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科技和象征符号科技的发展和融合，导致了吉贝尔·西蒙顿曾分析过的手工劳动社会里的个性化的丧失，这是以机器作为工具的19世纪的典型特征。当机器成为工具之后，“技术个体”便取代了工人，这样一来，工人将知识外在化之后，从此就被剥夺了个性化的可能，也就是说不得不变成无产阶级【5】。物流与象征符号的混同，也即二者之间的融合，导致了思想的无产阶级化，同时也导致了文化的贫瘠。
上述现象导致的结果，是时间流的统一能力逐渐被摧毁，而诸多个体意识正是由时间流所构成。这也意味着，诸多个体意识的投映能力，即它们必然具有特殊之处的意愿，逐渐被摧毁：个体意识除非与“世界”相割离，否则便注定会沉溺于程序工业的“巨流”之中，或是落入“用户归档”（user profiling）的渔网之中，被它次标准化并聚集到一些次级群体中。要知道，这正是针对媒体节目与网络信息的消费者行为监测机制所致力达到的目标，这些机制根据它们的监测结果为广告发布者编制模型，对信息接受群体进行极为细致的分类细化，同时使信息接受者觉得系统是在一对一地对他们进行回复。这种感觉显然纯粹是错觉，因为其实这是把个体行为这种此前未能工业化的东西工业化了，从而使上述体系更为强化，以致消费者无法从中脱身，被禁锢于其中，同时使消费者可以完全被预测和掌控，使诸多不同的个体不再能够个性化，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般性的群体，变成没有视野的独眼怪物。
在个性化丧失的背景下，“我”成了一个空泛的概念而被体验，“我”不再与“我们”相对，而且“我们”也根本不是融合在同一个时间流中的所有“我”的集合（参见本书第三章），因此“我们”不得不解体，变成意义贫乏的泛指代词人们/大家。个性化的丧失导致了普遍的人生苦痛。在最具悲剧性的情况下，这一“近乎不存在”催生了多样的人格，催生了致命性毒品的消费，催生了集体或个体的暴力行为，其中自杀首当其冲。在法国，自杀是致使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是青壮年死亡的第一大原因。
这就是“存在之痛”，而今已无人能够完全逃脱。从某些角度来看，或许可以说“存在之痛”是当今时代的特征，假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问题”仍然成其为问题，假如“时代”这一概念本身没有受到全新的演变历程的影响，假如本体论的无差异没有主导这一演变历程，假如——换句话说——在“病痛”这一问题回归的过程中，“存在之痛”并非“存在的问题”的边界或界限。这里的“病痛”，同时也是演变之痛，是一种恶性演变的载体。
西蒙顿把个性化的丧失看作19世纪的特征，在他看来，这同时也是一个新的个性化过程的揭幕，召唤着他所说的“机器学”（mécalogie）的到来【6】。以这一问题为主线，我们将在本书中着手一项批判工作【7】，而这里的“批判”具有全新的含义，在从康德时代到马克思时代的哲学史上尚无前例。因此，本书致力寻找的是一条新批判之路，它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应当可以做到这一点。根据20世纪被命名为“社会批判”的思想，例如法兰克福学派曾力求实践的那种批判，对当前现实进行批判是可能的，同时也是必须的，但它的代价和前提是对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待继续完成的现代思想的根基进行一种激烈的批判。
正如海德格尔曾按照他的方式所论述的那样，康德哲学思想中最为关键的时刻，也就是说康德在面对批判问题时以一种或多或少有些盲目的方式做出抉择的时刻，他在人类历史中或者至少在现代哲学的历史中以一种极为隐蔽的方式（这种方式甚至界定并长期限制了一切批判的框架）做出决定的时刻，是图型法以及引出图型法的先验演绎。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的核心目标就是从“意识犹如电影”这一角度出发，重新阐释这一批判时刻。“犹如意识的电影”这一概念将在本书第二章中得到阐释，它是一种“大电影”（archicinéma）。在此之前，我将研究“电影的时间”，即电影制作的艺术与方式，这是第一章的主要内容。
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何谓在思想中确定方向”这一问题上来。在当今时代，思想变成了“技术科学”，取代科学的传统模式即康德时代的模式，不得不在多种可能性之间做出决定。这些可能性均为虚构之物，但是我们必须对它们进行区别——即在本体论的无差异中进行区别，就像必须对优秀影片和差劲的影片进行区别那样，尽管所有影片（film）都从属于电影（cinéma）这个大范畴。“确定方向”这一问题——以及“迷失方向”的问题——将再次引出康德的“进行区别所依据的主观原则”的问题及其不可分离的理论基础，这是第四、第五和第六章的内容。
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狄奥多·阿多诺在他们的论述中与美国的文化工业针锋相对，认为图型法可以作为他们论述的基础。很明显，即便不说他们的论述具有预言性、反叛性，那么至少也是既清晰明白又不乏错误之处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论述揭露和阐释了当前的“存在之痛”，但是没有深入领会、看清或真正批判这一病痛，因为他们的论述太过泛泛，而且和演变的内容一样，方向相当混乱，他们对《纯粹理性批判》的重读并没有提出新问题，采取的是一种非批判的姿态。
时至今日，他们的分析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他们既论述了美国，同时又过早地表述了当代生活的“存在之痛”。确切地说，“存在之痛”源自于大西洋西岸，在那里，工业技术是重中之重【8】。在他们的分析中，在已经淹没了整个公共生活的当代的“存在之痛”中，我发现了思想中以及思想之外广泛存在着的一种阻碍因素。
这一形势经受着时间的考验，而时间的考验尚未终结。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与《迷失方向》中，我已研究了时间这一进程的问题和各种条件。在时间的问题中，我研究了当代的一种特殊的“中断性”这一问题及其条件，以及我在别处所定性的“中断性的双重重叠”这一难题。我所说的“中断性”，指的是将某一时代所特有的、处于运作中的各种程序悬置起来，同时开启某一新时代的各种条件的事物所具有的性质。
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我力图阐明：
（1）上述条件总是根植于贝特朗·吉尔所说的每一时代所特有的技术体系的潜在动力之中，当该技术体系进入革命之中，它就构成了第一次中断性重叠，以及第一次程序的悬置；
（2）只有当技术体系的断裂所引发的“程序的悬置”使一些新的程序得以构成，同时导致了第二次悬置（或者说重叠的重叠），并且借由它，一种新的时空单位、一种新的心理层面和集体层面上的个性化过程得以构成之时，一个时代才会完全地构成。
第一个阶段是一个可称为技术演变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该演变转变为未来的阶段。
今天，第二次重叠的各种条件尚未齐备。
第二次重叠尚未发生。演变，已变得势如闪电，却没有给出任何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