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哲学被称为“荒诞哲学”，这使我们明白了，他为什么一度给《西绪福斯神话》加了个副题《论荒诞》；“荒诞哲学”的要义被概括为“新人道主义”，这使我们明白了，他为什么这样结束《西绪福斯神话》：“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荒诞也好，幸福也好，都是人的事情，从荒诞到幸福的桥梁唯有人才能够架设。
“荒诞”固然是加缪哲学的基本概念，但他是把这一概念作为“已知数”来对待的，他无意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建立一种“荒诞哲学”，对此，他仅止于列举荒诞的几种表现，例如：一、“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二、“人是受时间支配的，但人有时也必须支配时间，当他发现自己已经三十岁了，他就确立了他对时间的位置，因此他感到了死亡的威胁，并由此而产生恐惧。他希望着明天，但这明天却是与死亡相联系的，是他本该加以拒绝的。”肉体的这种反抗，就是荒诞。三、一片风景可以强烈地否定我们赋予它的幻想的含义，一个熟悉的、爱过的女人也可能突然变得陌生，“世界的这种厚度和这种陌生性，就是荒诞。”四、人本身也散发着非人的东西，“这种面对人本身的非人性所感到的不适，这种面对着我们自己的形象的无法估量的堕落，这种如当代一位作者所说的‘恶心’，也是荒诞。”凡此种种，是加缪提到的荒诞的表现。如他所说，这都是一些“明显的事实”，他可以举得更多，不止此四端，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补充。当然，这只是对人生的一种看法，也许过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换一个时代，人们可能更倾向于把世界描绘成一个理性的乐园，把人生看做是一条鲜花盛开的坦途。实际上，比起人对世界的态度，把人生和世界看做什么样，用明亮或阴暗的色彩来描绘它们，都是不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恰恰是人对世界的关系以及他所采取的态度。悲观和乐观这样的字眼，只是当它们与一个人的具体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
加缪的论据似乎将导致这样一种结论：人生不值得过。但结果并非如此，他得出了一种全然相反的结论。关键在于如何找出荒诞产生的原因。加缪认为，荒诞并不产生于对某种事实或印象的考察确认，而是产生于人和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分裂和对立。一方面是人类对于清晰、明确和同一的追求，另一方面是世界的模糊、矛盾和杂多，也就是说，对于人类追求绝对可靠的认识的强烈愿望，世界报以不可理喻的、神秘的沉默，两者处于永恒的对立状态，而荒诞正是这种对立状态的产物。“非理性、人类的怀念和从它们的会面中冒出来的荒诞，这就是一出悲剧的三个人物。”这里的“会面”至关重要，人、世界、荒诞，三个人物缺一不可。加缪反对肉体上的自杀，因为这就意味着取消了人，此后发生的事情将与人无关。加缪也反对哲学上的自杀，因为，虽然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克尔恺郭尔、谢斯托夫、胡塞尔等人揭示了一种共同的气氛：焦虑、恐惧、绝望、非理性、对荒诞的体验等等，宣布“什么都不明确，一切都乱七八糟，人只是对包围着他的墙具有明智和确切的认识”，但是，他们或是把荒诞加以神化，或是把荒诞等同于上帝，或是回避人类的怀念，或是“把一种心理的真实作为一种理性的准则”，总之，他们或是陷入永恒的理性，或是主张绝对的非理性，实则分别地取消了三个人物中的两个：怀念着同一的人和使人的呼唤落空的世界，从而也就以“跳跃”的方式逃避了荒诞。这就是哲学上的自杀，为加缪所不取。因此，加缪说：“我感兴趣的不是荒诞的发现，而是其后果。”
加缪的荒诞哲学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即：“不可能通过否定荒诞的方程中的某一项来取消荒诞。”这就是说，要解决人和世界之间的矛盾，不可能依靠人的自弃或弃世，必须求助于其他途径。加缪从荒诞的发现中推论出三种后果：一、挑战，也就是反抗。荒诞迫使人对其生活环境提出挑战，反抗形而上的不公和人为的不公；人终有一死，但“要未曾和解地死，不能心甘情愿地死”。“反抗贯穿着生存的始终，恢复了生存的伟大”。这第一个后果使加缪将肉体的自杀和哲学的自杀统统排除在人类应取的生活态度之外。二、自由，行动的自由。荒诞由于取了对“来日”的希望从而否定了“形而上的自由”、“自在的自由”和“永恒的自由”，给予人的却是“行动的自由”。人意识到荒诞，于是就生活在一个“灼热而冰冷的、透明而有限的宇宙”中，他的所作所为不能越过这个宇宙，因为“过了这个宇宙，就是崩溃和虚无”。人可以把“现实的地狱”做成他理想的“王国”，这就是他的行动的自由。这第二个后果使加缪提出一种有别于萨特的存在主义自由观的另一种自由观。三、激情。要在一个摈除了希望的宇宙中生活，需要一种穷尽现有的一切的激情，而荒诞的人的理想，就是“一个不断地有意识的灵魂面前的现存以及现存的继续”。这理想并非一种寄希望于未来的幻想，而仅仅是支持着人之一生的“反抗的热烈的火焰”。这第三个后果促使加缪号召人们“义无反顾地生活”。反抗、自由、激情，这是加缪发现荒诞之后从中引出的三种后果，这三种后果最终导致一种行为的准则，即：“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这当然不单是个数量概念，而是要人“感觉到他的生活、他的反抗、他的自由，而且要尽其可能”。总之，加缪为意识到荒诞的人提出了这样一条行为准则：义无反顾地生活，穷尽现有的一切，知道自己的局限，不为永恒徒费心力。
荒诞的人是那些“试图穷尽自身的人”，他们在时间“这个既局限又充满可能的场地中”，能够凭着唯一可以信赖的清醒的意识而享受人生。加缪声称这并非一种“伦理的准则”，“而是形象地说明和人类生活的气息”，这与他试图为人们提供某种行为的准则并不矛盾，只不过说明他厌恶将这一切看成某种封闭自足的体系罢了。加缪举出四种人作为荒诞的人的典型，他们是唐璜、演员、征服者和创造者（例如小说家）。唐璜是一个普通的诱惑者，他追求爱情的数量而非爱情的质量，他因有清醒的意识而体现了荒诞性。演员深入角色，模仿其生活，这就等于在最短的时间内体验最多的生活，因此，他的光荣虽然是短暂的，却是不可计数的。征服者意识到人的伟大，他们攻城略地正是为了与时间结盟而抛弃永恒，他们的行动乃是对命运的反抗。总之，“征服者是由于精神，唐璜是由于认识，演员是由于智力”而成为智者，即“那种靠己之所有而不把希望寄托在己之所无来生活的人”。不过，最荒诞的人却不是他们，而是创造者。小说家创作小说，就是“试图模仿、重复，重新创造他们的现实”，而“创造，就是生活两次”，这是一种“最典型的荒诞的快乐”。“伟大的艺术家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享受人生的人”，他知道他的创造没有前途，可以毁于一旦，他并不追求“传之久远”，而只是“无所为的”劳动和创造。加缪说：“也许伟大的作品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它对人提出的考验和它给人提供了机会来克服他的幻想并稍稍更接近他的赤裸裸的真实。”这句话既是对作者说的，也是对读者说的，因为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行为，无论读者完成了怎样的理解，都可以说是生活了两次，是“模仿、重复、重新创造他们的现实”。马尔罗说：“艺术就是反抗命运。”加缪的“无所为的”进行创造也是一种对命运的反抗，而幸福就存在于反抗的过程之中。
荒诞、荒诞的人、反抗、自由、激情、幸福……这些概念在加缪的笔下，都有一种特殊的内涵，其特殊性在于加缪的人道主义。这是一种在对人类浩劫的感受和反思中形成的人道主义。他试图告诉人们，没有希望并不等同于绝望，清醒也不导致顺从，人应该认识到他的唯一的财富是生命，而生命既是必然要消逝的，同时又是可以尽量加以开发的，人应该而且能够在这个世界中获得生存的勇气，甚至幸福。他提出的“荒诞”，就是“确认自己的界限的清醒的理性”。他拒绝了永恒，同时就肯定了人世间的美和生命的欢乐。加缪写作《西绪福斯神话》时还不到三十岁，那种斩钉截铁并且不乏高傲的口吻也许有损于逻辑，却处处洋溢着一种青年人的蓬勃之气。也许有鉴于此，人们往往不大理会这本书的哲学上的幼稚和错误，而专注于加缪在战争的阴云和疾病的魔影中所迸发出来的生的激情。我亦作如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