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早晨刮起了风，感觉到了天气的变化，于是马卡尔采夫的冰山开始摇晃起来。在宣传部进行了他预料到的思想灌输，但却没有这样的转折。谁也没有想起宝贵的倡议。责备他降低了报纸的积极立场，提出了遮挡意识形态斗争基本路线的次要问题。而同时有一些错误，最近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它们是捷克斯洛伐克现象复发的气息。主要的是，《劳动真理报》对劳动竞赛的反映薄弱。一系列工业部门没有完成五年计划的进度——这也是报刊的过失。必须紧急并附带具体的建议修改报纸的计划而重新提交给上级。
已经清楚了，政治局需要找到替罪羊。各部是转发环节，因此把宣传工作的不足归咎于报纸是最自然不过的了。主编大方地承认了疏漏，按照上面的精神。这不是他的具体错误，因此他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
马卡尔采夫来到编辑部时正在开碰头会。主持会议的是第一副主编亚古博夫。他在编辑部是新人，才任命了四个月。马卡尔采夫帮助他尽快熟悉业务，但是感到材料的抵触。他善意而警觉地观察了副手的情况后感到缺少沟通。亚古博夫办公室半开着的门后面的碰头会的总基调是平稳和务实的。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在自己的办公室脱下了大衣，并从拿着文件夹准备朝他跑来的安涅奇卡的旁边扬长向亚古博夫走去。在墙上悬挂着用彩色水笔漂亮地涂上色的全部四个版面的版样，它们被钉在尖尖的小钉子上。这些水笔是马卡尔采夫为秘书处从日本带来的。看到主编出现在门口，亚古博夫一句话没说完就高兴地宣布：
“看我们的主编来了，同志们。下面您亲自主持吗？不过我们三言两语要结束了……”
马卡尔采夫摆了摆手。
“那么给您重复一遍重要内容？”
“你们继续，你们继续。我过来看看。”
他用目光寻找可以坐下来的空椅子。亚古博夫的办公室比他的办公室小三分之二左右，因此没有空位子了。编辑部主任卡申站起来让主编坐下，从接待室给自己搬了把椅子来。
当日常事务解决后，亚古博夫询问地看了一眼马卡尔采夫，看他是否想做补充。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请编委会委员和各部编辑留下来。
“其他人可以走了。”亚古博夫补充说。
“我想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各部的计划上。”当其他人出去后，主编说道。
“可是我们已经上交了呀！”多嘴多舌的卡奇卡廖娃气愤地说道，她活像一个穿着裙子的敦实汉子，她是文学艺术部的编辑，永远在小事上与所有人发生冲突。
“正确，是上交了。计划总的来说不错，但是报社的领导，”马卡尔采夫看了一眼亚古博夫，于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后者点了点头，“报社领导认为，有些方面需要深化。我指的是（这涉及到工业部）要更加重视五年计划的完成……”
“难道我们登的文章少吗？”工业部编辑阿列克谢耶夫惊讶地说道。
“很多，但是不够。”马卡尔采夫稍加坚定地对他说道。
“明白了！”不修边幅但像中学教师一样认真的阿列克谢耶夫生气的是，他本应写有现实意义的文章，却不得不再花三个小时去费力地改写这份没人需要的计划。
主编也明白，计划不会变得更好，但是他应该把得到的指示传达下去。
“现在谈谈意识形态。”他停顿了一下并打量了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到的那些人。“我们一起来想一想，该如何，用什么材料突出而激昂地执行加强和平条件下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题。这项工作主要涉及到思想教育部和文学部，你们是行家。洛科特科娃把旧的计划分别送到各部去。请大家明天开碰头会前把最后加工完成的计划交回来。”
“您讲完了吗，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亚古博夫礼貌地问道。
马卡尔采夫没有回答并第一个站了起来。人们开始纷纷向门口走去。副主编明白了，尽管没有说出这一点来，对计划的意见来自上面。他以为，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会留下并单独地再补充些什么，但是他没有提出问题。而对方并没有透露额外的细节，顺手拿起版样就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主编进来后刚刚关上办公室的第二扇门（门斗使别人不可能听到他的谈话），桌子上的电话便响了起来。安涅奇卡给他接通了区党委书记卡瓦列洛夫。到底什么时候安排他的文章？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可是答应过的。这是一篇区委工作人员替书记写的普通文章，讲的是莫斯科的劳动者是如何学习理论的。马卡尔采夫没有看过文章，但知道里面一切都是正确的。何况他要感谢卡瓦列洛夫的帮忙，不是帮自己本人，而是帮《劳动真理报》。也许，现在准备要提拔卡瓦列洛夫了，所以作者想更加引人注意些。马卡尔采夫边说话边翻了翻版样——这一期没有卡瓦列洛夫的文章。他通过呼叫器叫来了值班副责任秘书，指示他把卡瓦列洛夫的文章排到这一期中，拿掉……他看了看版样后指了指另一位作者的同样没有用的文章。
“好了！”马卡尔采夫一分钟后通过话筒对卡瓦列洛夫说道。“你明天看报吧！”
同时他浏览了一遍版样，然后摁了下按钮，让安娜·谢苗诺芙娜把版样送到秘书处去。
“叫卡卡巴泽到我这儿来。”马卡尔采夫追着她喊了一声。“让他拿上照相机。”
碰头会后各部把精力从本期转到后天的下一期的时候到了。尽管秘书处和部分员工还在为明天的一期工作，编辑部安静了下来。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从桌子的抽屉里抽出了两份履历表——一份旧的和一份新的，开始填写新的，为了避免不一致的地方，他从旧履历表上抄写。
“可以进来吗？”萨沙·卡卡巴泽，年轻的摄影记者，稍稍打开了办公室的门。“要拍谁呀，伊戈尔·伊万诺维奇？”
“拍我，萨沙。出国护照的照片。请原谅我剥削你……”
“哪里话！我收集所有领导的照片。不，是真的。完整的收藏，但是没有您的那张。”
萨沙把手提箱放在了地毯上，从中取出了带肖像镜头的照相机，像豹子般灵活轻松地沿着地毯走了过去。
“您走到窗户前，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但是不要紧靠……稍微离开些。侧一下身子，会有淡淡的影子。紧紧领带，领带结松了……请看着我，头稍抬高些……”
“遵命！”
“见鬼，指挥上司真是愉快！”萨沙喀嚓了几次，把相机放进了包里，拿出了另一架。“现在为了保险我们换个姿势。身子转向这边。OK！”
“谢谢，萨沙。你忙吗？”
主编搂住了他的肩，领他去了自己的小卖部，只有编委会成员才能到那里去。这里有特殊的食品、美国香烟、口香糖。
“谢谢，我不抽烟。”萨沙不好意思起来。
“买吧，买吧。请姑娘们抽……”
萨沙买了盒骆驼烟，马卡尔采夫给自己买了万宝路。卡卡巴泽甩了摆黑色的鬈发，拖走了自己的箱子。
主编的后半天花在了琐碎的并且全无创造性的工作上。他签署了2月份上半月的稿酬表，领取员工工资的文件，修版人员和美工们的付款凭据，连数字都没有看。负责任的是会计室，主编的签字是形式的需要。然后就是报废的印刷纸张的注销文书。就编辑部破坏付印工作计划一事接待完排字车间、铅版车间和转轮印刷车间的主任后，主编针对各车间的酗酒现象提出了意见。然后马卡尔采夫长时间地申斥了年长的校对室女主任和两个年轻的女校对员，打印错误在报纸就要签字付印前被挑了出来（“校对员的工资是每月六十五卢布，”女主任抱怨说，“是紧张的脏活儿，哪里找得到熟练的工作人员！”）。
他开始看专门给他留下的信件，亲自把它们分配到各处，附上如下批示：“请处理。伊·马”，“应该帮助——请找全苏工会中央委员会！伊·马”，“请核实，是否有违犯法律的现象？！伊·马”，“用格式纸[15]打印并上版面！伊·马”。
他本人尊重普通的读者，也要求全体员工同样尊重：我和你们是为读者生活并工作的！他特别注意看“反映信”[16]。他亲自签署最重要的发函。此外，在个人问题上他毫无例外地接待所有级别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负责印刷出版的哈比布林的妻子，她来告丈夫的状（“他停止带钱回家了，我给党委写了信，可是杳无音信！还有为什么怎么也不给房子，只会许愿吗？俄罗斯人马上会得到，而鞑靼人就等着吧！”）。
做这些工作时主编焦躁吗？不，一切他都习以为常了。
他通常在家里吃晚饭，然后再来到编辑部看新一期报纸。于是那时，在星期二，他走出来到了接待室，舒展开累得弯了下去的双肩。
“再喝点茶吧，伊戈尔·伊万内奇。”安涅奇卡迅速地把糖纸从桌子上挥手拿走。
“走吧，廖沙！”
在椅子上打盹的德沃叶尼诺夫一跃而起，从领导身边跑过，像平常一样赶在前面走了，把小坠子上的钥匙像螺旋桨一样不时轻轻摇着。他没有问就把领导往家的方向送去，去的是迪纳摩体育场后面的新楼房，一个五间一套的住宅，带两个里阳台，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从上面可以舒服地看足球和草地曲棍球。
伏尔加轿车停在了红色信号灯前，在中心电报局附近，这时马卡尔采夫突然改变了主意。坐在车上时他在大脑里回放了一遍和季娜伊达的对话。又是关于儿子——你什么时候谈谈啊？我们五年没去过剧院了，如果不算在大剧院看的《天鹅湖》的话——这是接待外国贵宾期间带妻子必须参加的参观活动。我都不在街上露面。以前起码可以去供应商店的，可现在是送到家里。母亲断然拒绝来，你怎么得罪她了？哎呀呀……
“廖沙，那边楼上写着什么？不戴眼镜我看不清楚。”
“这里早就是‘莫斯科’咖啡馆了……”
“那就正好！把车开过去！”
这时绿灯正好亮了，于是廖沙猛地向上坡路开去，毫不吝惜发动机。他在右面的车辆前斜着穿了过去，停在了人行道旁边。站在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横巷拐角处的交警本来要把哨子放到嘴边，但是看到牌号后把身子转了过去。
马卡尔采夫在罗马、东京、巴黎、马赛、开罗、伦敦、圣地亚哥、哈瓦那、纽约、雷克雅未克时去过咖啡馆，更不要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是关于莫斯科的公共饮食企业他是在自己的报纸中看到的：它们的工作如何在改善，菜的品种在增加，座位的数量也年年在增加。
大厅里光线暗淡，一半的座位空着。几个客人坐在不同的角落里，有一股臭白茶的味道。女服务员不在，从厨房里传出了叫骂声。然后出现了一位肥胖的穿着邋遢的妇女。她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旁边看着窗户。不知是真的没看到，还是装做没看到。他高兴的是，没有人走到他面前来，他在休息。他把头撑在双手上，闭上了双眼，忘记了他坐在人们中间：因为他们不想要他干什么并且根本不认识他。谁也不需要他，这是少有的情形。他永远必须考虑的是，上面、下面、女秘书、妻子……会如何评价你的行为。女服务员走了过来，默默地掏出了便条本。
“我想吃顿晚饭。”他声音中带着善意说道。
“什么？”
“有什么菜？”
“这是菜单……”
她从另一张小桌子上拿了菜单，放在了马卡尔采夫桌子的另一边上，而自己却走开了。他把眼镜忘在了办公室。
“请等等，”他请求道，“我已经点好了……”
“什么？”她从远处问道。
“煎荷包蛋，”他快速地说道，“还有咖啡……”
“您要喝东西吗？”
他犹豫起来，要不要来点白兰地，但是他拿定了主意，那样疲倦会更快地到来。
“好像不用了……如果可以，来瓶矿泉……”
“水没有。”
什么也没记录，她耸了下肩，把便条本塞进了围裙的口袋中就离开了。马卡尔采夫已经感到一个人不那么好了。他想吃东西，于是他后悔没有回家去。他的荷包蛋煎的时间很长。就是没有吉娜他也能更快地煎好的。他开始焦急起来，版面已经准备好了，而且他来不及考虑并下指示重新排版，他得匆忙地看完，免得打乱他本人批准的本期工作计划。
盛着煎蛋的铝制煎锅总算咕咚一声放在了他面前。油点溅到了西服上。他用眼睛找了找纸质餐巾后用手指擦去了油点，用手绢擦干净了手指。煎蛋没有煎出眼睛一样的蛋黄，是凉的，没有放盐而且煎老了。马卡尔采夫用嘴唇抿了抿煎蛋的边缘，难为情地推开了煎锅。他掰下一小块又干又硬的面包，抹上已经干了的芥末，开始咀嚼起来。饥饿感减轻了些，剩下等咖啡了。我们还存在缺陷，存在。日常生活是我们的痛处。他想起了福米切夫。当福米切夫从供应商店里被除名后，他的妻子直接在商店里买了根香肠。他们全家都中毒了，病了一星期。然后习惯了。最好不要被除名，那样个别的缺陷忍受起来要容易些。
“我想要咖啡，”他向女服务员哀求道，“我有急事。”
“大家都有急事。”她看着窗户说道。“还没好呢。”
“给我结账吧……”
撇了撇涂得浓浓的嘴唇，她耸了下肩，到厨房去了。为什么她穿着家常便鞋？也许，她的腿痛？可她不老啊……很快女服务员回来了，两个手指拿着一杯咖啡和装在小纸袋中的糖，和在火车上送的方式一样。
“来根小勺可以吗？”
“我不瞎。马上拿来。”
她说这些话时没有生气，很平静，但是忘记把勺子拿来了。他喜欢不加糖的咖啡，马上就喝了一口。
咖啡和煎蛋一样是凉的，没有味道，也不香。马卡尔采夫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把它推开了，用目光找了找再次消失了的女上菜员。那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卢布，犹豫了一下，又放了一卢布，然后迅速地走开了。难道煮一杯普通的咖啡就那么难？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谁的话，肯定不敢服务得这么差！
一次在碰头会上谈起了咖啡。杂文部编辑讲述了他有一次立志要煮和食堂里供应的一样的咖啡。他在一口熬过汤没有刷的大锅里烧热了水，把喝过的咖啡残渣倒进了那里，添上了一些旧茶卤。他没有凝乳，把盛醋渍西红柿的罐子涮了涮后也倒到了锅里。当他尝过后，还是觉着咖啡要比公共饮食店中的好喝。食堂的配方仍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
当然，一个事例不能反映典型的情况。但是应该在报纸上提出提高服务修养的问题，因为莫斯科应该成为典范的城市。这事应该做得扎实，有前瞻性，让贸易部长、专家们发表看法。不过当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走向轿车时，他的思想转移到了即将对准备好的版面进行审读上。总的来说他善于忘记次要的东西，这有助于他记住主要的东西。
“走吧，廖沙，去编辑部，要快点。”
下着漫天的细细的湿雪。汽车在身后留下黑色的车辙。雨刷有节奏地颤动着，似乎在报时，玻璃也重新被糊住了。走进办公室时他叫上了女秘书并让她走在前面。
“没人给我来电话？”
洛科特科娃拉上了窗帘，给他打开了台灯。
“很多人来过电话，但没什么重要的事，我都做完了。版面在桌子上……要茶吗？”
“嗯！”他高兴起来。“要浓点的。”
“您不担心浓点的？心脏呢？”
“我的心脏是铁做的。”说完后他抚摸了一下洛科特科娃的肩头。
他把大衣挂到衣架上放进了衣柜里，从衣领上抖落掉融化了的雪花的水珠。等到安涅奇卡走出去后，他解开了上衣，松开了皮带，提了提裤子，把一天时间就已经揉皱了的白衬衣塞了进去。肚子，肚子——他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他的巴掌把头发向后拢时，双腿已经奔向桌子，而他什么还没有看到的眼睛已经在环视版面了。他坐了下来，用手掌拍了拍桌子上应该放着眼镜的地方。眼镜就放在那里。条理能拓宽思路——这是他喜爱的格言。遗憾的是，因为忙乱没能够遵守这个道理。
眼镜放在了什么东西上面，在突出物上。马卡尔采夫想把这个东西推开好开始阅读。那是个文件夹，一个厚厚的灰色文件夹，带黑色的布边，用绿色的带子紧紧地系着。可是他今天已经签署了会计室的所有文件了。还有一份什么年度报告？这些丢三落四的人永远不会一下办好！他把文件夹推到了一边（见鬼！很沉！），戴上了眼镜，开始看第一版。他浏览了一下大字通栏标题——“……是全人类光明的未来！”他想了想，删掉了“全”这个字。草草看了一遍文章，甚至还有小文章的标题，发现了已经在版面上的区委书记卡瓦列洛夫的稿子。一切都正常。马卡尔采夫在呼叫器上摁下了副编辑、责任秘书、负责本期报纸的他的副手和印刷出版负责人的按钮。排字车间里莱诺排字机的嗡嗡声传进了办公室，车间与排版工人的桌子隔着一道玻璃挡板。主编通过话筒同时对四个人说道：
“情况怎么样？你们报告一下……”
从一片喏喏声中他明白了，排版按照计划进度进行，没有偏差。
“但是会有的。”波利修克突然警惕地说道。“塔斯社刚刚预告的。昨天我们排完了总书记，可今天，讲话后，有修改……”
“改动大吗？”
“是小改动。但是很多，总共大概一百五十处。而且还在改……又是那些我们已经改正的地方，他们按以前的说法改了回来……第一和第二版我们会耽误一小时，最少一小时……”
“明白了。”马卡尔采夫忍住了叹气。“对了，说到第一版……通栏标题是谁的主意？”
“我的。”波利修克勉强地说道。
“很巧妙！但是要去掉‘全’字。干吗要用红颜色吓唬公牛？现在不是时候！我的其他意见在各版上。完毕！”
电话低沉地响了起来——安娜·谢苗诺芙娜让他妻子和他通话了。
“你为什么不回来吃晚饭？”
“我忙得晕头转向了。自己吃了点……”
“今天要很晚吗？”
“我想不会……你干什么呢？”
“像平时一样，看电视……”
“鲍里斯在家吗？”
“还没有……你和他把话说完，好吗？”
“当然，我会说完的。就是你别喋喋不休的，吉娜……”
“我没有喋喋不休，加里克，可是时间在流逝。知道吗，他白天回家时喝醉了，在睡觉……”
“好吧，过后再说。我没时间……”
吉娜惯坏了儿子，可现在想让我改造好他。他抽起了烟，用一只手把版样归拢在一起后叫来了洛科特科娃。她把版样拿到秘书处去了。桌子立刻空了出来——条理拓宽了思路。但是目光又盯住了厚厚的灰色文件夹。他用双手把它翻了过来，于是看到了大大的黑色字母：“档案号No……”
电话再次响了起来，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摘下了话筒。
“什么鬼东西？”他生气地嘟哝了一句，把文件夹移得离自己更近些。
“是什么鬼东西呀？我是沃罗布耶夫。晚上好，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抱歉打扰了……”
“请讲。”他对书刊检查员说道。
“我有对体育部的投诉。我跟他们说过一百次了：在写莫斯科州的文章中除了沃斯克列先斯克市以外不能提起‘化工工作者’体育协会。它来自国防工业企业。可今天在第四版上又有‘化工工作者’。我不想得处分！”
“我会采取措施的……完了？”
“没完……对刊登一些材料有新的限制……”
“好的。我有空后，请您给我介绍……”
他通过呼叫器叫来了体育部值班员，训斥了后者一顿。
此刻他的双手解开了灰色文件夹的带子。终于打开了它并发现了一份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手稿。“1839年的俄国。”他念道，他把眼睛靠近后看到了“私自出版”的字样。下面是正文。
“胡话！”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大声说道。
出于不得已而看很多东西的所有人的习惯，他首先看了一眼结尾。手稿有七百多页。马卡尔采夫在舌下放了一片薄荷脑脂。安娜·谢苗诺芙娜的突然出现倒是没有让他哆嗦，但是蜷缩了一下。她等着他移开视线并看她一眼，但是他把她的突然到来当成了企图侵犯他的业务机密的行为。
“我在忙着！”
他觉得，她在努力看清他桌子上放着的东西。
“对不起，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那边打字员尼丰托娃身体不舒服了。她怀孕了，可是所有的车都派出去了。可以用您的车把她送回家吗？”
“要看是谁让她怀的孕……”要是好心情的话他会开玩笑地这么问，可这时他点了下头，补充道：
“不过要吩咐廖沙，让他快点回来。”他犹豫起来，要不要问问。“我不在时没人进过办公室吗？”
他注意地看着她。
“没人，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她害怕了。“版面是我自己拿来的……出什么事了？您找不到什么东西了？我找找行吗？我马上就……”
他平常是这样克制的一个人，现在勃然大怒了：
“我多少次请求过，安娜·谢苗诺芙娜，要我的桌子上有条理！多少次了？！”
“可是是您自己，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禁止收拾的。您说，过后您会找不到需要的东西。玛莎大婶早晨打扫时，是不会碰桌子的。我只是擦掉茶杯留下的痕迹还有把烟灰缸收掉……什么东西不见了吗？”
“什么也没不见！但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也可能会不见东西的。来访者走进来，把材料留下，而不是去有关的部门。要是我管私人问题的话，那么……”
“我明白，对不起……”
他把火发出来后平静了下来。
“您知道吗，”她想了起来并感到难为情，“那时您不在，我去了趟小卖部，那里抛出了熏香肠。去了五分钟，最多了。但是廖沙这个时间在我的位子上坐着……我现在就问清楚……”
她跑了出去，没有关上门。
“廖什[17]！”她的声音传到了他这里。“我离开的时候，没有人进过办公室吗？”
“没有，没人。”
“那你去亲口说这话去。还要送尼丰诺娃回去。但是快点回来，明白了？”
廖沙从来没进过办公室。他咳嗽了一声，然后敲了敲主编办公室的门。
“您找我，伊戈尔·伊万内奇？”
“我都已经听到了，听到了！”
安涅奇卡回到了办公室，好彻底消除冲突。她脸红了，因为紧张呼吸得更加急促。她站在他身边，她个子不高，身材匀称，稍微有点胖，但这甚至对她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