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世鸿君告诉我，徐先生有个心愿：等到退休了，暇多心静时，好好写一百件满意的字留下来。我听了，想起那个古老的故事：嵇康临刑前抚琴一曲，抚毕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
伤哉！永年不永年，无闻岂无闻！
蒋梦谷先生“述而不作”
虞山老画师蒋梦谷先生，抗战中流寓贵阳，久住习惯了，他乡变故乡，终老于斯。一九七三年，画家王雪岑兄带我登门拜访。他非常高兴，说四十年代曾去安顺办展卖画，凭着间接朋友的一封引荐函，见到我父亲，留住舍间，受到诚恳的接待。我于是知道了家里那张蒋先生山水中堂的来历。回家说起，卧病的父亲颔首表示记得。他住回香坡，离我家很近，也是筑城常见的古旧木楼。这以后，与友人或独自去过几次。蒋师母总在大门里做家务。打过招呼，踩着吱嘎吱嘎响的楼梯，必见矮小清癯的蒋先生在幽暗的光线里作画。他常画四尺三开大小，很少画大幅，典型的四王山水。初见那次，他取出一叠作品，与雪岑一起为我挑了张《萧寺秋晚》。有一次我说起喜欢米点山水，他说那好办，又给画了一幅。我表弟沈福馨当时刚开始学山水画，我带他去请教。蒋先生当场示范，边画边讲，着重讲程序、用笔、树石技法等，并强调说：“构图布局不要去考虑，古人早已做到家了，照着画就是。”这话我们听了会愕然惊诧，但这种“述而不作”在四王画派却是天经地义，不仅要标明“拟烟客笔意”“仿麓台法”，甚至要“仿黄鹤山樵拟石谷”，用阿凡提的话就是喝“汤的汤”。然而以四王画派的笔墨、设色作为入门基础技法，却是中国山水画的可靠门径。有一次与黎晓三兄同去，蒋先生正在临钱南园大楷，纤毫逼肖，如同克隆，非数十年临摹功夫办不到。有一次，我发现了父亲旧存的一叠荣宝斋彩笺，起意请几位老先生各写一首古人咏梅诗。蒋先生写的颜体行楷，古朴老辣，很耐玩味。
抗战胜利后，物价腾飞，蒋先生经营了一个很小的牙刷作坊，补贴家用。新中国成立后转为公私合营，蒋先生戴着“资方”的帽子，每季度领两三元钱的定息。领定息就是剥削阶级，他一直未有正式职业。那时候不兴卖画，官方美术界对他也视而不见，两老大约靠儿子赡养，家中窘境一目了然。“文革”结束以后，有一年省里忽然拨了一笔专款，请几位老画家住到省政府招待所，专门创作。蒋先生在受邀之列，仿佛文物出土。老先生们兴奋感动，几个月时间，出了一大批作品。这本是好事，可惜没有制定必要的操作规则，这批作品的下落后来成了一笔糊涂账，不了了之。
回腕执笔的姜寿安先生
我从小到老都喜爱何绍基的行书，上初中时还临过，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一是缺乏碑体基础，学虎不成反类猫；二是不能运用他那另类的“回腕法”，就很难写出那股倔拗雄朴的味道，而我喜欢他的正是这一点。
所谓回腕执笔法，是指“五指环列，虎口正圆，平平地攒列在笔管顶端，高悬肘腕，而手掌向内环转使手腕着力”（引《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陈积厚语）。实行起来是非常别扭和费劲的。何绍基用这种执笔法临《张黑女墓志》，临一通一身大汗，感叹“古人神力不可及也”。其实是执笔法不同所致。董其昌说唐人就是如此执笔，这是“凡事古已有之”思维定式的又一个例子，不必信它。循规蹈矩的唐楷不可能是用回腕法写出来的。
真用回腕执笔法的书家，我只见过一位：安顺姜寿安先生。一九五〇年春节期间，解放军大部队经安顺入云南，地方上要送一面锦旗表达敬意。姜先生与我家是紧邻，我父亲把他请过来，吃了中饭，喝了茶，然后到当街的店堂写字。此前我不知道一墙之外竟有一位书法家，当然跟着去看。姜先生隶书大字“捍国卫民”，就用的是回腕执笔法，我见所未见，大为惊诧，印象极深。上下款用小行楷，就是一般的顺腕执笔了。那四个大字精严生动，但并不是何体隶书。
看姜先生挥毫，仅此一次。此后也没再见过用回腕执笔法的书家。
淘宝捡漏
少年时受先父子儒公影响，视“染上嗜好”为众恶之源。不论是烟瘾（鸦片）、赌瘾、酒瘾，都会令人沉沦，丧失尊严，都非常可怕。后来看小说，《红楼梦》里的冯呆子，《聊斋志异》里的石清虚，老实良民，又不招谁惹谁，就因家里有几把好扇面、一块奇石，就被权势者巧取豪夺，弄到家破人亡，真真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样的事在书里、生活里都不乏实例。
中年崇拜苏东坡，读其《志林》，有一则曰：“子由（其弟苏辙）之达，自幼而然。方先君与某笃好书画，每有所获，真以为乐；子由观之漠然，不甚经意。”又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即寄托，留意即迷恋。我遂以这种“达”作为努力的方向，要远离“物累”，提防“玩物丧志”。
然而，一切美物都具有难以抵抗的迷人魅力。于是我采取一种“收于箧不如收于眼”，买庸品不如买画册的“收藏观”，以观赏代替占有。还有一个观点：私藏不如公藏，越是珍贵的藏品越是如此。张伯驹先生把《平复帖》捐赠给国家博物馆，是最明智的选择。英国小说《天涯过客》中有一个富可敌国的女人，住在大海中一座孤岛古邸中，墙上挂着塞尚、马蒂斯、雷诺阿等名家价值连城的名画。她告诉来访者：“所有大师最好的作品都在我的私人画廊里了。”来访者向同伴说：“那些画是多好的收藏啊！”知情的同伴回答：“楼上的画廊里还有许多，伦勃朗、乔托、拉斐尔……”读到这里，我不觉羡慕，只为这些名画抱屈：本应当供为人类共赏的公器，竟被禁锢在无人问津的私宅里。有些朋友迟至“收藏热”席卷全国，赝品占了九成以上之后，才开始进入此行，节衣缩食，换回一堆垃圾，令人既同情又难以同情。玩收藏不光是玩钱，更是玩知识和头脑。友人中唯画家黎晓三兄动手早，有眼力，在“文革”后期买到不少真东西老东西，价廉而物美。
我想拥有的，只有书。但只为读，收而不藏。宋版明版，与我无关；孤本珍本，不如善本。一九七〇年前后，文学创作不能搞了，拾起小时候喜欢的书法篆刻消磨时间，而家里的拓本法帖已在“破四旧”中损失殆尽。手边仅有一部《淳化阁法帖》、一张《争座位帖》拓片、一张何绍基《浯溪中兴碑诗》拓片和一本手迹影印的沈尹默《二王法书管窥》，苦觉单调乏味。后来重晤陈恒安先生，在他指导下确定入手门径之后，更苦于碑帖资料的匮缺，于是也发过一阵“搜求疯”。最先的两大收获，一是张宗和先生赠给一本《集王圣教序》影印本。他还有一部拓本，就把影印本给了我。一是画家寓之兄听说我遍求孙过庭《书谱》而不获，慨然以旧藏影印本相赠，令我喜出望外。两帖都是“文革”前出版的普及本，定价才几毛钱，但都是选用最佳原本影印，远胜许多人家珍藏的拓本。诗翁涂月僧先生赠给一本旧时商务印书馆精印的《张迁碑》。有一次去看陈先生，他说有位女同事拿了几种旧帖来找人买，他给我留下了。我一看，有《爨龙颜碑》影印本和装裱精致的《张玄墓志》，非常高兴。另外两种没听说过，一是故宫藏苏东坡行书《嵇康养生论》影印本，一是郑子尹行书《书论》石印本，也一起买了。记得总共才五元钱。（但那时省博收高邕的草书大字《节书谱》四条屏，也只给了八十块钱。这是省博当时收购价的上限。）又一次，画家张润生兄带了一本《中岳嵩高灵庙碑》的复印件到舍间同观，见我喜欢，再复印一份相赠。这些就是我的第一批“入门教科书”了。幸而不久就出现全国性的“书法热”，历代碑帖影印本络绎出现在书店里，定价都十分低廉，可以见着就买下。记得出版最早的是领袖偏爱的《怀素自叙帖》。后来，久付阙如的米芾《蜀素帖·苕溪诗》、黄庭坚《诸上座帖》、颜真卿《祭侄文稿》等，一一陆续购得。转眼三十余年过去，历代碑帖的出版，至今长盛不衰，而且越出越精美，连我这样“只用不藏”的，都已更新换代好多种了。
但我也有两件“藏品”值得一说。妹丈张景复是北京人，“文革”中回北京探亲时，我托他访访旧碑帖。有一次买到一套吴昌硕篆刻原拓，上下两册，收印数十方，定价才四元钱。几年后接待苏州书画家，其中有吴昌硕的孙子，我给他看了，他连声说：难得难得！珍贵珍贵！另一次购得的是《安刻书谱》拓本，也才几元钱。那时我已有手迹影印本的《书谱》，当然胜过拓本，但此拓黑里透出紫光，从未见过。带给陈先生看，他说：这叫“紫金拓”，单凭这拓工，费用不知要超出多少倍！那时候如有手机，妹丈在旧书店里，把有售的碑帖印谱一一报上名来，我来决定取舍，还不知能淘到些什么好东西。
写榜书
榜书大字我很晚才开始写。因为字大了不易写好，字少了又不易遮丑。犹记一九八五年前后，我母亲要给家乡清泰庵捐一块匾，我宁愿指导十七岁的儿子来写“大雄宝殿”四个大字，款字由我写。他正写《石门铭》，懵里懵懂，不知怕惧。那时候我喜欢集字，凡找到我写字的，大至匾额，小至刊名，一律集古人法书以报：首选是“二爨”和《中岳嵩高灵庙碑》，行书则选吴昌硕。
最成功的一次，是为贵阳扶风山“尹道真先生祠”集康有为字。此额原本就是康南海所书，后来祠堂荒废多年，修复时没有底本了。集成后，王萼华先生非常满意，力主落康款，理由一是有历史依据，二是这几个字比原作还好。据老先生们说：当年康南海应贵阳所请写了两块匾，一即尹祠，一为“刘统之先生祠”。刘匾一直挂在白沙巷口，我多次见过。正楷，每个字都撑满四角，非常难看。康南海性情豪宕，不擅长工楷，勉为其难，就写成了这样子。我集的是他的行楷，看家本领，当然大不相同。我在陈恒安先生处见到过康南海的一幅大榜书，行草书“藏经楼”三字，每字一纸，二尺见方，用他特有的“裹锋”行笔，笔画之间，墨痕纵横交错，像乱麻一样。气势雄浑瑰丽，为之惊心动魄。陈先生告诉我，这是华家修“大觉精舍”时，请康南海写的，后来未能竣工，就没用上，一直收藏在刘姓管家手里，现在当事人都不在了，刘家后人找出来，卖给省博。我曾经听说过这三个字，传说润笔费是一个字一千大洋。陈先生说，民间是有这种传闻，但可能是出于俗语“一字值千金”，不一定是事实。我集古字为之的匾额很多，不少都忘记了。最集中的是为景云山堂馆命名和集魏碑为额。二〇〇一年前后，阳明祠山麓路口建牌坊，要我写“栖霞胜境”四个字，规定两个条件：一不准集字，必须自写；二必须落姓名款。我知道这是对我的厚爱，而且科技放大手段很精密，不须写得太大，便尝试了一次。从那时起，一直写到现在，没有计过数，其中有的差强人意，有的羞于再见而弥补无从。
由于要写榜书，见到匾额就会琢磨一番，找些经验教训。我发现，榜书不论写何种字体，都宜端庄厚重，不宜玩小趣味。这是它的特点所决定的：榜书字少体巨，刻在坚硬的石木材质上，围以各种几何图形，悬于高处，故须庄重大气的字才能与之谐和浑成。活泼倾欹的时尚书风，写纸质作品很悦目，刻在巨大厚重的石头上，往往有分量太轻、压不住的感觉。
偶然发现珍贵印藏
几年前，老友刘学洙陪其报社同人陈竹、郭薇母女来访，出示了一小箱旧印章，是郭薇从祖母郭可禾处得来的家庭纪念品，原主是小薇的外曾祖父郭枫谷。她一直珍藏着，也不知究竟有多大价值，故携来同观。我一看，在五十多方印章中竟有好几位近现代名家的作品，都是应枫谷先生之嘱而作；此外多一半是枫谷自刻，也精雅可爱，功力很深。但我见闻疏陋，全然不知枫谷其人。他们听了也很惊喜，分别钤了几份收玩。过了几天，忽然想起西泠印社社友林乾良先生自号“印迷”，在本职中医教授之余，孜孜撰写《印人传》数十年，何不向他请教。征得陈竹同意后，即向乾良兄去函，附上全部印模。林兄回信来得极快，说他与枫谷是同乡，在他的专著《福建印人传》中就有枫谷小传，但多年寻觅枫谷自用印未得，一旦见到，大喜过望云云。并附短文二则，一介绍枫谷其人其作，一评介为枫谷作印的几位大名家。读后才知郭枫谷为晚清民国时期的八闽名士，我和学洙、陈竹都很欣喜。郭薇的这份收藏，在江南不算多珍贵，在贵州就稀如星凤了。郭薇的祖父鲁令子先生，五十年代从北京调到贵州，在省作家协会任秘书长，工作认真，待人和蔼，我们青年作者都很尊敬他。夫人郭可禾女士曾任贵阳市教育局副局长，与我们文联同在华家阁楼院内上班，也时常见到。郭女士瘦削黝黑，一头白发，神志十分严肃刚毅。
附录一：
郭枫谷遗印惊现贵阳
林乾良
甲申夏，余于溽暑中撰《福建印人传》。然所苦非挥汗作文，而在选印为难也。余虽客杭州垂一甲子，实系闽之侯官人。久耳闾里名士郭枫谷之名，亦颇集所作印蜕。然历来所见，皆郭公为朋辈所治印，从未有其自用印。印博如马国权，又得郭公弟子黄永年教授之助，于所梓《近代印人传》中，所收亦仅寥寥数印且皆徇知之作。余又求助于闽中印友，欲得其自用印选入传中，终无所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