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件事引人深思：为什么两位高见卓识之士，都不认为书法是一门艺术？可以断言，他们都经过认真的学术思考，而非出于个人的兴趣好恶，不是“无知”或“偏见”，这种观点必有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依据。
这个依据就是：书法乃一种以笔墨写文字的艺术，不能像绘画、戏剧等公认的艺术门类那样直接表现客观事物（自然风光、社会生活等）。没有文学（广义，泛指一切有含意的诗文）这个载体，散乱的线条就成了另一门艺术：抽象画。用书与画做比较最能说明问题。常说“书画同源”，同在艺术手段：笔墨线条；而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这个角度看，则画是“直接艺术”，书法是“间接艺术”。书法是艺术世界的一个异类、一个孤例、一个独行客。这样，产生“书法算不算艺术”的问题就不能视为偏见或无理取闹。
今天，书法是艺术已无人置疑。但如果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无须论证的“前提”或“公理”，而是对它来一番穷根究底，就会发现书法作为艺术，确实还有一些未解的奥秘。书法界曾经对“书法起源”和“书法是什么艺术”这两个根本问题展开过大讨论，而且不同见解交相诘难，气氛活跃，但最终没有形成广泛认同的结论。其原因即如上述。文学是“语言艺术”，绘画是“造型艺术”，音乐是“时间艺术”，戏剧是“综合艺术”，都得到广泛的认同；而对书法就很难给它一个概括的定义。大讨论中有称之为“视觉艺术”“意象艺术”和“抽象艺术”的，都因不能恰尽特性而未得公认。有称“线条艺术”的，庶几近之，但国画的白描、满纸线条的抽象画也都可以称为“线条艺术”，不能独属书法。所以我的界定：书法是一种“以文字为载体的线条艺术”。
书法起源问题众说纷纭，我的看法很浅显、很唯物：文字诞生后，出于与生俱来的审美本能（古人类的岩画、彩陶、玉石饰品等，都鲜明地显示了这种本能），书写者总力求把它写得美观一些。而汉字又富于形象性、意象性，于是在不断完善的渐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广泛认同的书写审美体系。其实审美本能也非人类专利，否则，为什么种种动物的雄性不约而同地以华丽外表吸引异性，而我们人类也确实觉得它们比雌性好看？
曾见一种论点：书法艺术从职业书家产生创作自觉之时诞生，魏晋以前的书迹不能称为书法艺术。立论不无道理，但过于狭与苛。这样一来，悠久的书法历史就被砍掉了上千年的一段，而且是如此瑰丽辉煌的一段。凡具一点审美感觉的人，谁能不叹赏甲骨文和金文的造型之美，远远超越于无数后世书家？我认为，从甲骨文和金文的无名书者到二王祝徐，其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是一个从朦胧到凸显、从下意识到自觉的过程，其本质是同一的，都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审美本能。书法与文字同时诞生，共历原始、演变、成熟的阶段；然后，文字定型了，书写文字的艺术继续发展，不断出新，迄今仍在前行。
书文关系
文学、戏剧、绘画都由“内容”和“形式”两个元素构成，书法却只有形式，它的内容是文学（各种诗词文章）。一幅书法作品，哪怕只写一个字，也必是一个有完整含义的字，如吉祥含义的“福”、哲理含义的“空”、美学含义的“逸”等。从《集王圣教序》到今天各种集字诗文帖，都是把某体单字按诗文内容加以排列；而按部首排列的书法字典，就是工具书而非作品集了。书法与文学的关系，好比影之随形，共生俱灭。谈书法想绕开文学（有内容的诗文），是不可能的。
既然书法离不开文字，文字离不开内容，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要说清楚这个关系，还真叫剪不断，理还乱。
两者可以毫不相干，各自为政：同一首诗，印在十本书里只是一首诗；十个书家写出来却成了十张作品，任何书体、任何风格都可以写它。这是常识，也是绝大多数人共同的观点。
但我要说，这只是一种浅表层次的关系，一种消极意义的关系。书法既是与文学水乳难分、文化内涵最深的艺术，书家（至少是文化素养较高的书家）就应当把文学因素当成书法创作中一个有机的、积极的成分来对待，这能使书家如虎添翼。
这个观点，产生于临池和思考中的正、反两种启示。正面启示是：不学王、颜、苏体者多的是，却为什么普遍认同《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帖》为天下行书冠冕？我发现其中“密码”是：这三件作品中“书”与“文”融合统一，相得益彰。唐孙过庭说《兰亭序》：“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清王顼龄说《祭侄文稿》：“为忠愤所激发，至性所郁结，岂止笔精墨妙，可以振铄千古者乎。”今人沈鹏说《黄州寒食诗帖》：“充满内在的不可遏止的激情。”这都是强调书与文的情感契合。黄庭坚说《争座位帖》“忠义之气横溢，而点画所至处便自奇劲”，更道出所书内容对于作书时的精神状态之激发、导引作用。
负面启示则是赵孟。少年时，表兄帅学平把他家的三四本字帖赠我，其中有赵的小楷《汲黯传》和草书《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印刷装帧都很精致。当时我在贵阳上学，字帖都放在安顺家里。一九五〇年贵州全省闹政治土匪，交通阻绝，我在安顺中学寄读一学期，每天回家，课余时间很多，就看书临帖。这时已在清华中学读过许广平编的《鲁迅三十年集》，觉得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很有趣，知道鲁迅喜欢嵇康，还亲手编校《嵇康集》，就找出那本赵帖《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来看。一看不舒服，越看越别扭：这样特立独行的“怪人”，这样愤世嫉俗的激烈文字，与那种华丽矜持的书法太不搭界了，简直是水火不相容。看《汲黯传》不反感，因为那精整的小楷，与传主方正刚直的言行不相冲突。这是我意识到书法存在“迹”与“质”关系的开始，这也渐渐成为我观赏书法和自己创作的准则之一。对于写什么总是那副风流自赏姿态的赵松雪也越来越不喜欢了。
知道了文学对书法的能动作用，那么在挥毫之前，对所写诗文细读几遍，思考一下怎么写能够达到书境与诗（文）境的和谐统一，这就是开始了对书法美学之较高层次的探索。这同演员接一个角色，歌手唱一首新歌，都必得做一番“如何诠释”的构思，道理是相同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找感觉”。一幅书法作品，写的时候“找不到感觉”和“找到了感觉”，作品质量是大不一样的。
当然，“以不变应万变”，写什么都一个样，这种办法在书法领域是允许的，是大量存在的；我只是说：倘能“以变应变”，则可锦上添花，层楼更上。
选诗须认真对待
选择书写内容，是写作品必不可少的“工序”。虽然诗文名言浩如烟海，任君采撷，我常觉得“选”倒比“写”难。虽然费事，却须认真对待，因为它直接影响我的兴致和状态。
写自留作品好办，选喜欢的就行。如果是参展作品，选择主题相近的内容当然好，选一般的古诗词，也须内容不要相左。费推敲的是为具体对象写，往往翻阅多种集子，找不出一首恰当的诗、一联惬意的对句。我又弄文学又弄书法，不喜欢老是那几首唐诗，想写点新鲜的，但又须防止写出与对象凿枘不容的文字。比如对象是官员，你写《诗经》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人家会认为意含讥刺；写于谦《石灰吟》的“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罢，意思是好了，但天下几人当得起？陈义过高，转似逢迎了。
我不喜欢写格言警句。格言警句应当记在心里，素壁高挂张扬了些。实在要写，退而求恰当一些，含蓄一些。曾有老友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另一位要“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看天际云卷云舒”。我都去掉一半，只写“壁立千仞，海纳百川”和“任庭前花开花落，看天际云卷云舒”，意思不变，读起来舒服些。还有一位要“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只好交白卷。标语口号更不知怎么落笔，找不到感觉。
我乐意写的是山水诗。山水诗诗中有画，又加上书法的线条变化，使观者赏心悦目，且切合现代城市人回归自然的向往。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山水诗能提供构思的依凭，不像写格言警句那样找不着感觉。茫然而书，那幅字肯定是“白”的。
山水诗是中国古诗大宗，应当不难找，其实不然。诗人以情观景，情有喜怒哀乐，唐人宋人的山水诗，常有漂泊羁旅的凄苦语、仕途蹇困的牢骚语，都与今人的生活和心态格格不入。通首安详恬适者，多为五七言绝句，又字数寥寥，不宜写尺寸较大的作品。五七言律诗如李白的“群峭碧摩天”、白居易的“孤山寺北贾亭西”等少数几首，我不得不重复写过多次。而我喜爱的杜甫五七律，多数只能写自留作品。元人山水诗虽远不及唐宋，我写的比例却很大，因为元代政治残暴，文人社会地位又低，写山水诗止于幽景闲趣，不作激烈语，适应面宽。
对方的具体条件，也是选择书写内容的依据。比如文化状况，对不大接近文学的人，我多写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与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之类的浅显亲切之作。如果是学中文的朋友，他就会觉得不够味。同是王维诗，我就给他写“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意境较深远。职业和性格特点，也是提供选择的依据。有位朋友学矿业的，我给他写李白《秋浦歌》里咏炼矿的“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同人某君，性情刚烈，疾恶如仇，我贺其新居，写的是白居易诗：“蟭螟杀敌蚊巢上，蛮触交争蜗角中。应是诸天观下界，一微尘内斗英雄。”两位得了，都很喜欢。又有一位朋友要一张字送长辈，他说其人志趣高洁、终身不嫁，要我据此选取内容。我想来想去，选了陆龟蒙的《白莲》诗：“素花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还应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他得后大喜，说是十分贴切。
或诘：非得为一张字花这么多功夫选一首诗吗？
当然不。为一切人写“白日依山尽”都没错。艺术手段只有好孬高下之别，无所谓对错是非。但书法既与文学密不可分，就应对文学这一因素多动一点脑筋，使之臻于全面的完善。字写得好，又选了一首新鲜、精彩、熨帖的诗文，这件作品就如虎生翼，锦上添花，品位和价值就提升了。何况，熟读诗文是书法爱好者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字外功”，经常读唐宋诗词，选择起来也并不费多大力气，而且乐在其中。书家应继承孙过庭《书谱》的精义、美文、佳书的传统。即使力不能至，也应心向往之。岂不闻“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乎？更何况，这又是防止闹笑话的事。身为书家而在文学上闹笑话，是加倍丢脸的事。
实在不耐烦这么做，当然也没关系。杨万里说得好：“一滩过了一滩奔，一石横来一石蹲。若怨古来天设险，峡山不过也由君。”
人书关系
国人说“文如其人”，洋人也说“风格即人”，移用于书法就是“书如其人”“书品即人品”。这话不错，但不能狭隘理解。
文学艺术是个人的精神劳动，作品当然浸透了作者的各种特点，人与作品不可分。但古人出于“泛道德论”的思维定式，往往把“书品”往“道德”上，特别是政治上的“忠奸”上牵强附会，常常不能自圆其说，成为“真理与谬误只隔一步”的例证。比如，赵孟柔美华丽的字就透露了他以赵宋宗室降顺新朝的必然性。那么，王铎书法“险劲沉着”，同样降顺新朝如何解释？张瑞图书法“独标风骨”，却投靠奸宦魏忠贤，用他那方刚奇逸的字为魏写生祠碑；董其昌其书“楮墨空元透性灵”，其人却是地方一霸；郑板桥诸体罗列，倾欹散漫，似乎玩世不恭，其实为官处世非常方正忠厚。
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样说就比较全面了。此处的“人”，是其才质、学养和志趣共同形成的综合体；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这些因素综合而成的审美趣味。“书如其人”，如的是这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