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不要锋芒太露
树大招风。在大功重赏面前，或身居高位之后，更要善于“藏巧”，切莫锋芒太露，以免功高震主，引火烧身。
锋芒太露而惹祸上身的另一种典型是在旧时为人臣者功高震主，如果不懂得收敛，也将招来杀身之祸。“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是一代名将韩信被害前无奈的感叹。
南宋时，岳飞的部将董先奉命去迎击南侵的金兵。金兵有上万人，而岳家军则只有几千人。怎样以寡击众，以少胜多呢？董先想出一条妙计。
他首先纵兵深入，但一与金兵交锋便全身而退，一日退百里，连退三日，手下的兵士越退越少。有些部将极不满意，说与其现在接连退却，还不如先前战死疆场。一直到第三天，董先眼见大家的愤慨之情都已被激发起来，这才告诉大家到了拼死作战的时候了。于是，全军上下齐心协力，一鼓作气打反击，压迫敌人步步后退。
当溃不成军的金兵退到唐州的牛蹄、白石二地的时候，正想放下兵器吃饭，谁知董先两天前纵兵深入时埋伏在此地的军队猛地掩杀出来，大败金军。
毛主席有过一句名言：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董先是依靠隐藏而取得胜利的，但如果没有最后的反击，他的隐藏有什么意义呢？
可见，隐藏自己并不等于埋没自己，不是与世无争，更不是逆来顺受任人宰割。
《易经》上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隐藏也是如此，关键在一个“动”字上。它不是单纯地为了藏而藏，而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为了取得更大的成绩、获取更大的成功而藏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隐藏，作为提升生命境界的技能和手段，所追求的是和这个生命境界相应的辉煌。
所以说，我们不仅要知道藏什么，更需要知道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怎么去藏。隐藏也不是目的，把隐藏当做追求的人，最终只能是弄巧成拙，自讨苦吃。
当然，在现代社会，不存在一个如同古代的君王那样位高权重的人可以完全决定你的生死命运，那么，你是否也就可以任意地锋芒毕露了呢？人之于社会，仍然是很渺小的，个人的力量也是微不足道的，虽然一般不会有一个人可以时刻决定你的命运，但我们的命运在某个时刻也经常掌握在别人手中，比如你的上司、你的老师，很可能他们的一个意见就决定你是否可以升职，或者你是否可以被录用、录取。尤其是在关键时刻，这样的决定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如果没有适度的收敛，招致他们的反感，后果也是致命的。
陈先生在年轻时代以具有三种特长而自负，笔头写得过人，舌头说得过人，拳头打得过人，他在学校读书时，已是锋芒毕露，初入社会，还是这样的骄傲自负，结果得罪了许多人。
不过，他觉悟很快，一经好友提醒，便连忙负荆请罪，倒是消除了不少的嫌怨，但是无心之过仍然难免，结果终究还是遭受了挫折。
做人要锋芒尽敛，因为锋芒太露容易招来祸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缩手缩脚，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作为一个有才华的人，要做到不露锋芒，既有效地保护自我，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不仅要说服、战胜盲目骄傲自大的心理，凡事不要太张狂太咄咄逼人，更要养成谦虚让人的美德，要懂得藏巧之功。
才高不要太张扬
相当一部分有才的人自视甚高，目中无人，而真正有才能有本事，能治国平天下的却是凤毛麟角，所以古语有云：“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没有真本事，却看不起别人是“骄”，有真本事而自视其高是“傲”，无论是否有才，自视甚高，目空一切都是人性的一种弱点，是浅薄的一种表现。
历史上有才的人大多比较自负清高，他们恃才自傲，个性张扬，总觉得身边的人都不如自己，于是处处表现自我，目空一切。但是他们的恃才自傲，狂妄自大，常常不能让人容忍，于是他们经常受到排挤，有才无处使，生活之路就多半会比别人多一些坎坷。
贾谊是西汉前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贾谊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基本上生活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他的生活也基本上是以读书习文为主，因此他从小精通诗书，18岁时就写得一手好文章，以能诵诗书擅写文章而闻名于郡中，在洛阳一带很有名气。当时的河南太守吴公非常赏识他的才学，将他列置门下。
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即位。听闻河南太守吴公颇有学识，且政绩卓著，便征召吴公为廷尉。吴公上调到京城做官，贾谊也在老师的推荐下，被征召入朝，立为博士，掌文献典籍。其时，贾谊不过20多岁，在博士中最为年轻，但以见识和议论赢得博士中年长者的尊敬，受到文帝的重视。不到一年，又被破格晋升为太中大夫。朝廷上许多法令、规章的制定，都由他主持进行。从此，22岁的贾谊便踏上了仕途，成为西汉政治集团中的一员。
贾谊以才学和议论见长，在陈述秦灭亡的原因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过秦论》，指出秦灭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震动满朝文武。贾谊留给后世的名篇还有《吊屈原赋》、《鵩鸟赋》、《治安策》等，均是才气横溢、见识卓越的名篇。
汉文帝对贾谊的才华非常赏识，又与诸大臣商议，想把他升擢为公卿，但因为遭到群臣的反对而作罢。和许多悲剧性人物一样，贾谊才华横溢，备受皇帝赏识，但他锋芒毕露，难免引起某些人的嫉妒，埋下了隐患。
贾谊虽才高，但不懂人情世故，不知权衡轻重，从统治者及权贵的角度看问题。他当上太中大夫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许多改革措施，文帝不但没有采纳，反而觉得他书生气，华而不实。
后来贾谊又建议为了强化皇权，让列侯离开京城，回到他们的封地去，结果因此而得罪了列侯，让他们非常不满，招致后祸。
贾谊年纪轻轻就得皇帝赏识，招致小人的嫉妒，又大力提倡改革，得罪权贵，结果上下左右均在文帝面前诽谤他。久而久之，文帝也觉得他人缘不佳，开始有意疏远他，把他调出京，去当长沙王的太傅。
贾谊被调离京后，深感委屈，哀伤自悼，作了《吊屈原赋》与《鵩鸟赋》。这两篇文章传入京都后，文帝虽赞赏其文采，但又觉得贾谊气量小，言过其实，暗中抱怨君子，更觉得此人不堪重用。
后来贾谊作了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不慎坠马身亡。贾谊本没有责任，但他害怕文帝追究，又追悔自己疏忽，没尽太傅的责任。从此更加郁郁寡欢，终日哭泣不已，一年后竟因伤感过度而病逝，年仅33岁。
贾谊同历史上许多不得志文人一样，不知世事险恶，不懂人情世故，自傲清高。汉文帝也算是一代明君了，贾谊尚不能为他所用，可见他太不通世故。他过分显露才华，招致小人的嫉妒；不考虑列侯的利益，锐意改革，得罪了权贵。另外，贾谊一旦失宠，没能适时调整自己去适应现实，只会哀伤自悼，一蹶不振，这就更令君王反感。
有才华的人恃才自傲、自视清高，不擅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气盛张扬，锋芒毕露，可能会招致别人的怨恨。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多不喜欢在才能上被别人超越，如果想要取悦他们，过分展现你的才华可能会适得其反，引起他对你的猜忌和不满。而自以为优越，过分张扬，还会引起身边小人的嫉妒和怨恨，从而给自己招来麻烦甚至杀身之祸。
过分清高张扬的人，往往不能融入社会中，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怀疑一切，傲视一切，看不起周围的芸芸众生。
凡·高，一个非常伟大的画家，他是一个天才，但也是悲剧的主角。1853年3月30日，他出生于荷兰乡村的一个新牧师家庭，从小就热爱绘画，并且在绘画中显示出惊人的天赋。但是他的画不符合当时的潮流，并不为当时的人们接受，凡·高以绘画为生，因此生活窘迫，穷困潦倒，只能靠做生意的弟弟接济生活。凡·高自视才高，不肯改变自己作画的风格，也不善与人交往，他目空一切，不肯妥协。这是个寂寞的人，他痛恨潮流，甚至在怀疑着社会。然而正是因为他永远在痛恨着怀疑着，便使自己成了疯子。他在与高更的一次激烈争吵之后，割下自己一只耳朵，并用手帕包着送给一个情妓。1890年7月，他在精神错乱中开枪自杀，年仅37岁。虽然他的才华在后世受到人们的赞赏，但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穷困落寞，非常凄惨，一生只卖出过1幅画。
才高不应成为自傲的理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总会有人比你强。即使当时没有人能够超过你，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微小的个体，我们所掌握的东西再多也只是沧海之一粟。自以为了不起只会让人更加讨厌，除了给自己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的好处。
用平常心看待荣誉
有功者往往居功自傲，盛气凌人，贪权恋势，殊不知杀身之祸多由此而起。十分功绩，若夸耀吹嘘，则仅剩七分，如果凭着功劳而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其至仗势欺人，那么功绩自然又减三分。自明者不管功劳如何卓著，都懂得谦虚谨慎，面对人生荣辱得失，以平常心态视之，当抽身时须抽身。功成而身退，则可垂名万世，若争功夺名，贪爵恋财，忘乎所以，居功自傲，必将招致祸害，最终身败名裂。
清朝名将年羹尧，自幼读书，颇有才识，他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但是他后来却建功沙场，以武功著称。这位显赫一时的大将军多次参与平定西北地区武装叛乱，曾经屡立战功、威镇西陲。1723年青海叛乱，他官拜抚远大将军，领兵征剿，只用一个冬天，就迫使叛军10万人投降，叛军首领罗卜藏丹津逃往柴达木。
因为他的卓越才干和英勇气概，年羹尧备受康熙和雍正的赏识，成为清代两朝重臣。康熙在位时，就经常对他破格提拔，到了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备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被晋升为一等公。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此时的年羹尧，真是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
年羹尧自恃功高，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他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的时候，令他们向着北边叩头谢恩，在古代，只有皇帝能这样；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来是属于平级之间的公文，而他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这些都是不合乎朝廷礼仪的越位举动。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尊敬优待，但年羹尧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一般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人员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迎诏，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然不行礼而宣读圣谕。
有一次打仗归来，年羹尧进京拜见雍正，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却安然坐在马上，连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在雍正面前，他的态度竟也十分骄横，不遵循大臣应守的礼仪，让雍正非常不高兴。
年羹尧陪同雍正皇帝在京城郊外阅兵，雍正对士兵们说：“大家辛苦了，可以席地而坐。”连下了三道圣谕都没有一个人动，直到年羹尧说：“皇上让大家席地休息。”这时全体士兵才整齐的坐下，盔甲着地声震动山野。雍正觉得很奇怪，年羹尧解释说，将士们长期在外打仗，只知道有将军，哪知道有皇帝？这本身虽然说明年羹尧治军有方，但年羹尧本来就功高震主，飞扬跋扈，雍正当时早已产生疑惧。
年羹尧不仅凭着雍正的恩宠而擅作威福，还结党营私，培植私人势力，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他的亲信。此外，他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年羹尧的所作所为引起了雍正的警觉和极度不满。年羹尧职高权重，又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招来群臣的嫉恨和皇帝的猜疑是不可避免的。雍正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又很喜欢表现自己。年羹尧功高震主，居功擅权，使皇帝落个受人支配的恶名，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于是几次暗示年羹尧收敛锋芒，遵守臣道，但年羹尧似乎并没放在心上，依旧我行我素。
不久之后，风云骤变，弹劾年羹尧的奏章连篇累牍，最后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92条，赐自尽。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最终命赴黄泉，家破人亡，如此下场实在是令人叹惋。
“福兮祸之所伏”，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中，荣耀或许就是祸害的开始。无论何时都应该保持谦虚谨慎、低调行事的作风，不飞扬跋扈，不居功自傲，以一颗平常心态看待人生荣誉，才能以不变之心应万变。
谦虚谨慎是成功人士必备的品格，它能使一个人面对成功、荣誉时不骄傲，把它视为一种激励自己继续前进的力量，而不会陷在荣誉和成功的喜悦中不能自拔，把荣誉当成包袱背起来，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故步自封，更不会因为功绩而妄自尊大，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从而避免了因成功而带来的祸害。
得势的时候要不时地提醒自己“福兮祸之所伏”，慎言慎行，宽容礼让，才能保持其成功长盛不衰，即便从顺境陷入逆境，也能做到不惊不诧，应付自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