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跟我换，我都绝不愿错过莱尼的家。
他家虽安在纽约的公寓楼里，内里却彻头彻尾像农场。他说他敲掉了好几面分隔墙，好扩大空间，然后又要人给墙壁钉上松木板，再专门定做了一个马蹄形的松木吧台。我觉得地板铺的也是松木。
脚下踩的是大块的白熊皮，除开好些铺着印度毯子的矮榻之外没有其他家具。高悬在墙上的不是画，而是鹿角、水牛角和一只兔头标本。莱尼伸出拇指，拨弄了一下兔子柔软的灰嘴和僵硬的长耳朵。
“这是我在拉斯维加斯开车时轧死的。”
他走到房间的另一头，马靴的脚步声回荡，犹如手枪鸣射。
“这是声学设计的效果。”他说，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远处的一扇门后。
音乐突如其来，响彻空中每个角落。随后忽停，我们听到莱尼的声音：“我是各位十二点的主播莱尼·谢泼德，为你们带来排名最前的流行歌曲。本周第十位正是炙手可热的金发小妹——请听她独一无二的《太阳花》！”
我生在堪萨斯，长在堪萨斯；
哪天结婚时，我出嫁也在堪萨斯……
“这人真有意思！”多琳说，“你说呢？”
“当然。”我说。
“艾丽，听着，帮我个忙。”多琳似乎真以为我现在就叫艾丽了。
“没问题。”我说。
“别走好不好？他要动什么歪脑筋的话，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你留意到他那浑身肌肉了吗？”多琳咯咯地笑。
莱尼从后头的房间里走出来。“那里头有价值两万美元的录音设备呢。”他溜达到吧台边，摆出三个玻璃杯、一只银色冰桶和一把敞口壶，调起鸡尾酒来。
娶个真正的蓝血姑娘，她许诺会等我——
她是太阳花州的太阳花。
“不赖吧？”莱尼走过来，手里托着三个杯子。杯子上凝结了大大的水滴，出汗似的。莱尼把杯子分给我们，冰块碰撞，发出清脆声响。音乐戛然而止，我们又听到莱尼的声音宣布下一首歌。
“听自己说话的感觉真是爽得无与伦比。嘿，我说，”莱尼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弗兰基溜了，该找个人陪你。我打电话叫个朋友过来。”
“没事的。”我说，“你不用叫人来。”我可不愿坦言要他找个比弗兰基大上几号的人来。
莱尼似乎松了口气：“你不在乎就好。我可不愿冒犯多琳的朋友。”他满脸堆笑，对多琳说：“你说呢，宝贝儿？”
他朝多琳伸出手，两人二话不说，跳起了吉特巴舞，手中还握着杯子。
我架着二郎腿，坐在矮榻上，努力保持专注却无动于衷的表情。有一回，在观看阿尔及利亚肚皮舞演出时，见过一个生意人，他正是这副神气。然而，我刚把背靠到挂着兔子头的墙上，矮榻便向客厅中心的方向滑去，于是我干脆坐到熊皮上，靠着矮榻。
这杯酒喝起来水嗒嗒的，一点劲道也没有，越喝越像陈年水。玻璃杯的中段绘有一条粉线，点缀些黄色圆点。我喝了一大口，杯中酒降到粉线下头约两公分处。等会儿再喝的时候，酒却又回升到粉线的位置。
莱尼的声音猛然响起：“为呀为呀为什么，我离开了怀俄明？”
音乐间隙中，那两人仍不停地旋转舞蹈。置身于成堆的红白毯子和整片的松木木板之中，我仿佛逐渐萎缩，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化为地上的一个洞。
两人越来越痴迷彼此，目睹此情此景，旁观者总不免心灰意冷，尤其你又是唯一在场的见证人。
这就好比坐在快速驰离的列车守车里回望巴黎——每一秒钟，城市都在变小。但在你心里，却是自己在以每小时一百万英里的速度，被辉煌的灯火和迷人的新奇甩开，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孤寂。
莱尼和多琳不时搂作一团，接吻，转个圈，喝上一大口，然后再搂作一团。我暗暗盘算，要不干脆自己在熊皮上倒头睡一觉，等多琳想回酒店时再说。
莱尼大吼一声。我唰地坐起来。多琳的牙齿还咬在莱尼的左耳垂上。
“快松开，你这疯婆娘！”
莱尼一弯腰，多琳噌地腾空而起，被他背到肩上。玻璃杯从她手上飞了出去，撞到松木板，清脆的破裂声好不滑稽。莱尼仍在咆哮，疯狂旋转，转得那么快，我连多琳的脸都看不清了。
与平日注意他人眼珠颜色一样，我忽然注意到，多琳的双乳从裙子里挣脱出来，微微晃动，犹如两只饱满的棕色蜜瓜，而她的肚子贴在莱尼的肩膀上，被莱尼扛着转圈圈，两腿在空中乱踢乱打，她在尖叫。随后二人笑成一团，慢了下来，莱尼正欲透过多琳的裙子去咬她的屁股，而我不等看下文，便跌跌撞撞，冲出莱尼的家门。两手紧扶栏杆，半拖半走才下了楼梯。
摇摇晃晃走到街头，我才悟出莱尼家里开了空调。街头，积攒了整整一个白昼的热浪，滚烫沉闷，扑面而来，宛如给我的最后一记沉重侮辱。我完全不知自己身在何方。
我沉吟片刻，要不要坐出租车，去杂志社安排的酒会转转？最后决定作罢。舞会可能已经收场，我可不愿置身空荡荡的大厅，枉对满地五彩纸屑、烟头，和团团纸巾。
用一根指头顶着左侧房子的外墙，保持平衡，我小心翼翼走到下一个街角。抬头看清街道标识，从手袋里拿出纽约地图。我离酒店正好四十三又五条街之遥。
走路向来难不倒我。朝着正确的方向，默默数着走过的街口，迈入酒店大堂时，酒意彻底清醒，只是双脚有些微肿——自作自受，谁叫我不穿长袜。
守夜人在亮着灯的亭子间里打瞌睡，挂钥匙环和静默的电话机围绕着他。除此而外，大堂内空无一人。
我溜进无人照看的电梯，按下我住的楼层。电梯门从左右两侧咬合闭紧，犹如悄无声息的手风琴。随后我耳朵里响起怪声，一位身躯肥大，眼周污黑的华人妇女目光空茫，正盯着我的脸。当然，电梯里其实只有我自己。
我惊恐地发现，自己看起来满面皱纹，落魄颓丧。
走廊里人影全无。我开门进了房间。房里烟雾腾腾。起初我还以为这烟从天而降，预示着对我的某种审判。细想起来，原是多琳走前抽过烟，便摁下按钮，打开窗户上的排风口。
人家把窗户都焊死了，你就没法子敞开窗，把身子探出去。不知为何，这让我怒火中烧。
站在窗户左侧，我把脸靠在木窗框上。眺望市中心，联合国大楼颤颤巍巍，矗立夜幕当中，泛着奇异的绿光，宛如火星上的蜂巢。我还能看到，红红白白的灯在沿着车道移动，不知名的桥上也亮着灯光。
这般沉寂令我沮丧。这不是万籁俱静的沉寂。这沉寂源于我自己。
我明白，车辆在发出声响，车内的人在发出声响，大楼那座座亮灯的窗户后面，人们在发出声响，河流也在发出声响，然而，我听而不闻。整座纽约市平坦铺开，好似一张招贴画，悬挂在我窗外，灿烂而闪烁。可它在与不在，对我，又有何意义？
床边，白瓷般的电话机可以把我和外界相联系，然而它只端坐原地，哑口无言，与死亡的头颅别无二致。我努力回忆，曾把电话号码告诉过哪些人，好列出可能接到的电话。想来想去，只记得曾把号码给过巴迪·威拉德的妈妈，而她要把我的号码转告给一位在联合国做同声传译的熟人。
我不由轻轻干笑一声。
威拉德太太给我介绍的译员会是啥模样，随便想也想得出。她一直巴不得我嫁给巴迪，而巴迪此刻正在纽约上州的某地治疗肺结核。那年夏天，巴迪他妈甚至还给我安排了工作，想让我到那家结核病疗养院里去当服务员，那样，巴迪就不至于孤孤单单。她和巴迪都不明白，我为何决定来到纽约市。
书桌上的镜子显得扭曲，闪着异样的银光。镜中的面容仿佛从牙医的一柱水银中倒映而出。我本想爬上床，把自己埋到被子里，看能不能睡得着。可这就好比把一张脏兮兮、字迹潦草凌乱的信笺，塞进一只崭新干净的信封，太不迷人。我得泡个热水澡。
泡澡并非包治百病。不过，我的毛病大多泡个澡就能见好。悲伤得想去死也罢，紧张得无法入眠也罢，爱上了某个整整一星期都无法见面的人也罢，我沮丧一阵后，总会说：“我得泡个热水澡。”
泡澡时，我沉思冥想。水必须烫，烫到几乎无法下脚。我步入水中，一寸一寸放低身体，直到热水漫至脖颈。
我在许多浴缸里舒展过身体，清楚地记得每个浴缸顶上的天花板。记得天花板的不同质地与颜色，也记得上头的裂缝、返潮斑点和顶灯。还记得那些浴缸——古董浴缸的支脚做成鹰爪状，摩登浴缸的形状好似棺材，还有豪华的粉色大理石浴缸，可以俯瞰室内的睡莲池。我也记得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水龙头，五花八门的肥皂架。
把自己泡在热水里的时候，才觉得最是自由自在。
我躺在浴缸里，在这间仅接待女客的酒店的十七楼，高高悬在纽约的拥挤嘈杂之上。泡了将近一个钟头，终于感觉自己重新纯净。我从不相信洗礼，也不相信约旦河水显神迹之类的神话。不过，我想，我对热水沐浴的感情，大概类似于那些虔诚信教的人笃信圣水。
我对自己说：“多琳融化了，莱尼·谢泼德融化了，弗兰基融化了，纽约融化了，一切都在融化流逝，统统无关紧要。我不认识他们，和他们从未打过交道，我很纯净。吞下的那些酒，目睹的那些猥亵的吻，回家路上皮肤沾染的污秽，这一刻，统统洗得干干净净。”
在这清澈的热水中躺得越久，我就越发感觉纯净。最终站起身，把自己裹进柔软宽大的酒店浴巾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纯净甜美，宛如一个新生宝宝。
迷迷糊糊听到敲门声，我不知自己睡了多久。起初，我不以为意，因为那敲门的人一直在嚷：“艾丽，艾丽，艾丽，让我进去。”我可不认识什么艾丽。之后，那阵沉闷单调的锤击，被另一种清脆急促的敲击给盖住，门外的声音也变得更高更尖：“格林伍德小姐，你的朋友找你。”我才知道原来是多琳。
我翻身爬起来，在漆黑的房间正中，头晕目眩，站了一会儿，才稳住身子。多琳把我吵起床，我很恼火。我唯有靠沉沉睡上一觉，才能把这凄惨一夜统统忘掉。可是多琳一来，真会闹得我睡不成。我思忖着，假装睡着的话，也许敲门声会停止，放我一马。可等啊，等啊，那声音偏偏不停。
“艾丽，艾丽，艾丽。”第一个声音喃喃道。而第二个声音则继续厉声苛责：“格林伍德小姐，格林伍德小姐，格林伍德小姐！”仿佛我有双重人格似的。
我打开门，眯着眼睛，朝明亮的走廊探出头去。这个时分似乎既非黑夜，也非白昼，而是倏地蹿到两者之间，把它们分隔开来。这个间隔时分亮得炫目，似乎永不到头。
多琳歪歪地靠在门框旁，我刚出来她就一头栽进我怀里。她的头悬在胸前，我看不到她的脸。她干硬的金色发梢从深色发根处垂下，犹如草裙的裙边。
我认出了那位个子矮墩墩，嘴上汗毛重得像胡子的女人，她是值夜班的女仆，在我们楼层拥挤的格子间里，负责熨烫我们白天穿的连衣裙和晚宴礼服。真不明白她怎么会认识多琳，为什么要帮着多琳把我叫醒，而不是悄悄打发多琳回自己的房间。
多琳被我扶着，不再出声，只偶尔打几个湿漉漉的嗝。女人见状，抬脚朝她放着老旧的辛格尔缝纫机、白色熨衣板的房间走去。她神情那么严厉，勤奋而正经，像是个老派的欧洲移民，让我想起了自己来自奥地利的外婆——我真想追上去，告诉她，我跟多琳半点儿关系都没有。
“让我躺下，让我躺下。”多琳嘟嘟囔囔，“让我躺下，让我躺下。”
我觉得，假如扶着多琳，让她跨进了我的门，再让她睡到我的床上，就永远休想摆脱她。
她的身子温暖柔软，宛如一堆枕头压在我臂膀上。穿着细尖高跟鞋的双脚，绵软无力地拖在地上。她太沉了，我没法把她拖过整条走廊。
思前想后，我认定，把多琳甩到地毯上，关上我的门，再上好锁，上床接着睡觉，方为上策。等多琳苏醒过来，不会记得发生过什么，只以为在我门前晕倒了。她会自个儿爬起来，理智地回房间去。
我刚要轻轻地把多琳卸到走廊绿色的地毯上，她便发出低沉的呻吟，身子一耸，从我的双臂中滑了出去。一股棕色液体从她的嘴里喷射出来，落到我脚边一大摊。
这一来，多琳的身子更重了。她的头向那摊呕吐物歪过去，丝丝缕缕的金发粘在里头，好似沼泽地里盘曲的树根。我发觉她睡着了，便向后退去。睡意袭来。
那天夜里，关于多琳，我痛下决心。我会一直观察她的行为，倾听她的话语，但内心再不会与她有任何瓜葛。心底里，我只会真诚对待贝特西，还有她那些单纯的朋友。心底里，我其实与贝特西相似。
悄悄地，我退回房间，合上门。迟疑片刻，没上锁，还是于心不忍。
翌日清晨，我从压抑的热浪中苏醒。没有太阳。我穿上衣服，用冷水拍了拍脸，慢慢地打开门。如今想来，我当时大概以为，会看到多琳依然卧在那摊呕吐物中，实实在在，以丑陋的方式，见证我卑劣的本性。
但，走廊里空空荡荡。绿色地毯从这头伸到那头，干干净净，像一条永远繁茂的草地。唯有我门前趴着一块形状不规则、模糊的深色污斑，似乎有人不小心泼洒了一杯水，又小心把它拭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