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遵守诺言让我继续读书，休学一年后又重返学校，个中滋味只有自己能体会到。我拿着去年的成绩单，到二年级班主任那里报名，老师说要通过校长签字才能报名。
我找到张校长，他还记得我，校长关切地对我说；“周涛，去年听说你不上学了，我和陈老师都为你惋惜。现在你家里人又让你上学了，你一定要好好地把书念下去哟！”校长说着就给我签了字。
很多同学见到我时很惊讶，他们不和我说话，我也没好意思主动上前，有几个同学对我友好地笑笑，我也向他们微笑默默地走开了。
正走着，听见后面有人大声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大队长赵丹丹，她穿着粉底小碎花的衬衫，编着两根辫子，背着个蓝布书包，跑到了我跟前，稍稍喘了口气。赵丹丹显得很高兴，她笑着说：“你家里人又让你上学了啊？太好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笑着挠了挠头，问她：“大队长，你还记得我啊？”
“当然记得啦，去年六一你入少先队，还是我给你系的红领巾呢！再说你在你们班还挺有名的，成绩又好，刚开始听说你不上学我都不敢相信。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如果你家里再不让你上学，你告诉我，我去帮你说服他们。”听了赵丹丹说的话，我好感动，不知说什么好。
赵丹丹笑眯眯地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她又说：“以后你在学习上有什么不会的，就到我们班找我，我会教你的。”
“好，丹丹姐姐。”我叫着她姐姐，心里就好像淌过了一道暖流，我的姐姐如果还在世，应该就和赵丹丹差不多大。
跟丹丹姐姐分手后我就去新班级报了到，二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姓冯，才二十多岁，是个山东人，刚分到我们学校，高高瘦瘦的，说普通话，但是口音有点怪，总要拐个弯。
从1957年秋天到1962年夏天，我在陶庄小学读完了小学全部课程。三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课增加了汉语拼音，这是全国首次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课进入小学课堂，我有幸在这个时间段学到了汉语拼音，对我以后语文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对认识汉字、读准字音，提供了辅助的条件。
那几年，我每次考试，主课大都是优秀，副课也都在良好以上，没有出现过一个红灯（红灯就是不及格，老师用红墨水填在成绩单上的）。每年我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四年级开始当上了少先队中队长，只是大队长始终与我无缘，就连大队副也没当过，丹丹姐姐说估计是我不够身高马大的原因。
二年级第一学期开学不久，学校开展了反右派斗争，我们不懂得这是在干什么。渐渐地我发觉两个老师越来越沉默，不和任何人说话，也不来上课了。他俩就在办公室站着，也不怎么出来走动。其中一位就是教我们算术的霍老师，他是刚分配来不久的年轻老师。霍老师讲课生动有趣，枯燥的算术课被他简单地一讲，我们都听懂了，同学们很喜欢他。霍老师有一个特点，课外的时候话特多，从山南到海北，从盘古到如今，凡事都能说的头头是道。
霍老师不来上课，全班同学都憋着气。一天上午第一节课，是班主任冯老师在上语文课。一个同学举手，要求发言，得到允许，他站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说：“我们要求霍老师还到我们班教我们算术课，因为他讲得好，我们听得懂”。又一个同学举手，没等老师允许发言，他就嚷开了，霍老师错在哪儿啦？他是老师，就应该让他上课！什么派不派的，我们不想听，就是要霍老师！
“啪”的一声巨响，冯老师把教棍都打断了，老师的脸涨得通红 他只说出了一个“我”字，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捂住了嘴，两个眼珠朝上翻着，一动也不动象个木鸡似的，教室里寂静无声。
不一会儿，我连忙问：“老师，你怎么啦？”
“老师”！另有同学也在问。冯老师终于缓过神来，抬了抬手，向我们示意他没事。
下课后，冯老师小声地对我说：“讲右派或者在听右派的言论时，不能笑，如果笑，那他就是右派，因为他喜形于色。也不能为右派辩解，谁辩解了谁也是派，因为他与右派同流合污。”我听了这话，心想冯老师是个怕死鬼。
以后的日子里，谁也没敢在冯老师跟前提起霍老师的事，学校又派了涂老师教我们算术。
涂老师也是男老师，约莫40岁，个头不高，身体结实，稀疏的头发总是梳理的油亮油亮的。平日里，他少言寡语，在学校，他只做两件事，一是上课，二是批改作业。提意见，说建议，没有他的份。他家住采石街，人们只见他顺着铁轨下面的小路，早上匆匆地来，晚上匆匆地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涂老师安然无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