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隐逸之风的消歇与建安文人集团的形成
东晋学者袁宏于《三国名臣颂》中曾明确指出：“夫时放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难，患遭时难；遭时匪难，遇君难。故有道无时，孟子所以咨嗟；有时无君，贾生所以垂泣。”袁宏所议大体符合中国古代历史的社会情况。纵观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发展史可以发现，隐逸之风确实多盛行于时局动荡之际。不过汉末隐逸之风的走势则属例外，种种迹象显示，当建安时期的社会动乱全面爆发时，起于党锢之祸后隐逸风气不仅没有进一步鼓荡起来，反而趋于平息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首先，就时人的精神状态看，“党锢之祸”后被压抑下去的那种激情、那种渴望建功立业的志向又重新高涨了起来；自我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也开始被重新考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及“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犁”（王粲《从军诗》）等诗句即充分反映了时人上述考虑。其次，就时人的具体行为看，不少人原来本是独善其身者，现在也打算“兼济天下”了，如阉寺擅权时弃官归家的田丰，此时却“志存匡救”，出佐了袁绍；又如“党锢”祸起后“不应宰司之命”的何夔，此时也激情满怀，投奔了曹操。其他像张綋、荀悦、邴原等一批人的行迹亦均属此类。可见隐逸之风的变化与社会情况的变化，在“党锢之祸”至建安动乱这段时期内是顺着彼此背异的方向发展的。这个发展方向说明：所谓“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的处世态度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说明社会环境的治乱并不能永远决定隐逸之风的消长。隐逸之风的消长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人们特定的精神或心理。固然，我们于前面已经指出：“党锢之祸”前后形成的隐逸之风已意味着人们精神心理的转变，不过这种转变在当时并没有全部完成，其全部完成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其原有特征的产生和固定下来即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才实现的，也就是说在其原有特征中不仅包含着丰富的现实内容，而且也沉积着大量的历史因素。这些历史因素既然沉积下来了，那么它们就很难一下子被现实的波涛冲刷净尽，它们仍会以潜在的状态继续留存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倘若现实环境变化了，它们就自然会重新起作用，进而促使人们的精神向其原有的特征上回归。建安时期的大战乱相对于此前的社会环境而言，正是一种明显的变化。大战乱虽然带来了流血、死亡与动荡不宁，但它同时也离析了“党锢之祸”后所形成的那种沉闷压抑的政治局面，并且把如何安邦靖民，如何重建帝国一统秩序的问题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而对于传统上就富于开拓进取激情的汉代士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实现自己的机会。因此可以认为：战乱初起时士人之精神之所以再次振作，隐逸之风气之所以趋于平息，关键原因就在于：建安士人们将当时的社会动乱完全认作成了实现自己的一个机遇，而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就影响了建安文学的基调，并间接地导致了建安时期群体性文学活动的出现和文人集团的形成。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显示：文人间群体性的诗文创作活动始见于建安之际。这类活动的出现乃是人们文学意识已走向独立和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因为通过它们，作者既可以进行创作方面的直接交流，也能够有批评方面的真诚沟通，正基于此，建安文坛才开始有了诗赋赠答现象的产生。时人以诗赋作品相互赠答，一则是为了表达友情或思绪，另则也是想听取批评或赞誉，而且无论侧重点何在，其结果之于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均具积极意义。另外，群体性文学活动的出现需要有这样一前提条件，即作者间应保持经常性联系，或者说作者间要围绕某中心人物形成一特殊团体。而这样的文人团体正好在建安时期产生了。
广义的建安文人集团当包含曹氏父子，除曹氏父子外，其核心成员孔融、王粲、刘桢、陈琳、徐幹、阮瑀、应玚等七人，即所谓“建安七子”。“七子”之称，首见曹丕《典论·论文》：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七子”中，孔融一直供职于献帝朝，非曹操臣属，其余诸人最早归依曹操者为陈琳（建安九年），最晚来归者是王粲（建安十三年）。“七子”之外，活跃于邺下文坛的知名文人尚有杨修、邯郸淳、繁钦、丁仪、丁廙、吴质、仲长统及应璩等。在当时的文人中，王粲的文学声望居首位，故他之来归标志着建安文人集团正式形成。随着建安文人集团的形成，中古时期的诗赋创作亦出现了一新的高峰，此创作高峰大约维持了十年，至建安二十二年才呈现衰微之势。
建安文人中，死于非命者有孔融、杨修及丁氏兄弟。孔融与曹操旧有嫌隙，早在建安九年曹丕纳甄氏时，孔融即作书对曹操进行过嘲讽，《后汉书》本传：“曹操攻屠邺城，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曹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这是孔、曹二人结怨之始。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丸并颁令禁酒，孔融复分别撰文发泄不满，这就更激化了二人间原有的怨愤。至建安十三年，曹操终于对孔融痛下杀手，孔融被杀，可看作是建安文人集团将要解体的一个先兆。孔融被杀后四年，阮瑀亦因病辞世。对此曹丕悲不自胜，亲作《寡妇赋》及《诗》以悼之，并命王粲同作。建安二十二年，王粲从曹操南征孙权，于北还途中病逝于居巢，时年四十一。曹丕亲临其丧，曹植为之作诔文。同年疾疫流行，徐幹、陈琳、应玚、刘桢等，均因染病而殒命。建安二十三年，繁钦卒。转年，杨修被曹操所杀。再转年，曹操病死于洛阳，曹丕即位称帝并改元黄初，至此建安文人集团正式解体，中古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期亦告结束。
第二节 建安文人的功名渴求与人道情怀
建安文人的聚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曹操成功的政治谋略，《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文士传》载：“摧袁氏于官渡，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石，破乌丸于白登。其余枭雄荡定者，往往如神，不可胜计。”曹操对中原地区的控制，令文人雅士们看到了天下统一的希望，于是咸来归附，投奔曹氏政权。而在当时，文人们位居各地，“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曹植《与杨德祖书》）在官渡之战前，曹操率先招徕了应瑒；之后于建安九年，陈琳归曹氏；建安十二年，徐幹“丛戍征行”；建安十三年，王粲擢为丞相掾，这些人才的聚集，为建安文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不仅如此，曹操雅爱辞章，讲习经书，有非常高的文学修养，在当时的政治领袖中，独领风骚。曹丕《典论·自序》如此描述曹操：“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另载于《魏书·武帝记》云曹操“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在曹操身上，既有对文学的喜好，又有对时局的远见，所以文士们在曹操身上看到了统一的希望，纷纷就归顺了曹氏政权。就这样，曹魏政权围绕着一大批文人墨客，刘勰谈及建安时期的文学之盛，在《文心雕龙·时序》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斡拘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侍，于叔德祖之侣，傲雅筋豆之前，雍容枉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建安文人在邺城的大量聚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动力，一时文章，蔚为大盛，建安文人在邺城的聚集，不仅因为在士人们在曹操身上看到了统一天下的信号，同时也因为在曹操身上看到了个人趣味，曹操的文学修养最高，《博物志》载：“汉世，安平崔缓，缓子实，弘农张芝、芝弟赦，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蔡邕善音乐，冯诩山子道、王九贞、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锊能。”可见曹操不仅精通草书，还擅长音乐宫商，比起袁绍、刘备等人，曹操可谓才华绝伦。在建安八年秋七月，曹操下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通过制度的方式，确立了文学的地位，这就为文人们创作，提供了最基本的动力。另外，还通过授予文人官职，得以让他们在邺下久居。刘桢在曹丕立为太子之后，成了太子文学，而应瑒、徐幹他们也得到了相应的官职，这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创作环境。因此这就形成了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这样局面的产生，和曹操的文学修养，以及制度的建设分不开的。曹丕在《典论》中谈及当时士人聚集子建安时的盛况，他如是写道：“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骐骥碌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段话是对建安文人的一个整体的概括，或者说，这也是建安文学成就的表述。建安士人们身上透露出来的那种建功立业，重整山河的决心，在他们的诗文中，俯拾皆是，试论其诗中所体现的渴望建功立业的倾向：曹操渴望天下统一，在他的所有诗歌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其《短歌行》：“周西伯昌，怀此圣德……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曹操仰慕周文王、齐桓公，他们能完成天下大一统的事业，风化百姓，万世敬仰。因此当他面对残酷的现实时，他便流露出了无限的感慨。在《薤露》诗中，他感慨于汉末奸宄当道，小人得势，贼臣败坏纲纪，离乱人心。当他目睹洛阳为贼所陷时，不禁“号泣而且行”，他希望能戡定叛乱，当何进引兵以剿董卓，最后兵败被杀，讨伐义士多被残害，他感慨于征伐令百姓穷苦困绝，“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乱世唯有得贤臣才能完成大一统，所以曹操求贤若渴，建安十五年曹操下《求贤令》：“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希望能改变冀地的风气，当他发现翼地人心浇薄，朋党比周，父子相伐，亲疏无序，骄奢放逸，殄灭伦常，因此他下令，“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魏志·武帝纪》）曹操的抱负是很大的，加之他的雄才大略，于官渡之战击败袁氏，于江外驱逐孙权，击败刘备于陇石，击破乌丸于白登。所以《三国志·武帝纪》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这段赞美之词，并非有阿谀之意，曹操个人的政治谋略，以及他的文学才能，要远远胜于袁绍、刘备等人，因此说他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丝毫不为过。
曹丕即位后，会曾两次兴兵伐吴，即江陵之战和濡须之战，虽然两次战役都未胜利，但是曹丕的抱负仍旧丝毫没有改变。他希望借助贤人的力量，重整山河。在《秋胡行》其一中，他写到尧得舜，天下艾安，四海富通，他希望能像圣人唐尧一样获得贤人的帮助。同时，他以汉文帝为目标，希望能像汉文帝一样，将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在《太宗论》中：“（汉）文帝慈孝，宽仁弘厚，躬修玄默，以检率下，奉生送终，事从约省。美声塞于宇宙，仁风畅于四海。”他希望能袭绍文帝之治，安平天下。
曹植虽没有政治上的伟大功绩，但是他心系天下，渴求建功立业，甚至在曹丕即位之后，仍旧没有丧失这样的抱负。在《白马篇》中曹植借游侠儿表达自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决心，这样慷慨磅礴的诗句，令人何其振奋！虽然曹丕即位后，百般阻挠，甚至万般打击，围剿曹植身边的文士，但曹操仍未消沉意志，他上书《陈审举表》、《求自试表》、《自试表》《谏取诸国士息表》，希望尽微薄之力。甚至在曹叡登位之后，虽不被重用，仍留意于国家生死，他见司马氏有篡权之心，于是上书，希望借通亲重新进入政治，挫败司马氏。“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吴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无朝觐之望……愿陛下沛然垂诏，使诸国庆问，四节得展，以叙骨肉之欢恩，全怡怡之笃义。妃妾之家，膏沐之遗，岁得再通，齐义于贵宗，等惠于百司。”曹植仍怀着一颗积极参与政治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