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德·盖尔芒特夫人上午步行，下午坐车出门的时候，我在她身上总找不到她的名字的奥秘，因此，我必须到她的“沙龙”里，在她的朋友中去寻找。诚然，从前在贡布雷的教堂里，她就以光辉灿烂的化身出现在我面前，代替了我那破灭的梦幻，盖尔芒特姓氏的绚丽色彩以及维福纳河畔下午的斑斓阳光，照不透她的脸颊，她宛若天神或仙女下凡变成的天鹅或垂柳，臣服于大自然的法则，在水中滑翔或随风摇曳。然而，我刚离开她，那些已经消逝的映象，立即又在把它们捣碎的船桨后面复现，宛若残阳玫瑰色和绿色的倒映。这时，在我孤独的思想中，名字很快就占据了面孔的地位。可是现在，我经常看见她，在她居室的窗口，在院子里，在街上；即使我不能将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和她合为一体，想象不出她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但至少我可以怪我的思想没有能力，不能把我要求它做的事情做到底。但是她，我的邻居，似乎也和我犯了同样的错误。更有甚者，她做了错事还若无其事，不像我那样忐忑不宁，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错误。这样，德·盖尔芒特夫人穿着新颖别致的衣裙，显示出对时髦的追求，似乎她确信自己和别的女人没有两样，渴望把自己打扮得优美雅致，可是若如此，任何一个女人都能同她平分秋色，甚至可以略胜她一筹。我曾看见她在街上，盯着一个穿戴入时的女演员瞧个不停，流露出羡慕的神情。早晨，在她步行出门前（仿佛行人的评价是对她的裁判，当她不拘礼节地把她神秘莫测的生活向他们展示时，她的高雅仿佛能衬托出他们的粗野），我可以远远地看见她对镜梳妆，就像将要在一出宫廷喜剧中扮演女仆的王后，满怀信心地、诚心诚意地、狂热而自尊地、心烦意乱地扮演着与她的身份极不相称的风雅女人的角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高贵出身，她瞧一瞧短面纱是否拉直，把袖管上的皱褶抚抚平，把大衣整一整，像天神变成的天鹅，做着它那一类动物的种种动作，两只化了妆的眼睛守在喙两旁，她忽然向前抓住门把或雨伞，完全是天鹅的动作，忘记了自己是天神，而不是天鹅。但是，正如一个游客到了一个城市，对它的外貌大失所望，这时，他会安慰自己说，不妨进去参观一下博物馆，了解一下市民，光顾一下图书馆，也许会深刻地感受它的魅力；我也像这位游客，对我自己说，如果我到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做客，如果我是她的一个朋友，如果我深入到她的生活中去，我肯定会了解到，在她光彩夺目的橙色躯壳下她的名字对于别人包含着怎样真实而客观的内容。因为我父亲的那位朋友说过，盖尔芒特家的环境在圣日耳曼区可称得上与众不同。
我想象中的这个环境里的生活，与常人的生活截然不同，我觉得它应该别具一格，因此，我不能设想，在公爵夫人的晚宴上，会出现我从前经常来往的那号人，一些真实的人，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在那里只会吐出一些平淡无奇的我听惯了的言语；他们的交谈者必须屈尊俯就，用他们这号人的语言同他们交谈。怎能设想，在圣日耳曼区这个第一流的沙龙里，有天晚上会出现我从前所经历过的那些时刻呢？确实，我的脑子不管用了。耶稣基督的圣体在圣饼上显灵对我来说够神秘莫测的了，可是比起右岸圣日耳曼区第一流的沙龙来，却是小巫见大巫，每天一清早，我在卧室里能听到他们拍打家具的声音。但是，那条把我同圣日耳曼区隔离的分界线，尽管是想象出来的，对我却因此而更加真实；我确确实实地感到，横在赤道线那边的盖尔芒特家的那张草垫就已经是圣日耳曼区了。一天，他们家的门敞开着，我母亲也远远地看见了这张草垫，她竟说它太旧了。此外，他们的餐厅和摆着红长毛绒家具的光线暗淡的走廊（我从我们家厨房的窗口有时能看见），又怎能不使我相信它们具有圣日耳曼区的神秘魅力，是这个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从地理位置上讲就在这个区里呢？因为在这间餐厅里受到接待，无异于去了一趟圣日耳曼区，呼吸了它的空气；因为就餐前挨着德·盖尔芒特夫人坐在长沙发上的都是圣日耳曼区的常客。当然，在圣日耳曼区以外的地方，在有些晚宴上，偶尔也能看到一两个这样的人，混迹于一群俗不可耐的风雅人中间，显得举止庄严，他们不过是些名字，当我们力图想象他们的模样，他们时而像一场比赛，时而像一片公有森林。但在这里，在圣日耳曼区第一流的沙龙里，在昏暗的走廊里，除他们之外别无他人。他们是由珍贵的材料做成的支撑着教堂的柱子。即使是小型聚会，德·盖尔芒特夫人也只能在他们之间挑选她的宾客，十二个人围坐在铺着桌布、摆满佳肴的桌子上欢宴，宛若圣堂[20]圣桌前的耶稣十二信徒的金塑像，行祝圣礼的象征性的支柱。至于那伸展在公馆后面，高墙中间的小花园，夏天，晚宴结束后，德·盖尔芒特夫人命人在那里摆上利口酒和橙子水，对此，我禁不住会想，晚间九点至十一点，坐在花园的铁椅子上——铁椅子也具有皮长沙发的神奇威力，怎能不同时呼吸圣日耳曼区特有的和风，正如在菲吉格绿洲[21]午觉怎能不置身于非洲？唯有想象和信仰才能区分其他一些物和人，才能创造一种气氛。唉！圣日耳曼区绚丽多彩的景色，高低起伏的天然地势，具有地方色彩的古玩，艺术珍品，大概我一辈子都无缘涉足于它们中间了。我只要能远远地望见那张破旧的草垫，就像航海人在大海上远远望见岸上清真寺的尖塔，第一棵棕榈树，异国情调的工厂烟囱和植物，即使永远不能接近，我也心满意足了，喜不自胜了。
对我而言，盖尔芒特府始于它前厅的门口，可是，按照公爵的看法，它的属地应该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公爵把他的房客都看作佃农，平民，国家财产的买主，认为他们的意见微不足道。一清早，他穿着睡衣在窗口刮胡须，然后下到院子里，根据他的冷热感觉，有时着衬衫，有时穿睡衣，有时罩一件颜色少见的苏格兰长毛格子花呢上衣，有时披一件比他的上衣还要短的浅色短大衣，让他的一个马夫在前面牵着他刚买来的一匹马在院子里小跑，马不止一次地撞坏了絮比安的铺面，絮比安要求赔偿损失，公爵大光其火。德·盖尔芒特先生说：“公爵夫人在本公馆和本教区行了那么多善，可这家伙还要我们赔钱，实属卑鄙！”但是絮比安寸步不让，似乎根本不知道公爵夫人行过“善”。然而，她确实是在行善，不过，正如不能强求人人都行善那样，一个人感到得意的事情，绝不能在别人面前炫耀，以免引起反感。况且，从行善之外的其他观点看，公爵大人从来都把他所在的地区看作是他院子的延伸——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他的马的广阔跑道。让他的新马独自跑了一阵后，他就叫马夫把它套上车，到邻近各条街上走一走。马夫手执缰绳，绕车奔跑，马在公爵面前来回经过；公爵站在人行道上，他身高体胖，穿着浅色的衣服，嘴里叼着雪茄，昂着头，戴一副奇特的单片眼镜。接着，他跳上马车，想亲自试一试，驾着他这架新套车，到香榭丽舍大街找他的情妇去了。德·盖尔芒特先生在院子里向两对夫妇问了安，他们多少同他那个圈子沾点边：其中一对是他的表亲，和那些做工的夫妇一样，他们从来不在家中照管孩子，因为一清早妻子就得到“音乐学校”去传授旋律配合法和赋格曲，而丈夫要去雕刻室干活，在木头和压出凸纹饰的皮革上雕刻；另一对是诺布瓦男爵和男爵夫人，两人总是穿一身黑衣服，妻子的打扮像出租椅子的妇人，丈夫像承办丧葬的男人，一天要去教堂好几次。他们是一位前大使的侄子。这位前大使是我们家的老相识。有一次，我父亲恰好在楼梯的拱门下遇见他，心里纳闷他怎么会上这里来。因为我父亲认为，像这样一个要人，过去经常同欧洲最杰出的人物打交道，想必对贵族虚浮的荣誉不会发生兴趣，不应该同这些默默无闻、目光短浅、拥护教权的贵族来往。男爵夫妇来这幢房子不久，就在丈夫同德·盖尔芒特先生打招呼的时候，絮比安走到院子里同他搭讪，称呼他“诺布瓦先生”，因为不知道他的确切姓名。
“哈！诺布瓦先生。哈！这个名字真妙！耐心点！待会儿这个人要叫您诺布瓦公民了！”德·盖尔芒特先生转向男爵，大叫大嚷。他总算有机会在絮比安身上出出气了，谁让他只称呼他“先生”，而不喊他“公爵先生”的呢。
一天，德·盖尔芒特先生需要了解我父亲的职业，便亲自登门，摆出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从此，他常常有事没事总来找我父亲谈谈。一看见我父亲从楼梯上下来（其实我父亲在考虑一件工作，不希望碰见任何人），公爵便离开他的车马侍从，到院子里来迎我的父亲，替他把大衣领子整一整，像从前国王的侍从那样服务悉心，然后拉住他的手，轻轻抚摩着，犹如一个高级妓女，厚颜无耻地想向他证明他随时准备奉献自己宝贵的肉体。他把他一直送到通车辆的大门才松手，可是我父亲对他厌烦透了，心里直想着要把他摆脱掉。一天，他和他妻子一道乘车出门，碰见了我们，便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并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要是她能记住我的名字和面孔，那我真是三生有幸了。况且，我不过是作为她的一个房客被介绍给她的，这样的介绍别提有多寒碜！要是我能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遇见并被介绍给公爵夫人，那该有多好！况且，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已通过我外祖母，邀请我上她家做客。当她知道我立志从事写作时，还特别关照地说，我在她家可以结识一些作家。可我父亲却认为我年纪尚小，不宜进入社交界，再说我的身体状况着实令他担忧，他不愿意为我提供无益的外出机会。
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个仆人经常跟弗朗索瓦丝聊天，我听见他提到几个她常光顾的沙龙，可是，这些沙龙是什么样子，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既然它们是她生活的组成部分，而我又只能通过她的名字窥见她的生活，它们不也就不可揣测了吗？
“今晚帕尔马公主那里有盛大晚会，演皮影戏，”仆人说道，“但是我们去不成啦。因为夫人要赶五点钟的火车去尚蒂伊[22]，到奥马尔公爵家去住两天，贴身女佣和男仆跟着去。我留下来。帕尔马公主要不高兴啦，她给公爵夫人写了四五封信了。”
“那么，你们今年不再回盖尔芒特城堡了吗？”
“去不成了，这还是第一次哩，就因为公爵先生得了风湿病。大夫说，那里不安装好暖气设备，我们就不能去。可是以前我们每年都去，待到一月份才回来。要是暖气设备没安装好，可能夫人要到戛纳的吉斯公爵夫人家去小住几天，还没有定下来。”
“那么戏院你们常去吗？”
“有时去看歌剧，有时去参加帕尔马公主举办的晚会，一个礼拜一次，票都是预订的。在那里可是一饱眼福，话剧、歌剧，应有尽有。公爵夫人不愿意预订戏票，不过，我们还是去了几次。一次坐在夫人一个朋友的包厢里，还有一次坐在另一个包厢里，多数是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楼下包厢里，她是公爵先生一位堂弟的妻子，是巴伐利亚公爵的姐妹……您这就上去吗？”仆人说。尽管他算是盖尔芒特家的人了，可是他对于主人的概念通常是政治性的，因此他对弗朗索瓦丝总是彬彬有礼，好像她也在某个公爵夫人家待过似的。“您身体挺硬朗哪，太太。”
“唉！没有这该死的腿就好了！在平原上走路还凑合。（弗朗索瓦丝所说的平原，实际指院子和大街，她总喜欢在那些地方散步。总而言之，是平地。）可是，这些讨厌的楼梯我就对付不了啦。待会儿见，先生，没准晚上还能见到您。”
盖尔芒特家的这个仆人告诉过她，公爵的儿子常常被授予亲王爵位，直到他们的父亲去世。因此，弗朗索瓦丝还想同他聊一聊。也许，在法国人民对贵族阶级的崇拜心理中，还混杂有一种反抗精神。这种从法国的采邑制度世袭下来的对贵族既崇拜又反抗的心理大概是根深蒂固的。因为如果有人在弗朗索瓦丝面前谈论拿破仑的天才或无线电，她会不加理会，照样除她壁炉里的灰烬，摆她餐桌上的餐具，动作丝毫不会放慢，可是，只要听到谈论贵族的这些特殊问题，听到盖尔芒特公爵的小儿子通常叫奥莱龙亲王，她便会嚷起来：“啧啧，太好了！”她会目眩神迷，仿佛置身于一块彩绘玻璃窗前。
德·阿格里让特亲王的贴身男仆常来公爵夫人家送信，同弗朗索瓦丝混得很熟。他告诉弗朗索瓦丝，他确实听到社交界在议论圣卢侯爵和德·昂布勒萨克小姐的婚事，这差不多已经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