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许多东西。模糊的阴影显露出面目，那是一张我无论如何也不应该遗忘的脸庞。我与琉璃坐在卧室的床上开心微笑，是他用相机将这一刻定格；我第一次骑上父亲的自行车，是他在旁边帮我保持平衡；我惹怒提摩西夫人，是他陪我留堂罚站；我在雾气浓稠的清晨迷路，是他用手电筒的光芒引导我走上正确的方向；我放学后的秘密基地是他一手建造的；我在草稿本上画下机器人图纸，是他用晾衣架、电动车马达和易拉罐将潦草的蓝图化为实物；我们共同玩耍、长大，看着被丢弃的甲壳虫汽车一天天被灌木丛吞噬，看着琉璃从邻家女孩成长为窈窕淑女。
属于我与她两人的瞬间是虚假的，每一个画面都有他的存在，是他为我们讲解“二人羽织”的表演要领，在上台前为我们鼓气加油，也是他带我们逃出热闹的中央展馆，坐在“大卫”的大理石基座上望着灯火辉煌的城市，等待烟花升起。我们三个人讨论着关于音乐的话题，我们都喜欢老歌，我爱迈克尔·杰克逊、芮阿娜和阿黛儿·摩根，琉璃喜欢皇后乐队、蝎子乐队、邦·乔维和夜愿，而他的播放器里装满鲍勃·迪伦、琼·贝兹和朱迪·考林斯。
那是我在这个小小的群体中第一次被疏远。或许，也是最后一次。
琉璃身上的甜蜜桃子香味还残留在鼻腔里，但她却不再向我看一眼，只用亮闪闪的眼神望着那个男孩，同他谈论着音乐中的力量与反抗精神。我试图插进对话，却发现他们在用一种我不理解的语言交谈。
“民谣与摇滚的精神核心是重合的，它们拥有同一个根源。”
“如果说根源的话，应该是‘日升之屋’（The house of the rising sun）吧？”
“啊，你一定要听一听‘动物’乐队（The Animals）的版本，在那个年代的英国乐队当中算是最棒的另类。我的播放器里应该有的……就在这里。”
他们分享同一副耳机，身体凑得那么近，以至于我听不清他们的窃窃私语。我无聊地望着天空，直到第一朵烟花在夜空绽放。“放烟火了！快看啊！”我大叫道，扭过头，发现他们之间的最后一丝距离已经借由双唇轻轻弥合。
乔。
他的名字叫作乔，我怎能忘记他？我最好的童年玩伴，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最敬佩的人。他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在秘密基地简陋的环境中制造出那么精致的双足机器人，那早就超过了手工课的范畴，简直可以拿到现代艺术品画廊中去展览。他学习成绩极好，喜爱摄影，会弹吉他，拥有一头浓密的褐色头发和一双明亮的灰绿色眼睛。在十二岁那年，他就长到五英尺九英寸高，拥有强壮的肌肉和敏捷的身形。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具有领袖的天然气质，身边从不缺乏追随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和我厮混在一起，只知道与他一起玩耍的日子，我快乐得像国王身边受宠的小丑。
有一次我问乔，为什么那么喜爱上世纪的古老民歌？他对我说，在遥远的20世纪初，有一位诗人、作曲家、工会组织者为工人运动写出无数振奋人心的民谣歌曲，最终被资本家以杀人罪处决。那个人的名字叫作乔·希尔。现在可能没人记得这位民歌复兴运动的精神领袖，但这个名字将永远铭刻于反叛者的墓碑上，永不褪色。
“我和他名字相同。”乔笑着说，“有时候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带着与年纪不相称的成熟。
自从十二岁那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眼花缭乱的夏夜之后，乔与琉璃逐渐淡出我的生活。乔并不理解我的冷淡，下课后依旧来找我玩，但我心中已经筑起高高的墙壁，将国王的邀约一次次拒绝。终于，三个人之间疏远了，十二岁男孩的自尊让我不得不独自品尝被遗弃的苦果，躺在床上想起他们成双入对的影子，痛苦地曲着身体忍受深深的孤独。
我恨他。恨国王将他的小丑遗弃（尽管那是我自己的选择），恨他与琉璃在一起的每一秒时间。
日子过得很快，我们渐渐长大，琉璃在高中毕业之后进入汽车制造厂控股的维修公司实习，乔依照父亲的意愿进入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机械电子工程，而我在社区大学攻读现代工业设计学位，准备在取得学位之后考入著名大学的研究生院，彻底离开这座嘈杂而阴沉的城市。
那一年，白色的高塔用了短短一个月就出现在城市的正中心，罗斯巴特集团的盾形徽标高高悬在塔楼顶端，像一只奇怪的眼睛在俯瞰整座城市。街道上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机器人，起先，机器人做着一些机械性的简单工作，随着州议会政策的逐渐宽松，这些怪模怪样的家伙开始走上正式工作岗位——说是机器人，其实没有一个是人形的，只是一些会移动、能举起物体和发出声音的机械而已，当然，据说还会思考。
也就是从那时起，萧条的气氛开始笼罩街道，工人们不安地议论着减薪和裁员。我的父亲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历史就是这样，城市已经熬过了那么多次经济危机，不会被暂时的不景气击倒。
终于，裁员计划被提前泄露，工业区即将整体关闭的消息，如同重磅炸弹爆炸，令一切都乱了套。工会立刻组织罢工——事后想想，资本家早已做好了割掉古老工业体系、建立新秩序的心理准备，罢工和游行又能威胁到谁呢？
我就是在这样一场游行中听到了唤醒记忆的那首歌曲，乔·希尔在1911年为工人运动创作的《牧师与奴隶》。对了，那天我穿过街道从社区大学回家，被游行示威的人流席卷其中。“喔，老克劳福特的儿子！”有人认出了我，我的手中立刻就多出了标语牌、头巾和啤酒。“为什么没有人发给你啤酒？喝光啤酒，举起牌子，再走二十分钟我们就吃午饭！”
我不想参与，但没能说出拒绝的话。人群呐喊着口号走过国王大街、绿洲路和铜矿路，兜了个圈子到达纪念广场，在这里休息、午餐。吵吵闹闹的工人坐满了圆形轨道基座，就像下雨时电线上密密麻麻挤满的麻雀。有人往我手中塞热狗与凉啤酒，广场中心搭起临时高台，四个巨大的马绍尔牌音箱接通话筒，有人登上台向大家讲解下午的游行路线。接着，另一个人花了十分钟宣讲机器人末世论，说这些拥有了身份的铁块总有一天会反过来成为人类的主人。最后乔和琉璃双双出现在台上，乔抱着他的吉他，琉璃穿着白色棉质T恤衫和蓝色背带裤，短短的头发用红色头巾扎起。
“乔！乔！”工人们举起啤酒喊道。
“这首歌叫作《牧师与奴隶》。今天，资本家说用钞票买断我们未来的工作年限，将我们安置在新移民城市，让我们可以在机器人的服务下舒舒服服过完一辈子，每日做着虚幻的工作；而明天，我们，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孙子、孙女和所有后代，就会成为被世界遗弃的垃圾！”乔已经成长为一个英雄般的高大男人，他握着话筒，整个广场的光仿佛都集中在他身上，让他吐出的每一个字眼都带着来自天堂的雄浑力量。“这些资本家正在用无所不在的机器人抢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城市！两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在戈壁滩中央建立了这座城市，如今城市的灵魂就要死去，高炉不再流出铁水，水压机不再锻打金属，石油不再流动，蒸汽不再喷发，一切将在我们的手中终结……全部终结。”
全场鸦雀无声，音箱中传来空洞的啸音。我望着乔和他身边的女人，艰难地咽下口中的食物。
乔没有多说一个字。他引燃了三千名工人的炙热情绪，又任由它在等待中发酵、膨胀，演变为超过临界力量的风暴。所有人都在等待他继续说下去，他却退后一步，抱起怀中的吉他。琉璃轻轻握住话筒，闭上眼睛，轻启朱唇。
纤弱而有力的女声响起——
长发的牧师每晚出来布道
告诉你善恶是非。
吉他扫弦声响起，如遥远天边隐隐滚动的雷雨。
但每当你伸手祈求食物
他们就会微笑着推诿……
乔开口了，充满力量感的男声接替了女声：
你们终会吃到的，
在天国的荣耀所在。
工作、祈祷，简朴维生
当你死后就可以吃到天上的派……
随着简单旋律的不断重复，工人们开始加入叠复句的合唱：
工作、祈祷（工作、祈祷！），简朴维生（简朴维生！）
当你死后就可以吃到天上的派！
各国的工人弟兄团结起来（团结起来！）
当我们夺回我们创造的财富那天
我们可以告诉那些寄生虫（寄生虫！）
你得学会劳动才能吃饭！
纪念广场沸腾了。音乐的力量让这些卑微的、绝望的、疲倦的工人发出海啸般的怒吼，我相信即使远在那座白色高塔中，大人物们也听得到这种震耳欲聋的呼喊。
在这一刻，我却感觉到彻底的绝望。他与她站在高高的台上，唱着一百年前的歌，他是她的约翰·列侬，她是他的小野洋子，他是鲍勃·迪伦，她是琼·贝兹，他们是一体，彼此契合，无法分割。
我恨自己打开了记忆的封印，让这种痛苦再次置我的灵魂于嫉妒的炼狱。我沿着国王大街快步向前，走过肮脏的街道、破碎的路灯和飘满纸屑的路口。我已经知道琉璃尝试将我引向何方，最后一封信一定藏在那里，我曾经忘却、又终于想起来的开始与终结之地。
我们的秘密基地。
也是乔死去的地方。
【03：54】
我不知道儿时的记忆缘何被封闭，只知道随着回忆的恢复，某种东西悄悄改变了。这破败的城市、无精打采的阳光、钢蓝色的雾气开始变得熟悉而亲切，空气中有一种让人心惊的温暖味道。快步走了二十分钟，我才发现行李箱和外套被丢在了纪念广场，但那些已经无关紧要，我最需要的是一个答案，而答案就在前方。
邮电大楼出现在街角，这栋六层高的楼房表面绿色油漆已经剥落，大门紧紧锁着。我的心脏不由自主地加快跳动，左右看看，街上并没有行人，远方一台清洁工机器人懒洋洋地挪动八条吸盘腿在一栋建筑物的外立面上行走，街对面的消防栓损坏了，一摊污水汩汩冒着气泡。
我咽下唾液，慢慢绕到邮电大楼侧面。在这栋大楼与隔壁“罗姆尼螺丝世界”五层楼房的夹缝处，摆着一个立体花坛，这种砖木混合结构的花坛在城市兴盛的时代大量出现于街头巷尾，花坛分为七层到十二层，层架上装有培养土或水槽，里面种植着三色堇、毛蕊花、波斯菊和蝴蝶兰，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鲜花开放，让花坛看起来像一道依序移动的彩虹。当然，现在的花坛只是一堆腐朽的木头和生满杂草的泥土罢了。
我蹲下来，一眼就看出新近有人来过的痕迹。这座花坛是我们秘密基地的入口，钻进花架底下，抽出六块底座的红砖，就可以钻进两栋大楼之间的夹缝，那是专属于我与乔两个人的天地。在热衷于机器人的童年时代，我们每天放学后来到这个秘密基地，在机械图纸、组合玩具和稀奇古怪的电子零件上消磨时光。我居然会忘了这美妙的一切，这简直匪夷所思——就像我居然会忘记乔一样离奇。
我挽起袖子，手足并用爬进花架下方，四周阴暗下来，能勉强看清布满灰土和烟蒂的地面。那六块砖只是搁在原本的位置，轻轻一抽就掉了出来。但我没办法穿过砖墙的洞口，一次冒失的尝试差点让我卡死在秘密基地的入口处，红砖挤压着我的胸腔，肋骨在咯咯作响，昂贵的真丝衬衣被砖块磨破，我用尽全身力气才退了出来，在灰蒙蒙的花架下大口喘息。
花了十五分钟时间，我才用钥匙链上的袖珍军刀撬下四块红砖，将洞口扩大到适合成年人的宽度。这次我顺利地爬了进去，手脚接触到秘密基地的一刹那，我彻底放松了，一转身仰跌在地，呼哧呼哧喘气。这里几乎一片漆黑，两栋楼房相接的遮雨棚没有留下一丝天光，四英尺宽的夹缝被两侧的花坛完全封闭起来，或许是设计的疏漏，或许是规划问题，原本应该毗邻建造的两栋大楼并未实际贴合起来，除了城市建筑管理委员会之外，没人知道这个隐秘空间的存在。
知道这里的只有我和乔两个人。在我们逐渐疏远的日子里，我不时会回到这里独自玩耍，也会看到他曾来过的痕迹，秘密基地成了维系我们关系的最后纽带。
直至十年前的那一天。
我的记忆从未如此鲜明，以至于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死去的乔那张英俊面孔上的诡异表情。他一只眼闭着、另一只半睁，眸子变成一种雾蒙蒙的灰色，鼻孔微微张开，嘴角上翘，露出几颗沾血的牙齿，齿缝里咬着一截黑色的物体，后来花了好久我才想到，那应该是他的舌头。因为被殴打的痛苦，乔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那是一个雾气弥漫的清晨，大罢工的第十六天。由产业工人掀起的大规模罢工运动，已经由这座城市扩展到这个州所有的工业城市。人们扎着红色头巾，挥舞着标语牌、大号扳手和铁锤走在街上，唱着一个半世纪以前那个名叫乔的男人写下的歌谣。我不知道资本家和政客们是否感到害怕，电视上看不到真实的信息，即使人群包围了罗斯巴特集团的白色通天塔，也无法看清高居塔上大人物们的表情。
我也不再去社区大学上课，整日混在游行的队伍里。我的父亲非常反对我参加游行，严厉地训斥我，说那不是我该干的事。可我选择无视他的意见。参加罢工运动对我来说并非出于阶级、道德或政治原因，回头想想，或许我只是想喝到免费的啤酒，然后远远地看琉璃一眼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