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岁的华人首富兼世界首富伍秉鉴，终于跑路了。
伍秉鉴十分富有，在2001年《华尔街日报》统计的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Fifty of the Wealthiest People of the Past 1，000 Years)中，他是上榜的6名中国人之一，《华尔街日报》称他是那个时代的世界首富。
作为帝国特许的外贸进出口商，“行商”曾经是中国式财富的代表，广东十三行也是中国外贸的垄断群体，他们与盐商一起构成了中国富豪的主体。但是，1826年11月16日，伍秉鉴正式通知英国东印度公司，他已经获得了“粤海关监督”的准许，不再担任行商；同时，他也把生意交给了其四子伍受昌管理，请英国商业伙伴们多多帮助他儿子。
帝国商场，从来不是自由进出的所在，一切都握在政府手里，不仅包括准入，也包括退出，违者将遭到国家机器的严厉打击。首富为了这次跑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一是时间成本，从嘉庆十四年(1809年)提出退休熬到了道光六年(1826年)，足足17年；二是经济成本，根据东印度度公司的文件记载，首富为此足足花费了50万银元的巨资，上下打点，才获得了这张史上最贵的退休证。
但是，东印度公司的文件也记载道，这份花费巨资、等待 17 年才拿到手的退休证，依然可能被当局随时撤销。
此时看，伍秉鉴似乎还算幸运的……
不准跑
就在18年前，另一富豪就被帝国的一纸号令，在跑路之后被截回。
1808年，另一行商、“同文行”的老板潘致祥，也花费了10万两白银(约合人民币2000万元)贿赂官员，获准“退休”。那时，潘老板才53岁，与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一起，号称广州四大富豪，并且名列榜首。但是，他却公开宣称：“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
仅仅6年后， 1815年1月11日(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潘老板就不得不结束“宁为一只狗”的自由生涯。嘉庆皇帝直接下文：“退商潘致祥久充洋商，家道殷实，从前朦混请退，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岂容任其置身事外。着责令仍充洋商，与各总商认真清理一切，毋许狡卸。”(《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
在帝国看来，商人们当年靠权力致富，却在致富后一走了之，实在有点辜负朝廷的多年培养。好在朝廷还有国家机器，自有办法不容其“置身事外”，一纸文件，取消了“退休”资格，将已经跑路的潘老板捆绑回来，他之前花费的10万两白银，等于扔到了水里。
重新上岗的潘老板，将行号由“同文行”更名为“同孚行”，继续经营，直到1820年他病故，潘家无人愿意再担任行商，才算最后退出，真正是“死而后已”。他因死退出，也成就了伍秉鉴的首富地位。
帝国的经济圈是森严的，只要出任政府的行商，尤其是经营的不错的行商，就没有自由退出的机制。政府明文规定：“乏商(无实力的行商)应即参革，殷商(有实力的行商)不准求退，即实有老病残废等事，亦应责令亲信子侄接办。总不准坐拥厚资，置身事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
行商后人、民国时学者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中说，行商因不堪苛征暴敛，多有中途退办行务者，但退办时必须先清偿债务及历年来欠饷及罚金，才可能被批准退出。而且，因为行商资格是皇帝亲自任命的，退出也必须等待圣旨核准。否则，即便行商不想再干，却不能不继续承担义务。“有时行商即已退办，而海关以其他行商信用较弱，仍令其重新执行行务，行商不愿再作冯妇者，海关监督则强其为之，因是值得借债勉强支持生理(生意)，迨至不可收拾时，遂须受监追、查抄家产、充军伊犁之苦。”
梁嘉彬记载说，诸多行商中，只有“义成行”老板叶上林，顺利地获得了同意退出的圣旨，而其他人则要通过行贿才能退，而且依然可能被随时取消退休资格。梁嘉彬记载道，就在伍秉鉴花费了创纪录的50万银元后次年，“天宝行”老板梁经国为了“退休”，仅仅行贿了3万银元，价格之低“为向来所稀有”。
受够了
伍秉鉴的确是受够了。
这个家族，自从其父亲伍国莹开设了贸易公司“怡和行”、成为第一代“浩官”(Hawqua)之后，就一直在财富和动荡中不断折腾。
1787年，伍国莹为给一家中国公司担保，卷入了英国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经济纠纷，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非法拘禁，勒逼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第二年，据称他又因为欠下不少海关关税及其他税捐，干脆一走了之(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当了“伍跑跑”。最终侥幸过关的伍国莹，迅速将公司业务交给了次子伍秉钧，开始了第二代掌舵。
在第二代“浩官”伍秉钧的手上，怡和行业务增长很快，成为行商中的佼佼者。1800年，伍秉钧也依然难以逃脱公权力的压榨。这年，怡和承保的一艘英国商船， 被大清海关查获有两对表未纳税——据说这是船员们自用的表，忘记申报。伍秉钧希望罚款了事，愿意支付180银元， 海关监督却罚他纳税50倍。 次年，年仅35岁的伍秉钧因病去世，把摊子交给了32岁的三弟伍秉鉴，开始了第二代的第二阶段。
伍秉鉴长袖善舞，怡和行终于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公司，伍秉鉴也成为世界首富。
在伍秉鉴奔向首富的道路上，十分坎坷。面对着强大的政府公权力，作为首席行商的伍秉鉴，不得不为外商们和其他行商们的过失承担连带责任，甚至在1821年52岁时还因此被“罢官”——摘去了花费巨资购得的三品顶戴。
这年冬天， 2月13日(农历十一月十九日)，道光皇帝下旨：“着将伍敦元(伍秉鉴)所得议叙三品顶带，即行摘去，以示惩儆。”这是道光元年，刚刚即位的皇帝需要立威，伍秉鉴撞上了他的枪口。
罢官的理由，是伍秉鉴作为行商领袖，没能做好防范鸦片走私的工作：“鸦片流传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夷船私贩偷销，例有明禁，该洋商伍敦元并不随时禀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
一个月前，两广总督阮元向皇帝参了伍秉鉴一本，指责他协助走私鸦片：“盖洋商(即洋行商人，如伍秉鉴等，不是外商)与夷人最为切近，夷船私带鸦片，即能瞒臣等之耳目，断不能瞒该商等之耳目……乃频年以来，从未见洋商禀办一船，其为只图见好于夷人，不顾内地之受害，显而易见。洋商内伍敦元系总商居首之人，责任尤专，各国夷情，亦为最熟。今与众商通同徇隐，殊为可恶。”
在大清特色的体制下，行商们承担了外贸管理的职责，要为外商们的一切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以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反走私的第一责任人并非政府，而是为外商担保的公行商人。这一制度设计，为官员们提供了绝佳的进退空间，既可以高调打击走私，抬高“寻租”的行情，又不必亲自动手，且可以随时推卸责任。
阮总督要弹劾伍老板，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史料，实在是因为当年发生的“叶恒澍事件”令他十分生气。犯下命案的叶恒澍，是澳门行贿基金的负责人之一，为了保命，居然在牢里扬言要公开广东官员们的贪腐证据，最终，还真的仅仅被追究了走私罪，逃脱了命案。
走私鸦片一度是广东的热门生意。就在4年前(1817年)，伍秉鉴为一起存在争议的鸦片走私案，被迫承担连带责任，而被判罚16万两白银巨额罚金。犯下那起走私案的，是一艘美国商船“渥巴希号”(Wabash)。伍秉鉴不仅被罚款，还似乎和“案发地”澳门的“同知”(副市长)钟英结下了梁子——钟英因此事被问责，险些丢官，而记恨伍秉鉴。根据马士的记载，“叶恒澍事件”发生时，已经升任广州知府的钟英试图运用此事报复伍秉鉴，推动总督进行弹劾。
道光皇帝还是给伍秉鉴留了情面，虽然夺去了他的顶戴，“仍责令率同众洋商实力稽查，如果经理得宜，鸦片渐次杜绝，再行奏请赏还顶带，倘仍前疲玩，或通同舞弊，即分别从重治罪。”
巨大压力下，伍秉鉴等行商，也给外商们正式发出警告：停泊在黄埔水面上的鸦片走私船只必须即刻退出，否则公行将报官处理；今后只有出具不装载鸦片的“甘结”(保证书)，公行才能对外商的商船予以担保。而公行的担保，是外商在华进行贸易的通行证，没有担保，一切贸易都是非法的。
充门面
尽管行商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但面子还是要撑起来的。
1823年，被美国商人恶意欠款100多万美元、到白宫上访未果的广东“行商”潘长耀去世。次年，只为外商讨债的大清政府，宣布他的“丽泉行”破产，对其全部财产进行拍卖，以便偿还他的外国债主，保住天朝脸面——至于他的外国债权如何收回，大清政府是从来不在乎的。
潘的遗产中，最有价值的，就是那座占地1公顷的豪宅，位于广州西关，被外国人称为“宫殿式的住宅和花园”。英国著名建筑师和风景画艺术家、设计过伦敦圣·彼得大教堂和英国下议院的Thomas Allom(1804~1872年)，曾为这座豪宅绘制了一套画，至今仍能以极高的价格驰骋书画拍卖市场。而1926年发行的中国农垦银行一元纸币，主图就是这座豪宅。
“行商”的豪宅，总是世界人民的关注对象。1817 年，英国使团副使Henry Ellis，访问了伍秉鉴的豪宅：“浩官(伍秉鉴)的别墅尽管还没有全部完成，价值已达200万元(约合如今人民币2.88亿元)，其规模与其财富相匹配。这座别墅、或称为宫殿，分为几个组团，以一年四季的不同题材大量采用镀金和雕刻装饰，显得极有品位。”
另一位美国牧师Howard Malcom，则记载了伍秉鉴豪宅室内的奢华：“除了华丽的中式灯笼，还悬挂着不同规格和款式的荷式、英式和中式枝形吊灯。意大利的油画、中国的挂轴、法国钟、日内瓦的箱子、不列颠的碟子等装饰着同一个房间，并点缀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然珍品、蜡制水果模型和造价不菲的白 鑞制品。”
潘仕成的“海山仙馆”，丝毫也不输于伍家花园。美国人William C.Hunter在《旧中国杂记》一书中，记载道：“得到许可到潘庭官在泮塘的美丽住宅去游玩和野餐是一种宠遇……规模宏伟，有布局奇巧的花园，引水为湖，叠石为山，溪上架桥，圆石铺路，游鱼飞鸟，奇花异卉，千姿百态，穷其幽胜。”
一名法国人则在《法兰西公报》上炫耀说：“这一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这花园和房子容得下整整一个军的人。房子周围有流水，水上有描金的中国帆船。流水汇聚处是一个个水潭，水潭里有天鹅、朱鹭以及各种各样的鸟类。园里还有九层的宝塔，非常好看。有些塔是用大理石建造的，有的是用檀木精工雕刻出来的。花园里有宽大的鸟舍，鸟舍里有最美丽的鸟类……妇女们居住的房屋前有一个戏台，可容上百个演员演出。戏台的位置安排得使人们在屋里就能毫无困难地看到表演……大门外不远处有一个印刷所，潘庭官在这里印刷他家族的传略，以传之后世。”
William C.Hunter居然还打听到了，这座宫殿其实是潘仕成的后宫，他在这里供养了50个妻妾、80个童仆，以及30多名花匠和杂役等。《清朝野史大观》说：“潘仕成盛时姬妾数十人，造一大楼处之，人各一室，其窗壁皆用玻璃，彼此通明，不得容奸。”
如同皇家园林常常与天朝尊严挂钩一样，豪宅一直是广东“行商”的重要名片，并非私人玩物，而是营销工具，显示着、或者假装显示着他们的资产实力及政经资源，成为中国式富豪的标准配备。著名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说：“行商独占时代，广州商人之中，在其行馆中皆附属有工程浩大、各式具备的花园。”这些花园的规划设计上，充分考虑到了大规模接待的公关功能，比如花园里的步道就大大超出了一般路径尺度。
“行商”们在后花园“烧”了不少钱，以此维护脸面、展示实力，而这些门面与他们的生意一样脆弱，不知道何时会突然失去。
怪买卖
表面风光、内里精光的行商，还有个令国际贸易界侧目的中国特色——“贵买贱卖”。
当时的美国商人Sullivan Dorr记载，“行商”倪秉发在进口西方产品时，给外商们(主要是英商)，提供高出市场价9%~15%的报价，但要求赊销。同时，他在向外商们(主要是美商)出口茶叶时，不仅价格低于市场价，而且也提供相当数额的赊销。
如此反向操盘，大大地挤压了获利空间。吊诡的是，这却并非倪秉发一人的风格。那位因在美国起诉债务人、并向白宫递交上访信而“名留青史”的潘长耀，也是如此。
波士顿的一个商人评价潘长耀“腰缠万贯，生意兴隆，赊卖货物时很随意”，但“爱空许诺，临了支吾了事。”另一商人Thomas W. Ward也有同感：“他(潘长耀)富有、爱巴结人、讲究礼数，有时给些好货、有时供货又极糟糕，做生意时三心二意，你和他说话时得留个心眼，因为他老是空许诺，却自行其是，这种人可不常见。”
如此做生意，质量与服务都成了大问题。Sullivan Dorr在1799年的家信中记载说，潘长耀“精于掺杂茶叶”，因此在上一年度遭到英国东印度公司拒收。1803年，这位美商又抱怨：“自从水官(潘长耀)同意提供40箱小种茶后，我大概找了他20次，他却没法拿出货来。”
因为双向赊销，潘长耀和倪秉发在大量拖欠英国人货款的同时，也成为美国商人们的大债主。潘在美国通过法律渠道追讨的债权，就高达100万美元以上，而美商也至少欠倪秉发11.5万美元以上。美国当代律师、学者Frederic D. Grant的研究表明，在潘的一系列讨债诉讼中，美商总是抱怨赊账买来的茶叶质量太糟，并以此为借口，拒绝兑现期票，甚至反诉潘。
中国商人反常的“贵买贱卖”，其实出于两个看似矛盾的动机：
一、通过“贵买”及从外商处获取赊销权，间接获取流动资金贷款，应对中国国内的融资难问题；
二、通过“贱卖”及给外商提供赊销，获取贸易机会，保住自己的“行商”资格，拆东墙补西墙、用后账填前账，延缓经营危机爆发。
显然，从融资的角度看，这两种操作是反向对冲的。但是，资金与市场，却又缺一不可，潘长耀、倪秉发们由此陷入恶性循环：牺牲了利润的“贵买贱卖”，造成资金进一步紧张，进而更深地依赖“贵买贱卖”。如此饮鸩止渴，在出口商品的质量上做点手脚，也就几乎毫无悬念了。当时费城最大的茶叶商人Stephen Girard指出：“赊账的商人可能获得两到三年的信用期，但既然他在价格上占了便宜，茶叶的质量大概就比信誉卓著的商人买到的茶叶差了许多。”
当然，这绝非真正有实力华商的做派。Stephen Girard也指出：“我不相信讲信誉的中国商人，特别是那些经营优质茶叶的商人，会像那些为了获得长期赊账的商人那样手段低劣地购入茶叶。”
十三行“总商”、当年的世界首富伍秉鉴，其产品质量就十分过硬。美国现代学者Foster Rhea Dalles 在《旧中国贸易》(The Old China Trade)一书中说：“无论是保证书还是茶柜上的商标，他都言行一致，在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或费城，他的茶叶质量绝对保证”。同样，在伍秉鉴之前担任“总商”的潘振承，也十分关注质量。178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回1402箱质量有问题的武夷茶，潘振承没有二话，立即赔偿，开创了先例，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商业声誉。
问题在于，尽管喜爱向老外们炫耀财富，大多数的中国商人却既无资金实力、又无管理能力，经商如同摸着石头过河，混一天是一天，不断透支信用与信誉的“亏本买卖”，也就成了苟延残喘的强心针。
而正因如此，无论政府还是外商，都从心里看不起中国的商人。政府对商人们退出生意都予以严格限制，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因素就在于“蔑视”。
无宁日
1826年，伍秉鉴终于盼到了花费巨资、苦候17年的退休证。
东印度公司的文件对此评价说：“他拥有大量资本和高度的才智，因而在全体行商中，居于卓越的地位，他的财富与地位的影响，反而使他由于天性懦怯，致有某种程度上的抵消，以致不适宜于与一个专制和腐败的政府的官吏抗争，所以在很多事例中，他就成为他们巨额勒索的牺牲者。我们相信，他急于现在退休主要是希望保护他的财产。”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但是，他个人虽然退了，家族却无法退出，公司管理的担子交给了四子伍受昌，开启了这个家族的第三代，而伍秉鉴本人则在幕后垂帘听政。谁都确信他依然是幕后的掌舵者，有了麻烦还是要找他。
1831年，年轻的第三代“浩官”伍受昌差点送命——他在两广总督及粤海关监督面前，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疏通关系，请求准许其在商馆前建筑码头。结果，这大大刺激了广东巡抚朱桂祯， 下令将他下狱处斩。吓坏了的伍受昌长跪1小时，再加上粤海关监督的说情，才得以逃脱。两年后(1833年)，伍受昌因病去世，年仅33岁，很难说，他的早亡与巨大的压力没有关系。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伍秉鉴，此时已经64岁，只好强打精神，安排五子、年仅14岁的伍绍荣(伍崇曜)接班，成为第五任、也是第三代的第二位“浩官”。
年轻的伍绍荣，不仅继承了一份硕大的家业，而且也继承了一份硕大的麻烦——随着中英之间围绕着鸦片贸易的冲突越演越烈，被大清帝国当作中外贸易缓冲物的行商们，两头受气、处境艰难。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伍家参与了鸦片走私，但这丝毫不能阻止新任两广总督林则徐将他们拘禁起来，敲山震虎，给洋“猴”们杀只“鸡”吓唬吓唬。
林则徐将年仅20岁的伍绍荣投入了大牢，给已经70岁的首富伍秉鉴戴上了锁链，让他出席行商会议。与会的其他行商们，则都被摘去了代表着地位的顶戴(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根据广州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 Chinese Repository)记载，1839年3月23日，披挂着锁链的老首富，来到宝顺洋行(Dent & Co.)， 催促宝顺的老板、英国商人颠地(Lancelot Dent)赶紧进城缴烟。老人“苦苦哀求， 指着自己去了顶戴的帽子和脖上的锁链说， 如果颠地不进城， 他肯定会被处死”。
此时的首富，是否会在心中埋怨创业的父亲：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