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急着要让我早点起步——也许有点太急了。我还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我第一次挑战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宣布了自己的独立，因为父母不切实际地想要送我去上一年级，我才三岁，可他们却觉得是时候了。我母亲在亚拉巴马州的费尔菲尔德工业中学教书，校园里还有一所小学，他们想让我在那儿注册就读。我不知道当时他们是如何说服校长的，但是千真万确，1958年9月的开学第一天，母亲拉着我的手，走进了琼斯太太的课堂。
我害怕其他孩子，害怕琼斯太太，不愿意留在教室里。这个场景每天都会重复，所以我父亲每天都要来接我，把我送到外祖父母家里去，我就在那儿一直待到放学。最后，我跟母亲说，我不愿意到学校去，因为老师每天上午总是穿着同一条裙子。实际情况肯定不是这样。也许当时我就已经明白，母亲是很看重仪表整洁、穿着得体的。我的话是不是符合逻辑姑且不论，反正爸爸妈妈明白了我的意思，打消了在教育上早点起步的念头，在我那个年纪，的确是太早了。
现在想起那时候的事情，我都觉得好笑。任何可以称得上是教育机会的事情，约翰和安吉丽娜都要试一试——或者说让我去试一试。他们相信，教育是一副盔甲，可以帮我抵御一切，甚至可以抵御伯明翰乃至整个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
这种观点，与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两人都生于南方，都在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最为严重的时代长大。妈妈1924年生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近郊，爸爸1923年生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大萧条时，他们俩还都是十几岁的少年，年纪不算小，发生的事情都能记住，但又不够大，所以没养成上一辈在经济上过于谨小慎微的习惯。他们是第一代能上传统黑人大学[1]的中产阶级黑人，以前只有黑人精英的孩子才能就读。和很多同时代人一样，他们严格控制着周围的环境，以尽力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
客观地说，白人拥有一切权力，黑人什么权力也没有。“白人”——我的父母是这样称呼“他们”的——控制着政治和经济。这个非个人化的集合名词，说明父母及他们的朋友与白人之间没有真正个人化的交往。哈佛教授小亨利·路易斯·盖茨写过一本出色的书，名为《有色人》（Colored People），是关于西弗吉尼亚的生活的。他在书中回忆说，他的家人和朋友都用职业来称呼白人，比如“警察先生”、“送奶工先生”。伯明翰的黑人甚至连这点儿交往都没有，就统称他们为“白人”。
当然，如果在亚拉巴马与某个白人发生对抗，你就输定了。但我的父母却相信，只要你接受良好的教育、努力工作、说完美的英语、欣赏“他们”文化中的“好东西”，你就可以改变这种局面。如果你比他们优秀一倍，“他们”也许还是不喜欢你，但“他们”必须尊重你。一个人可以为有成就、有作为的生活找到空间。无助地做环境的牺牲品，是最糟糕的事情。我的父母一心要摆脱这样的生活状态。不用说，他们更希望我避免那种结局。
我的父母都不是贵族出身，黑人里面也有贵族。他们是在南方重建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家庭在奴隶制结束前就已经获得了自由。这些家庭的血脉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黑人律师和医生；有些家庭中还出现过重要的政治人物，比如美国第一位黑人参议员希拉姆·罗兹·瑞弗兹。他们零星分布在东北部，芝加哥则有一片比较大的集中居住区。有些甚至还上过常春藤名校，其他的家庭，尤其是南方的，大多把孩子送到知名的学府，比如玛雅医学院、费斯克大学、莫尔豪斯学院、斯贝尔曼学院、塔斯基吉学院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些贵族家庭几代人都受过大学教育。
我母亲的家庭不属于这一类，不过和父亲的家庭相比，也算得上名门望族。我的外婆是玛蒂·卢拉·帕罗姆，她父亲是非洲人美以美会[2]的一位高级教士，或许是主教。关于她父亲，也就是我的曾外祖父，细节都很模糊，不过他给外婆提供的教育，对当时一个“有色”女孩来说，算得上是一流的了。她上的是一所女子精修学校，叫做圣马克学院，一位来自维也纳的欧洲人教她们弹钢琴。外婆有深褐色的皮肤，颧骨非常高，有美洲印第安人血统，这一点很明显，尽管人们描述得不准确。她有深沉的宗教情怀，对上帝的信仰永不动摇，而且知书达理。
我的外公是阿尔伯特·罗宾逊·雷伊三世，兄弟姐妹共有六人。他的皮肤非常白，很可能父亲是白人，母亲是黑人。他的妹妹南希有蓝色的眼睛和红褐色的头发。他母亲的家族里显然有意大利血统，从几代人的名字里能看出来。家族里有好几人叫“阿尔托”；我母亲以及她的祖母都叫“安吉丽娜”；我的姨妈叫“杰诺阿”（不过我们南方人喊她“杰恩—欧—阿”）；我的表姐叫“拉蒂维娅”；我叫“康多莉扎”。这些都是这一家族血统的证明。
雷伊外公的故事不容易讲清楚，因为他十三岁离开家，成人后才和家里恢复联系。家族里的说法是，外公用卸轮胎的铁棒把一个侮辱他妹妹的白人揍了一顿。他害怕被报复，就逃跑了。后来有一天凌晨时分，他一个人坐在火车站，口袋里只有一枚代币。很多年后，外公说火车的声音让他感到孤独。他去世前最后的话是对我母亲说的。“安吉丽娜，”他说，“这列火车上就只有我们。”
外公一个人坐在火车站，一个白人走过来，问他这么晚了还在那儿干什么。外公说，“老爷子惠勒”——我们家的人都是这么称呼他的——后来把他带回家，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养，他这么做出于什么原因，现在还不完全清楚。我记得很清楚，1965年我到外婆家里去，跟她说外公在医院里去世了。她哭了起来，很快又说：“谁给惠勒家的孩子们打个电话吧。”其中一个很快就到了外婆家。显然，他们就跟一家人一样。
这个故事一直打动着我，因为从中可以看出美国黑人和白人的复杂历史。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开拓者——欧洲人和非洲人。丑恶的性剥削也是奴隶制度的一部分，让我们的血脉相交、相连。就是在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地方，黑人和白人也住得很近。有些黑人给富裕的白人家庭当保姆，照料并关心着他们的孩子，已经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这样的故事大家现在还耳熟能详。但是也发生过一些难以解释的故事，比如我外公和惠勒家的事情。
我们的家族历史错综复杂，对于这一事实，我们至今还难以面对。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让人感到痛苦，提醒着我们：美国有与生俱来的缺陷，那就是奴隶制。几年前关于托马斯·杰弗逊和萨莉·赫明斯的争论，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我们这是在忽悠谁呢？我心里想。杰弗逊当然有黑人孩子。我的曾祖父和曾外祖父是白人，我还记得有人问我，知道这事后有什么感想。我只把它看作事实——没必要有什么情感。我们的祖先中都有白人，有些白人也有黑人祖先。有一次，我和父亲在斯坦福看橄榄球比赛，对面坐着一个白人，他伸出手来，说：“我的姓也是赖斯。我也是南方人。”父亲说，那我们可能是亲戚，那人听到这句话后，脸都白了。
不去谈论这些事要更轻松一些，或者用“非裔美国人”这个词语来淡化，因为这个词让人想到移民叙事。有些群体，比如墨西哥裔美国人、韩裔美国人和德裔美国人，和他们的移民祖先之间维系着直接的联系。但事实是，在黑皮肤的人当中，只有一部分是非洲移民的后裔，比如奥巴马总统，他的母亲是白人，父亲是肯尼亚人。还有第二种叙事，是关于西印度群岛移民的，比如科林·鲍威尔的父母。那么，原来南方美利坚联盟国治下的奴隶后裔呢？我倾向于用“黑人”和“白人”。这两个词比较直接，也提醒我们，最早的欧洲人和最早的非洲人是一起来到这个国家的——只不过非洲人来的时候戴着锁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