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救赎过去，就不能逃避；尝试理解过去，将它作为未来成长的奠基石。
——Jay-Z，《解码》
2011年3月11日
星期五晚上
迈阿密家中
是的，没错——我喜欢观众的欢呼和咆哮。
有球迷在场时，他们的喊声汇合成巨大的声浪，滚滚而来。你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声音在体内轰鸣——如浪涛般将你抬起，带着你不断突破极限。
我喜欢他们唱歌、跺脚、欢呼、吹小喇叭、大喊大叫。能把兴趣当成工作已经够幸运了，更幸运的是，我每天都能在工作时听到球迷和解说员喊我的名字，更不用说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昵称——比如D-Wade，闪电侠，或者就是3号——喊我时，我有多开心了。
虽然我很喜欢观众在场上发出的声音，但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听到儿子大喊我最喜欢的称呼“爹地！”时的那份激动，无论何时何地何日都是如此。
因此，毫无疑问，3月11日星期五晚上当我打开门迎接特拉吉尔和孩子们，听见他们齐声欢呼“爹地！爹地！”时，我忍不住又流下了热泪。
萨伊尔先跳了进来，他一向如此。可是锡安不知怎么挤开哥哥，一路飞奔着跳进了我的臂弯，先和我来了个拥抱。我一只手夹起锡安，另一只手臂又抱起萨伊尔（耶，我很壮哦）。一瞥眼，发现达维恩——小名“达达”——正害羞地站在一边，于是我招手叫他过来加入我们的队伍。
集体拥抱！
大家都疯了一般，这真是一种纯粹的快乐。
一直在拼命忍着眼泪的特拉吉尔也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加布里埃拉和我们的几个朋友也来了，他们一下午都在帮忙，为孩子们联系学校，买备用的衣服和学习用品，量双层床的尺寸，还往厨房里塞满了够吃一个多星期的儿童健康食品。我向大家反复强调一点，要让一切按部就班，这样孩子们就会有正规感、安全感。我知道正规化很重要。
同时，我们也必须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能让孩子们看出来事情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然，我会和孩子们好好谈一谈，但不是现在。
“让我好好看看你们三个，快点。”
我们从拥抱中挣脱开来。我依次仔细端详着孩子们，摸摸他们的头，把每一个都夸了一下，接着忍不住又拥抱他们。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之前我去过父母学校，在那里，爱孩子、赞美孩子被视为最基本的要素，就如同每天要呼吸空气一样。这样，亲情就能一点一滴直至最终永久地培养起来了。
我首先从外甥达达开始——这孩子的父亲在他的生活中时常缺席。虽然与萨伊尔同岁，但达达更老成、更敏感，不过他也爱玩爱笑。自从他妈妈，也就是我姐姐迪安娜同意他和两个表兄弟一道飞过来看我时起，达达立刻就成为他的表兄弟和我坚定的支持者。在打监护权官司最艰难的时候，在我因无法经常去探视孩子而导致和萨伊尔的关系受到影响之时，我就邀请达达一起来玩，他总有办法让萨伊尔放松心情，变得开朗起来。
我告诉达达我十分感谢他的帮助，他听后兴奋地与我击掌庆祝。还得意洋洋地迈起了大步，接着又停下来给我跳了一段最近芝加哥最流行的舞蹈。
萨伊尔也是个坐不住的家伙，他正巴巴地等我告诉他第二天大家能不能都去观看热火的比赛。当我明确告诉他，比赛不会太晚，所以他们三个都能去看时，他得意地连着走了好几个舞步——都是从达达那儿学来的。那天孩子们都很放得开，没有一丝害羞，萨伊尔就有那种本事，大家高兴的时候他的兴致比谁都高。实际上，我还没说什么话呢，他已经开始和屋子里的其他大人聊了起来——伶牙俐齿，妙语连珠，对什么事都要品头论足一番，从YouTube网站上的最新音乐视频，到比斯开湾大道的交通，无所不包。回答大人话时，嘴里不时蹦出几个酷酷的时髦新词，一边说“是啊，是啊，我也这么觉得”，一边屁股还配合地扭起来。
“萨伊尔，”我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你懂得不少嘛，还会发表意见了。”然后暗笑着将他拥入怀中。小家伙耸耸肩，对我的赞美很受用，完全就是他这个年纪孩子爱吹嘘炫耀的样子。
真的，要是能再过一次童年，我真想变成现在这个年纪的萨伊尔·韦德。这孩子就是一个全能小酷哥，性格丰富，运动能力极佳，天生有口才，而且还很英俊。这一点我不敢居功，虽然他的表情和五官都有韦德家的影子，但他遗传了他母亲的眼睛和嘴唇，而且那种外向、健谈的性格也大多是随她。
锡安则充分继承了他妈妈的聪明能干。不过要说到相貌，他活脱脱就是一个迷你版德韦恩·韦德，我像他这么大时的照片和他现在简直一模一样，得仔细观察才能分辨谁是谁。此时锡安环视了一下房间，确定边上没有人后，朝我招招手，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走到他身边，弯下身把耳朵凑过去，可他突然跳了起来，抱住了我的脖子，咯咯直笑。
“锡安，你知道吗，你是个小坏蛋。”我边说边看着他，他的脸上透着光彩。
“我知道。”他点点头。
锡安和他哥哥一样，总是自信满满。他还不满四岁，却有着超乎年龄的聪明，有的时候太聪明了，看他和大人们侃侃而谈让人觉得实在太不可思议。不过，双子座的锡安很有两面性，有时热情友好，有时却落落寡欢。
萨伊尔走到哪儿都受大家拥戴，就像一位威风八面的市长大人。锡安却不同，他看人总爱斜着一只眼睛，不是那种一下子就能跟人打得火热的类型。不过，一旦和你交了心，他就会无条件地爱你。总体上他是个很小心的孩子，我觉得目前他极有可能还不够信任我，不过这也许是件好事。之前因为孩子们长期被阻止与我见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锡安和我其实刚刚开始了解彼此，我们一定会尽力弥补失去的时光。
锡安身上的众多特点中我最欣赏的就是，他这么个小小人儿，居然只想做自己。他觉得没有必要像萨伊尔和达达那样，对篮球充满热情。萨伊尔和达达对打篮球十分上心，把自己当成职业球员，尤其是萨伊尔。锡安当然也喜欢和他们一起打球，但他显然有自己的理想。我还不知道他的理想是什么，但不管未来他会投身何处，我觉得——首先要小心谨慎！
当听到点心做好了时，这三个远道而来的小家伙立刻冲向厨房，看看里奇给他们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这会儿我和特拉吉尔终于有机会说上话了。我们再次拥抱住对方，心中感到轻松、快活。虽说有几个和我们很亲近的朋友也知道最近几年来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但只有特拉吉尔一直在我身边，几乎陪着我走每一步路。此刻，特拉吉尔知道，我做事有自己的打算，知道我正在认真思索怎么把监护权的事告诉孩子们。她也知道这个过程很痛苦，免不了要想起过去，甚至想起我们自己的童年。
姐姐常说，她在这个家里的一大职责就是记住一路上发生的所有事。“这样我就能提醒你了，免得你忘记。”这是她的原话。
其实我什么都不会忘。只是，到目前为止，我必须学会将许多事过滤。
但今后不会了。从小我就在心里发誓，长大要做个好父亲。如果真要实现诺言的话，现在该是我重回过去、独自回忆的时候了。
每次回忆童年，脑海中出现的最清晰的一幕便是我和外婆一起坐在第五十九街和牧场大街拐角处那栋公寓门廊上的情景。那一幕最早的记忆大概是在1987年早春的一个晚上，那时我五岁生日刚过一两个月。
伴着那段回忆的是各式各样的声音：不知谁家的收音机在吼着R&B歌曲；一台大手提录音机被拎着穿过街道，一路上重低音都开到最大，还有人和着节拍在说唱；不时还响起警笛声，听那声音的距离，再跑再躲也没用了；汽车沿着牧场大街潮湿的人行道驶过，轮胎尖叫着擦过地面。
在那天晚上的一片嘈杂声中，依稀能听见外婆在哭泣和大声祈祷的悲伤声音：“哦，上帝，上帝，请帮我摆脱困境，上帝，请帮孩子们渡过难关，上帝。”
有许许多多个夜晚，我都能听见她这样哭泣、祈祷。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单单那晚的记忆特别清晰，我只知道那是我第一次在心里发誓，永远不会做任何事让外婆这样地伤心忧虑。这倒不是因为让外婆伤心的那些事实在太坏（其实我已经有点懂了），而是因为我深爱着外婆，我希望她开心。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外婆就一直住在这栋三层楼的顶楼公寓里，和她住在一起的还有她的儿子罗杰，也就是我们的舅舅，那时候舅舅是名保安。我们是1986年才搬进那栋楼的，特拉吉尔对我四岁半之前的日子记得比较牢。那段日子对我们、对妈妈都充满了动荡不安，特别是当她和老爸分手之后。妈妈刚受毒魔摧残那会儿，姐姐和我被迫不时与她分开，借住在朋友和亲戚家。我们的两个姐姐迪安娜和凯莎当时十几岁，与其他家人住在一起。这些老爸都是知道的，但他不知道情况的严重性。不过，即使是在妈妈“发狂”时——我们用这个词形容她与毒瘾作斗争的情形——许多人依然爱她、相信她、不遗余力地帮助她的孩子，直到妈妈重新站起来让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的那一天为止。
妈妈摆脱毒品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她找了一份稳定的兼职。外婆和房东商量好让我们搬到她那儿去。我们刚到的时候，房东一家住在二楼，但不久以后他们就搬走了，我姨妈芭芭拉租下了那一层。房东和我外婆是亲戚，因此就算房租交晚了，他对外婆依然很和善。不过要是拖欠电费就没那么简单了。那时我们有一个小电炉、几盏小灯，没人时就插在走廊里的插座上，每次房东一来，我们就得飞奔过去拔下电线。
对我和特拉吉尔来说，这些麻烦都算不了什么。没错，一开始我们的日子很苦，可是毕竟妈妈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又在一起了。我们有自己的卧室，特拉吉尔和我共用一间。靠着政府的救济，我们一家人可以每个月去购一次物，我们的生活又有了规律。我对于妈妈早年最美好的回忆就在那段日子，没什么特别的，只因为那份母爱朴素而单纯，就像你看到远处水面上的点点波光一般，成为记忆中的背景。
很不幸，一切只是昙花一现。
又一个男人闯入了妈妈的生活。虽然当时还很小，但我清楚地知道他把毒品带到了我们家。曾有一度，一楼的房间公然变成了毒品贩子藏货的最佳场所，不久他们就开始在这里做起买卖。让我难以理解的是，这个人到底是怎么闯入我家、控制妈妈、毒打她——按她自己的话说，早也打，午也打，晚也打——而且还企图控制我们的。不久妈妈又开始复吸，我真不懂这是为什么（知道原因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她以为我不懂，也不会看到她注射。如果被我看见她在屋子里敲打静脉，然后插进针头的那一幕，她会十分难堪的。
就在我五岁生日前，警察第一次围捕了这间屋子。
每次妈妈的男朋友或什么鬼鬼祟祟的人出现在附近的时候，姐姐就把我拉进后面的房间，锁上门。这些晃来晃去的人倒从来没有碰过我们，不过姐姐让我随时准备好，听到前面警察敲门就逃跑。我们的逃跑路线是先从后门出去，然后从外面的楼梯爬二层到外婆的后门厅。姐姐会让我先走，她在后面跟着，只要能让我先逃走，她愿意牺牲自己被警察抓去。
谢天谢地，警察来的那一次，我们俩拼命逃跑，终于都爬上了梯子。警察对那里进行了封锁监视，但并没有到后面来。我们俩爬到楼梯顶，拼了命地敲外婆的后门，小声用力喊道：“外婆，我是德韦恩！”“外婆，我是特拉吉尔，我们能进来吗？”
没有回答。
外婆不在，这下把我们俩吓坏了。还好罗杰舅舅在家，我们俩松了口气，飞奔进屋，跑到对面的窗子旁往下看。底下的一幕如一场噩梦：妈妈戴着手铐被带上了巡逻警车。屋子里没有发现毒品，但他们还是把妈妈带走了，今天晚上关一夜，明天早上再放出来。
几个月后，也就是早春的那个雨夜，外婆在前门厅悲伤地哭泣、祈祷——为毒品对她的女儿、儿子、侄子、侄女、孙辈所造成的伤害。这就是我脑海中突然闪现的那一幕。看到那令人丧心病狂的东西带给她这么大的痛苦和压力，我当时就打定主意：等我长大了，我决不会让她——我的外婆，家里的顶梁柱——再因为毒品为又一个孩子流泪，我不会和他们一样。当时那样想倒不是出于对任何人的价值判断，完全是因为我不想让外婆担忧和伤心。一想到她要是因为我做过的事或正在做的事而在某一天的夜晚伤心流泪，我就觉得不好受。
仅此而已。
当然，我还能想起那段时间别的事。记得外婆常把椅子放在门厅的悬梁下面。天气暖和时，我们就坐在外面走廊的另一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直到晚上。外婆会注意街区里发生的一切，不光留心自己的子孙，也留心每一个人。那时候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地方比坐在外婆身后更安全了。不管她说了多少次：“进去吧宝贝，你该睡了。”我都会回她：“我不想睡觉，我不累！”然后继续蜷缩在她身后，直到进入梦乡。
我的外婆威利·梅·莫里斯那时六十五岁，她出生于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并在那儿长大。她生养了包括我母亲在内的九个子女。在我心目中，外婆不仅仅是一位母亲、一位祖母，她可能更像是一位导师，教会了我人生的基础课——这些教诲一直伴随着我进入篮球世界。她教我为人要忠诚，要珍惜家庭，关心所爱的人，还教我要耐心，要学会宽恕。
“要是有人做错了事，伤害到你或你爱的人，”外婆常说，“以牙还牙并不是什么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