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这本书写的“安顺”，是我生活了十八年的第二故乡。明贤先生更是“神交已久”而“一见如故”的朋友。但是，我要说，真正认识安顺这座城，认识明贤先生和他的家庭，真正走进这“城”与“人”的“心灵”深处，却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这也是我为之动心，甚至受到震撼的原因所在。
是的，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十八年，书中提及的许多地名我至今都依稀记得，但我对世世辈辈根植在这块土地上的安顺普通百姓，他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他们的情感、内心渴求，他们的行为方式、人际关系、思维习惯……其实是十分陌生的，识其“面”而不知其“心”，我只不过是曾在这块土地上匆匆行走的“过客”。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自称热爱安顺的我，是难堪而痛苦的。
因为这或许涉及更大的一个问题，去年我和明贤先生一起编选《贵州读本》时即已提出过：“你认识脚下的土地吗？”《一个人的安顺》让我再次面对这个问题，而且有了新的思考。我发现自己的一生竟是在不断的迁徙、奔走中度过的，于是，许多的城市：重庆、南京、上海、杭州、北京、安顺……都和我发生过关系，却都不深，缺乏刻骨铭心的生命的血肉联系。这也跟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关：走到哪里，都是关在校园或公寓的封闭环境中，过着与世俗生活隔离的书斋生涯（我在安顺的十八年也是这么度过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将自己从看似凡俗、具体、琐细，其实是更生动、活泼，也更真实的人的生活土壤中拔出，成了“无根的人”。这样的人的无根化的悲剧，恐怕并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它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根源：应该说迅速变化流动的现代生活本身，极容易使人成为失根的漂泊者；而我们那个时代对人的世俗生活的绝对排斥（一律斥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对人的“纯精神化”的要求与精心培植，就自然会产生像我这样的畸形人。据我的观察与感受，前一方面的问题将随着全球性的流动变得更加突出与复杂；而后一方面的问题，却并不具有普遍性，甚至出现了反向的排斥精神的现象。应该警惕的倒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与表现，也变成是纯物质的，而忽略了其精神内核：这也是一种消解，而且是根本性的。我也正是从这里看到了本书的叙述的价值。它将中国边地小城市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如此真实而精微、具体可触地呈现给我们，这对我辈“不知俗事”的偏颇，自是一个有力的纠正。而作者对世俗生活背后的普通百姓的生命存在形态、精神面貌、命运……的关注，及其内在诗意的发掘，处处流露出对生息于故土之上的乡亲父老的深切理解，以及相濡以沫的悲悯情怀，则更有助于读者接近普通百姓真实的生活。这大概就是本书的格外动人之处吧。
据我所知，本书最初命名为《石城浮世绘》，作者显然有描绘市民生活中的人情世态，以展现大时代中的边地小城的历史风貌的自觉追求。这或许是我更感兴趣的，于是更以一种学术的专业的眼光来看这本书：它正是我多年追求而不得的。
我曾多次发出这样的感慨：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往往有“事”而无“人”，或者有“大事”而无日常生活的“小事”，有帝王将相学者名人“大人物”而无普通平民百姓“小人物”，有人的“外在行为”而无人的“内心世界”。这其实都是反映了一种颇为狭窄、机械与粗糙的历史观的。因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开始进入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时，便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一定要把研究的触角伸向“普通百姓家”的日常生活，将战争与文学对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的影响纳入研究视野。为此我作了许多努力，包括大量查阅当时的报刊与有关回忆录，虽略有所获而“沾沾自喜”，又为远不及理想而沮丧。因此，当凭借明贤先生的生花妙笔，如此丰富多彩的关于战时教育、文化艺术、商业、警务、宗教，关于民间习俗、餐饮、缝纫、娱乐……方方面面的“清明河上图”式的生活长卷一一展现眼前；这么多的战乱中的小城人物：“慈心与侠气兼备”的大姐，“始终娇慵着”的下江女人与“始终殷勤着”的下江男人，“披着灰白色的擀毡大氅，无比剽悍”的马哥头儿，“气质高洁”、“独来独往的剪花姑外婆”，有一支“维纳斯铅笔”、记忆中永远是一个“漂亮的大孩子”的裁缝师傅薛大哥，“洒脱和妩媚”的昌明和尚，并称“龙虎豹”的山城名师，还有“踽踽而去”的“卖葵花的皇帝”、“施施然而来”的食客等“江湖落拓人”……一个个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传递着那个已经消逝的时代的生命气息，这时的我终于进入了向往已久的历史情境之中，仿佛成为“历史中人”：遥远而陌生的变得可以理解，神秘莫测的也似乎可以把握了。
真的，如果不是“亲历其境”（当然是经过戴明贤先生作为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与介绍），我们这些事后的研究者，就不会知道，更无法感受到，在这个边城的“孤独内向、整天生活在幻想世界里的小孩”的感觉里，（“惶惶然的战争恐怖”是与小城的永恒记忆——“肃杀的寒冬、闭塞的乡民、沉闷的大家庭、不幸的少女”锁定在一起的，于是，留下的战争记忆竟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夭亡”。
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更惊喜地发现了战争中五四新文化在这个边地小城的传播与影响，而我尤感兴趣的是这种传播的途径、方式，以及其精神内涵。
作者告诉我们，正是抗战时期大批涌入贵州的“难民”（因江南人数量多，热情活泼，容易造成鲜明的印象，当地人将他们统称为“下江人”）成了传播“新文化”的“使者”，就同明代的屯军带来中原文化（包括江南文化）一样。作者因此说：“这是继明初屯军以后，安顺文化进程的第二个划时代转捩点，意义非常深远。”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影响首先是“下江人像一股劲风，破门窗而入，带进众多的新事物，全方位地冲击了小城的传统生活方式”。“奇装异服、特殊口味之类犹在其次，最碍眼的是一男一女挽臂而行，何况女的还是‘鸡窝头’、红嘴皮，化了浓妆！……（于是）路人就要公然作侧目而视状，或互相挤眼努嘴；小孩们则尾随其后，拍手呼哨。但下江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然故我，渐渐也就见惯不惊了。还形成了一个词叫‘吊膀子’。……此词大约也来自重庆人。”——此话不确：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杂文里就提到了上海滩上的“吊膀子”。“上海时髦”：现在深入到中国内地小城，当地青少年纷纷模仿，生活方式的潜移默化也许是最根本的。
作者说安顺人与下江人因“国难”而结缘，这话说到了要害。下江人最让人同情与感动的，是他们“背井离乡的凄楚”和“宁肯流亡三千里不做亡国奴”的爱国之情。作者说：“实际‘下江人’就是‘异乡人’，就是‘流亡者’，有着浓烈的沦落、苍凉、同仇敌忾的涵义。”或许“我”这个从未走出石城一步的小孩，第一次从下江人，还有因马帮运货与修建滇缅公路而路过的云南人这里，获得“国”的概念与远要扩大的“家”的概念。“我这个生活在白日梦里的小孩”，还“用想象恣意描绘它们的模样，想象自己在其中徜徉”，将自己的“精神家园”延伸到了江南、云南：“江南带给我那么多凄婉怅惘、低回不尽的思乡歌曲”，“云南乃成了我童年幻想的源头之一”。全新的“大地域”即“国家意识”就这样充满诗意地萌生在中国边地小城年轻一代的心中。这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下江人还带来了许多“新玩意”：“师范教育、职业大学、话剧、音乐会、画展”，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电影、戏剧和唱歌。作者甚至说：“在童年记忆中，抗日战争是与歌声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就是一回事。”这乍一看，有些不可思议；仔细一想，却是事有必然：抗战要求着也必然带来新教育的普及与新文艺的普及。在所有的现代文学教科书（包括我们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都会提到抗战初期所提出的“文人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以及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戏剧宣传队，走向全国穷乡僻壤，宣传抗战，实行“全民总动员”。那时，由作曲家舒模率领的剧宣四队（后来还有高博、杜雷等人的“新中国剧社”）就来到了安顺；几乎同时，著名的中学教育专家曹刍受中英庚款管理委员会之托，将江苏镇江师范内迁，在安顺创办了黔江中学。于是，安顺就有了“新文化”（新教育、新文艺）的中心。正是这中心传出的“为我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脚步连着脚步，臂膀抗着臂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四万万被压迫的人民，都朝着一个方向！”……的歌声，震撼着山城，打破了古老的平静，封闭沉寂的心灵也被唤醒。《雷雨》《日出》《家》《风雪夜归人》这些中国现代戏剧的经典，《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这些中国现代音乐的杰作，就这样走进了中国边远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中，成了这一代人的神圣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重要的是，这一切在明贤先生的笔下，并不是教科书式抽象的概括，全是鲜活而传神的细节。你看这街头小景：背着书包去上学的男孩，口中念念有词，忽然会拔足飞奔，扬手高唱：“冲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你看那“影院风景”：“都是大城市过时已久的破旧拷贝，断头多，动不动就中断情景，改变画面。正在室里对坐，一眨眼到了海边打斗。有时放着放着画面就静止了，几秒钟后开始变形解体，见多识广的看客就大喊：片子烧了！片子烧了！交代情节传达对话的……字幕一出，观众们就出声朗读，场内一片嗡嗡声浪……”读着这样的可视可听可触可感的文字，依稀进入历史现场，这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
战争就是这样极大地开拓了夜郎之国古朴之民的视野，改变了他们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与想象。于是“小城出现美国大兵”成了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他们蜂拥而来，小城立即热闹了许多。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新鲜玩意儿：吉普车、短夹克、口香糖、冲锋枪、骆驼牌香烟、各种战地食品、大拇指加‘顶好！’等等。”洋人来了，西餐馆也应运而生；单是那“招牌”：“国际饭店”就足以让喜欢品头评足的民间评论家琢磨半天。而那七八十辆大小越野车穿街而过的“壮观”，更引发了民间笑话的创造：“说是一个乡下人目送小吉普飞驰绝尘而去，惊叹道：崽哟！这么小点就跑得飞一样，长大还了得！”的确，“美国大兵（只）是安顺历史上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但马克思所说的最边远的地区也要进入“世界市场”的历史过程实实在在地开始了，而且不可逆转。
当然，“西方世界”打入中国内地的努力早就在悄悄进行；作者提醒我们注意：“小城原也有外国人的。那是天主堂的修女和神父”，“永远是沿着街边走，俯视疾步”。这都不是不经意的“闲笔”。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作者特意刻画的小城里的“缙绅”、“生意人”和“名师”，这都是小城的上层人物，既是小城的“门面”，又在相当程度上掌握、决定着小城的命运。在明贤先生的描述中，他们无论当官、经商，还是教学，无一不是半新不旧，用作者的话说，他们“都属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之子”，同时也就承担着历史过渡的重任。像作者的“太老师”吴晓耕先生就是“学政法出身”，“后来教中学，多选鲁迅、胡适的文章作课文，讲郭沫若、茅盾，讲高尔基，还指导学生读三国水浒西游红楼”。那么，新文化的浸润，是早已在默默进行的。抗战是一个强力的推动，遂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由其发源地——北京少数中心大城市向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的传播、扩散。看似很慢——从五四到抗战，已有二三十年；意义却非同小可。我曾经说过：“历史变革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往往要看它对边远地区的蔓延、渗透的程度。”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本书所描述的抗战时期来自安顺这样的中国内地和社会底层的响应，才是真正显示了它的深刻性与深远影响的。本书所传递的这一历史信息的重要性，应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本书所描述的，不只是小城的历史变动。读这本书，我总要想起沈从文所提出的历史的“变”与“常”。到现在我还没有提及本书的开篇《石城浮世绘》，这正是最让我感动的篇章：我从中看到了某种“永恒”的东西。是小城永远不变的散淡、潇洒的日常生活，还是小城人看惯宠辱哀荣的气定神闲的风姿，我都说不清楚。或许正是这“城”这“人”所特有的韵味，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坚韧的生命力量。它在四十年代的战乱中支撑了这座小城，这个国家，因而不朽。
最后，我仍然忍不住要谈谈本书的文字。过去读明贤先生的文章，总要被扑面而来的书卷气所吸引。而现在他的笔端又流泻出更多的来自世俗生活与生命本身的“元气”，但仍不追求淋漓状态，而几近于“不放不收，亦放亦收，不平不奇，亦平亦奇，不庄不谐，亦庄亦谐，不俗不雅，亦俗亦雅”的境界。而经常引得我这个曾被安顺雨水浸泡过的外乡人莞尔一笑的，还有作者对安顺方言俗语不露痕迹的随意插入，如“玩嘴巴劲”“锅儿真是铁铸的”“看‘神仙过路’”“崽哟”之类，而有时随手拈来的日常生活中的大实话，如“大地方的人心不实”，也都十分传神，能写出一种民风民气。这实在是因为明贤先生把自己家乡的那方水土人情看熟了，琢磨透了，就达到了自如状态。读如此境界、状态中写出的文字，真是莫大的享受。而作者自觉的文体追求——将中国传统的笔记体小品（因此才有特意安排的《述异》篇）与渗透着文化人类学意识的现代文化散文糅合为一体，相信自会引起读书界与评论界的朋友的注意，就不多说了。
2004年4月6日凌晨写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