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1906年至1911年留学日本，在东京政法大学预科、立教大学学习。曾参加章太炎在日本的讲习班。
假如不是许季茀要租房子，招大家去品住，我们未必会搬出中越馆，虽然吃食太坏，鲁迅常常诉苦说被这老太婆做弄（欺侮）得够了，但住着的确是很舒服的。许季茀那时在高等师范学校已经毕业，找到了一所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屋，在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伊吕波是《伊吕波歌》的字母次序，等于中国《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后来常被用于数目次序），硬拉朋友去凑数，因此我们也就被拉了去，一总是五个人，门口路灯上便标题曰“伍舍”，近地的人也就称为“伍舍样”。我们是1908年4月8日迁去的，因为那天还下大雪，因此日子便记住了。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即十席与六席，拐角处为门口是两席，另外有厨房、浴室和下房一间。西向小间住着钱家治，大间作为食堂和客室，南向大间里住了许季茀和朱谋先，朱是钱的亲戚，是他介绍来的，小间里住了我们二人，但是因为房间太窄，夜间摊不开两个铺盖，所以朱、钱在客室睡觉，我则移往许季茀的房间，白天仍在南向的六席上面，和鲁迅并排着两张矮桌坐北。房租是每月三十五元，即每人负担五元，结果是我们担受损失，但因为这是许季茀所办的事，所以也就不好说的了。
往《民报》社听讲，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是1908年至1909年的事，大约继续了有一年多的光景。这事是由龚未生发起的，太炎当时在东京一面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许季茀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地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尼”字，据说原意训近，即后世的昵字，而许叔重的“从后近之也”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就不能说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显得不大雅驯了。
《说文解字》讲完以后，似乎还讲过《庄子》，不过这不大记得了，大概我只听讲《说文》，以后就没有去吧。这《庄子》的讲义后来有一部分整理成书，便是《齐物论释》，乃是运用他广博的佛学知识来加以说明的，属于佛教的圆通部门，虽然是很可佩服，不过对于个人没有多少兴趣，所以对于没有听这《庄子》讲义并不觉得有什么懊悔，实在倒还是这中国文字学的知识给予我不少的益处，是我所十分感谢的。那时太炎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领导下做两级师范的教员，随后又做教育司（后来改称教育厅）的司员，一部分在北京当教员，后来汇合起来成为各大学的中国文字学教学的源泉，至今很有势力，此外国语注音字母的建立，也是与太炎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
1961年5月14日作
（收入《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