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万提斯的名字在中国已不陌生，而《堂吉诃德》中那两位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的游侠骑士的形象更是老少皆知。塞万提斯已被当作经典作家而永垂史册，而《堂吉诃德》也以其特有的魅力一直受到文坛的重视，为世人所瞩目。
《堂吉诃德》取得如此高的评价是作者始料未及的。如果塞万提斯地下有知，看到人们把他看作是西班牙最伟大的文学巨匠，世界文坛的天才的话，定会大吃一惊。他同时代的人也会惊讶得目瞪口呆，因为在塞万提斯在世的那个时代他只被认为是一个平庸的诗人，没有成就的小说家。尽管他因写骑士历险的小说获得成功，但他却不属于任何高雅的文学沙龙。他一生生活贫困，经历坎坷。即使《堂吉诃德》成了畅销书，他仍处在穷困潦倒之中。他没有洛佩·德·维加[1]那么家喻户晓、成就斐然；也没有卡尔德隆[2]那么受到宫廷的赏识。然而，《堂吉诃德》的发表，以及这部作品产生的巨大影响却使塞万提斯在他死后逐渐成为世界文坛声名赫赫的经典作家，被狄更斯、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等作家誉为“现代小说之父”。
对《堂吉诃德》的理解与认识各个时期并不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的进步，人文科学的发展，书中深刻的内涵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并被不断地揭示出来。尽管塞万提斯写这部小说的本意看起来似乎是“要世人厌恶荒诞的骑士小说”，并“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而且在《堂吉诃德》发表后，骑士小说也就奇迹般地销声匿迹了，但是，我们不能低估塞万提斯在创作时的真正用心，因为书中展现出的广阔的社会画面和流溢出的丰富的思想远远不是出自要扫除骑士小说这么一个简单的动机。我们应该而且也必须看到《堂吉诃德》诞生的历史与现实条件，以及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的新的理解，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读者的不断阅读本身就是这部作品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作者创作的延伸。
毋庸置疑，《堂吉诃德》的成功是与塞万提斯生活的那个时代及其文化氛围，与他的生活经历紧密相关的，是与西班牙丰富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的。
塞万提斯于一五四七年出生在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他出生的确切日子已无法考证，只知道他受洗礼的日子是十月九日。他的父亲是一位善于吟作歌谣的不得意的外科医生。为了养家糊口，他经常来往于当时西班牙的几个大城市。塞万提斯自幼跟随父亲，过着动荡的生活。
十六世纪上半叶正是西班牙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西班牙自十五世纪末成了欧洲大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后，不断向海外扩张，征服了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疯狂地掠夺黄金。一五一六年卡洛斯一世继承西班牙王位，一五一九年他又从祖父那里继承了德国王位，并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改称卡洛斯五世。西班牙依仗它庞大的军队和无敌舰队称霸于欧美两大洲，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它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得到发展，经济上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是欧洲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它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一四九二年西班牙的第一部语法书出版后，以卡斯蒂利亚语为国语的语言日趋完善，出现了蒙特玛约尔[3]的田园小说、流浪汉小说、骑士小说和鲁埃达[4]的戏剧。文艺复兴思想的传入使西班牙的文学艺术进入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黄金时期。塞万提斯正是在这块文化沃土上成长起来的，无疑受到了绚丽多彩的文学作品的影响。
塞万提斯对文学有特殊的爱好，为了广泛阅读拉丁经典著作和其他名著，他到一个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家中教西班牙语，以后又随他们去意大利，在当时的红衣主教裘利奥·阿括维瓦手下当了一名扈从。这样，他便有机会利用他主人丰富的藏书，浏览名著。此外，他还接触到不少意大利的文人学士，结识了被称为“哲学游侠骑士”的吉奥尔达诺·布鲁诺，亲耳聆听托尔瓜托·塔索对古代艺术的精辟论述。他受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感染与熏陶，他对古代光辉的文化艺术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样，他便能在《堂吉诃德》中借主人公之口，对文化教育、贵贱等级、清廉公正、自由平等问题发表精辟的论述，闪耀出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
一五七零年，也就是塞万提斯到意大利后的第三年，正值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人的率领下重整旗鼓，一步步地夺取北非，占领塞浦路斯，并在地中海集结海军，向欧洲国家大举进犯。年轻的塞万提斯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参加了西班牙驻扎在意大利的军队，并被派到在地中海游弋的“侯爵夫人号”上服役。一五七一年十月七日，著名的勒班多海战爆发了。那天清晨，塞万提斯正发烧躺在床上，听到枪声后便带病请战，并不顾一切地参加了战斗，表现得无比英勇。结果，他胸部受伤左手致残（后人因此称他为“勒班多的独臂人”）。在伤愈后的几年里，他继续服役，参加了多次战斗，受到西西里岛总督和舰队司令、西班牙国王费利普二世的弟弟堂胡安的嘉奖。一五七五年塞万提斯随身携带多封推荐信，其中有堂胡安写给国王的举荐信，满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乘“太阳号”兵船启程回国。不幸的是，船在海上遭到海盗的袭击，被劫持到阿尔及尔。那封本可以使他前途无量的推荐信使他遭受更大的不幸。土耳其人把他当成了重要人物，向他勒索巨额赎金，使得他那本来就很贫寒的家庭更无法筹措。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囚禁了五年，经受了奴隶生活的磨难，但他并不逆来顺受，更不愿忍受异族的奴役。他四次与其他囚犯合谋逃跑，但均事败未遂。而每次事情失败后他总是出来承担责任，并拒绝说出自己的同伴，表现出坦荡无畏的气概。就连凶残的阿尔及尔君王对他也不得不敬重三分，另眼相看，使他免遭绞刑之灾，在关押了五年以后，也就是一五八零年九月，塞万提斯被他的家人和西班牙三位一体会的教士赎回。
塞万提斯回国后处境维艰，他在勒班多战斗中的英雄行为早已被人遗忘，他升迁军官的美好前景也成了泡影。他不得不四处奔走，寻找工作。他在这一时期已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尚未上演的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和他的第一部小说《伽拉苔亚》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由于当时的稿酬菲薄，不足以养家糊口，塞万提斯的生活十分不稳定。他曾于一五八二年和一五九零年两次谋求去美洲的官职，但均未获批准。一五八七年他不得不去为无敌舰队当粮油征购员，其足迹遍及整个安达卢西亚地区。一五九四年他还当上格拉纳达境内的税收员。在这一时期他还数度入狱[5]，但每次在狱中的时间都很短，因为事实很快就证明了他的清白无辜。大约也就是他在塞维利亚的监狱时，孕育出了《堂吉诃德》的第一部。一六零五年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的第一部出版后便获得空前的成功，一年之内再版七次，并被译成英文（一六一二）和法文（一六一四）出版。一六一四年当《堂吉诃德》的第二部才写到第五十九章时，塞万提斯发现有人冒名出版了《堂吉诃德》的续篇，肆意歪曲原著，并对他本人进行恶毒的攻击，他便以卓越的才华迅速地完成了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更加成熟的第二部，于一六一五年出版。第二年，即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因患水肿病在马德里自己的家中去世。
《堂吉诃德》发表三个多世纪以来，以其被人不断揭示的内涵与深义吸引着世界各国的读者。归纳起来，这部小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塞万提斯深深扎根于西班牙文学传统之中，在吸取了拉丁文古典小说、西班牙民歌、田园小说、传奇小说、流浪汉小说和骑士小说的一些特点的基础上，把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描写同对社会现实的描绘结合起来，逼真地再现出贵族绅士的专横跋扈和普通百姓的辛酸苦辣。书中塑造了大约七百个不同职业、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其中有贵族、地主、商人、僧侣、农民、牧羊人、演员、士兵、强盗、囚犯、艺人、妓女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十六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社会的现实：公爵夫妇的骄奢淫逸；牧羊少年的惨遭毒打；勤劳农民的饥寒交迫；贫苦妇女的横遭凌辱；苦役囚犯的艰难困苦……在一本小说中，以如此宽广动人的画面来反映时代、反映现实，可以说是塞万提斯之首创，它给予近现代小说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塞万提斯对人物的塑造，特别是对人物典型的刻画，是细致入微、层次分明、寓意深长的。主人公堂吉诃德就是一个内在情感丰富、矛盾复杂的人物典型。首先，作者通过疯疯癫癫的堂吉诃德的可怜遭遇给游侠骑士画了一幅漫画像，告诉人们阅读骑士小说会带来多么可怕的恶果。你看，那明明是磨房的风车，他却认为是三头六臂的巨人，于是便催马提矛舍命冲去，结果被掀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即使这样，当侍从桑丘跑来再一次告诉他这不是巨人而是风车时，他还辩解说这是魔法师把巨人变成了风车。这种被骑士小说弄得神魂颠倒、荒唐可笑的秉性是作者赋予堂吉诃德这个人物最直接的含义。其次，作者把堂吉诃德当作英雄来赞颂。透过令人发笑的一件件荒唐事可以看到他锄强扶弱、见义勇为的英雄气概。他冲向羊群，戳破酒囊，与风车搏斗，是因为在他眼里这些都是社会的丑恶势力。而他的骑士职责便是要争得民主、自由、平等，并随时准备为理想去赴汤蹈火。这时，塞万提斯笔下的骑士已不是中世纪的骑士，而是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勇敢斗士了。此外，堂吉诃德还是一个思想脱离实际的文学典型。他生活在主观的幻觉之中，满怀着善良的愿望，为解救别人的痛苦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而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害了别人，也嘲弄了自己。
对几层含义不同的堂吉诃德，作者采取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他对一味追求骑士道的堂吉诃德是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挖苦，竭尽全力暴露他的荒唐与可笑。而对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理智的堂吉诃德则是热情歌颂。实际上，堂吉诃德侃侃而谈的崇高理想和对现实的无情抨击，正是作者本人的心声。对于处在美好的理想与黑暗现实的冲突之中的堂吉诃德，作者的嘲讽是善意的，富有同情心的。其实，这正是作者的美好理想在生活中处处碰壁的写照。
桑丘·潘沙是另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但目光短浅、狭隘自私的普通农民，他与耽于幻想、迂腐固执的堂吉诃德形成鲜明的对照。在陪伴游侠堂吉诃德的过程中，他受主人的美好理想的感染，心胸开阔起来。任海岛总督期间，他秉公断案，执法如山，爱憎分明，光明磊落。他们主仆两人相辅相成，相反相连，全书的矛盾冲突便在他们这一“智”一“愚”的对话中不断发展。
德国诗人海涅曾认为堂吉诃德和桑丘合起来才是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并称赞塞万提斯塑造了这么一对人物典型是“这位创作家在艺术上的识力以及他那深厚的才力”[6]。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巧妙地运用了一对对互相矛盾的因素，如现实与想象，智慧与愚蠢，崇高与荒唐，勇敢与胆怯，诚实与虚伪，真实与虚幻，理性与疯癫……这些相互对立的矛盾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使小说的层次更加丰富，人物的性格更加突出，同时也使小说的哲理更加深刻。在小说中，堂吉诃德的疯与不疯就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层次。凡是不谈及骑士道的时候，堂吉诃德都头脑清醒，对问题都有十分高明的见解，但一涉及骑士小说，他立即变得不通情理、疯癫起来。然而，即使就在他疯的时候，也有不同的情况：有时是神志完全颠倒，一味蛮干。在第二十二章中堂吉诃德释放苦役犯后，硬逼着他们去见他的意中人杜尔西内娅而惨遭毒打就是明证。有些时候，堂吉诃德在疯中还有几分清醒，居然会说自己在发疯，或指责桑丘发了疯，这种疯子自己说自己发疯，而且还指责别人发疯，就在疯与不疯之间增添了层次，令读者深思。在全书的结尾，堂吉诃德从疯病中清醒过来，而桑丘却“疯”了，这个“疯”的转换使得这一两重性的层次更加丰富，寓意更加含蓄深刻。
《堂吉诃德》发表至今已近四百年了，但译介到我国还是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事情，那时的译名是《魔侠传》。现在，直接从西班牙文译出的《堂吉诃德》已有几个版本了。这不仅反映出我国外国文学百花园的繁茂，也说明了塞万提斯的这部长篇名著在我国的广泛影响，这对我们更好地继承并弘扬外国文学遗产无疑是件好事。
陈凯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