来学校看过我的父亲，有一天突然出现在了教室门口。
那是一个十分闷热的六月，父亲穿了一件灰白色的短袖衬衫，里面穿了一件红色背心，衬衫敞开着，脚上穿了一双塑料凉鞋。父亲先是摘掉头上的草帽，用衣角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然后大声呼喊我的乳名。
正在上课的英语老师先是愣了一下，接下来，教室里爆发出轰堂大笑。
我几乎没有认出那个站在教室门口喊我的人竟是我的父亲。我愣住了，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同桌用手肘轻轻碰了我一下，她告诉我：“喊你呢？”。全班同学的目光唰的一下全部都聚焦到了我的脸上。我满脸通红，从脖子红到了发根。
父亲的脸上红一块黑一块的，就像是无数天没有洗过脸一样，简直像一个乞丐。尤其是额头上烤焦了的部位，十分清晰地看见一张一张的皮肤粘在上面，底下露出一小块一小块粉红色的嫩肉，高高凸起的脸颊和下巴也是黑色的，露出两个清晰的黑眼圈。
那年，我刚刚进入青春期，特别爱面子。
我坐在位置上一动不动。父亲又喊了我一声。老师也走到我面前，示意我出去。
同学们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大家都感到十分的好奇。
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像要下地狱一样，十分不情愿地冲出了教室，一把抓住父亲的胳膊，将他拉到了同学们的视线之外。
那一刻，我恨不得拽着父亲一同钻进地缝里去。
我大声地质问父亲：“你怎么不洗脸呢？”
父亲先是一愣，接下来他才明白了我的愤怒和同学们的嘲笑。
他笑着说：“没有关系的，是被电焊的火花烤的，慢慢会好。”
我依然没有平息胸中的怒火，继续朝父亲吼道：“以后不要来见我了！”。说完，我转身就跑进了教室。只留下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他慢慢转过身，将手里的一个塑料口袋递给了学校看门的老头儿，让他转交给我。然后，父亲戴上草帽，垂着头就离开了学校。
其实，父亲是赶回来参加农忙双抢的，他听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初中，专门花时间去逛了一趟夜市，为我买了一双皮凉鞋和一件当时非常流行的灰白色双排扣小西装。而且，父亲还为我买了一根红白相间的斜条纹领带。父亲想把我打扮成城里人的模样。
父亲因为农忙赶回老家，他的那张脸在全村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都远远地观望，像是在打量一个冒昧闯入的陌生人的样子。人们走路都故意低着头，从父亲面前绕着走。大家都在私底下议论，说我的父亲可能是因为投机倒把罪受到了惩罚，被有关部门的人故意毁了容，让他永远没有脸面见人。村里人人都暗自惊喜，十分庆幸自己还留在土地上，没有像父亲那样冒失鬼一样就进了城。他们暗自得意，虽然在农村没有挣到钱，但至少还保住了自己的脸面。
昔日的邻居也出于对我家的嫉妒，私底下都喜形于色。她们打骂孩子的时候，故意指桑骂槐，也会拿父亲的那张脸来恐吓孩子，说如果再不听话，就把孩子的脸也打成父亲的样子。
当然，父亲没有去理会，仍然大大方方地和村里的每一个人主动打招呼。
他干完了农活，又挑了一百多斤粮食，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去粮站交了公粮。然后，父亲又连夜赶路，星夜兼程，路上连续啃了两个冷馒头，徒步行走了将近五个小时的尘土飞扬的土泥巴公路才到达县城的建筑工地。
天刚蒙蒙亮，父亲小心翼翼地推开工棚的门，里面躺满了民工兄弟。他摸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铺位，累得连衣服都来不急脱，便合衣躺下，很快就打起了响亮的呼噜。
那时的建筑工地，没有板房。民工们住的，就是随便用竹子捆扎成一块一块的跳板和从旧房子上拆下来的旧门窗等四周一围，房顶铺上石棉瓦，地上垫几块火砖，横七竖八地铺上旧木板，木板上撒一层稻草，再铺上竹席子，就成了民工的宿舍。
父亲的工棚里一共住了二十多个人。大家都彼此相互认识，几乎都是一个乡的，都很穷，没有文化，他们唯一拥有的便是浑身使不完的劲儿。
工棚里到处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工具，空气中漂浮着一股浓浓的汗味儿，夹杂着叶子烟刺鼻的味道。地上到处是烟头、纸屑、和痰液。人们随地大小便，他们不管工地上有没有人，只要尿急了，转过身去就开始尿尿。
到了夏天，工棚里面除了到处乱窜的耗子外，苍蝇蚊子就像轰炸机一样，一波一波地向工人们发起进攻。
相反，只有包工头才穿西装打领带，手里还经常夹一个公文包，皮鞋擦得呈亮，头发梳得一丝一丝的，上面还抹了厚厚一层发胶。
包工头都不喜欢走路，他们的交通工具就是骑自行车。自行车后面每次都会坐着不同的人，很少坐男的，几乎都是涂脂抹粉的会抽烟的发廊洗头妹。
初中毕业那年，父亲给我捎过口信，让我考完试就坐班车去一趟县城，被我拒绝了。
父亲对我没有失望，他继续用他挣来的辛苦钱给我凑学费，给我买衣服，还经常托人给我捎来城里的好吃的东西，有饮料、可乐、汽水，和各种五花八门的彩色糖果。记得有一次，我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课，父亲托人从县城给我带了一整块卤熟的红亮亮的猪头肉，直接就从教室的窗户外面递给了我。我双手接过卤肉，全班同学轰堂大笑。老师也十分气愤，勒令我立即滚出去。我羞红了脸，低着头，手捧着卤肉，像一阵风一样冲出了教室，气急败坏地将那块卤肉扔进了垃圾堆里。然后，我独自跑到了操场边儿上的树林里嚎啕大哭了起来。
从此以后，我的逆反心理完全占据了我的理性。在我的眼里，昔日的父亲不再那么慈祥，他的那张烤焦的面容，竟然变成了我青春期时刻提防和隐藏的对象。
我开始撒谎，内心日益膨胀的虚荣心像一个巨大的橄榄球，完全堵塞了我稚嫩的心房。我开始讨厌父亲，甚至讨厌回家。昔日的美边大院，如诗如画，我也开始憎恨，觉得那里已不是我的灵魂栖息之处。
我天知聪慧，虽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但我仿佛变了一个人。我在进校报到的登记表上，故意没有填写父亲那一栏，留了一个空白。老师问我有没有父亲？我竟模棱两可地摇了摇头。于是，老师就在家庭背景那一栏划了一个叉。
父亲再也没有来过学校看我，也不给我捎东西了。只是在每一个学期即将开学前，就早早地凑足了学费，用一块布包好，上面扎一根橡皮筋，整整齐齐地交给母亲，让她转交给我。那时候，我和父亲几乎不见面。父亲也没有时间主动和我交流。我唯一能够感到父亲依然活着的地方，那就是父亲凑足的人民币上的汗味儿。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掏出父亲的钱，放鼻子上闻一闻，权当是对他的思念。
高三那一年，为了能够跳出农门，我废寝忘食地刻苦学习，几乎完全忘记了我的父亲的存在。
那时候，虽然我的成绩全班第一，可我的人情味儿估计可能是倒数第一！
当离高考还有两周的时候，学校为了对每一个孩子的前途负责，破例要召开一次家长会，要求每一位同学都要把自己的家长请来。由于我的母亲也随父亲进了城，家里面就只剩下务农的姐姐和两个也在念书的弟弟。学校在没有给学生打招呼的情况下，给每一位同学的家里寄了一封信，信里面写得清清楚楚要求父母必须参加，否则，孩子的未来可能存在着变数。我的姐姐找了生产队好几个熟人，才把信带给了工地上的父亲。
家长会那天，我以为父亲绝对不可能来，就独自一人坐在操场上看书。同学们都三三两两地陪伴着自己的父母走进了教室。突然，在一群陌生的人群里，一张我十分熟悉的面孔从无数个游移的人头里清晰地映入了我的眼睛。
父亲！？他怎么来啦？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要立即爆炸了似的。
我赶紧起身，朝正在东张西望的父亲冲了过去。我必须阻止他走进我们班的教室。我不想让同学和老师看到我父亲的那张奇奇怪怪的脸。
父亲也看见了我，他举起右手，高兴地呼喊着我的名字，老远就在给我打招呼，并一路小跑了过来。
那一刻，其实，人们并没有在意父亲的脸。只有我总感觉天要垮了，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盯着父亲的脸一样。
我一把抓住父亲的衣服，再一次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急匆匆地将他推出了校门。
我用低沉地声音对他吼道：“谁叫你来的？”
父亲尴尬地解释道：“是你们学校给我写信啦！信上说家长必须要参加。”
我继续吼道：“那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你来管！快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