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人复活的过程，也是深刻认识社会和背叛贵族阶级的过程。托尔斯泰正是通过这一思想感情的载体揭露和批判了贵族社会。
玛丝洛娃是托尔斯泰满怀激情塑造的美好女性形象。她原是一个美丽纯洁的少女。被聂赫留朵夫诱奸怀孕后，被主人赶出门来，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下沦落为妓女。因为想起过去的事太痛苦，就尽量不去想，浑浑噩噩，过起醉生梦死的生活。后来遭诬陷，进监狱。直到聂赫留朵夫第一次探监，她还习惯地把他看作风月场上的男人，对他媚笑，向他要钱。但正是这次见面，使她回想起过去，她精神的人也苏醒了。她的可贵的品性一次次表现出来。除了第一次见面要的那十个卢布以外，她什么也没有要过。她总是在关心别人。每次见到聂赫留朵夫，都要求他为别人的事奔走。她重新爱上聂赫留朵夫，却不同意跟他结婚，因为她认为这对聂赫留朵夫不是幸福，而是一种拖累，她不愿接受他的牺牲。后来她在政治犯的影响下，精神境界越来越高。最后嫁给政治犯西蒙松，正是为了使聂赫留朵夫得到完全解脱。一个处于这种境地的女子，宁可离开一个贵族老爷，嫁一个服苦役的政治犯，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玛丝洛娃的精神的人不是简单地复活，而是达到了崇高、完美的境界。
然而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不同，她只是托尔斯泰塑造的美好形象，却不是托尔斯泰的代表者，不是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载体。
《复活》卷首引用了几段《圣经》，结尾引用的更多些。结尾与卷首所引《圣经》内容大致相同。有些评论家便认为这是本书主旨，是聂赫留朵夫的思想归宿，认为这反映了托尔斯泰空想的、反动的学说的内容，诸如“不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等等。其实不应该这样看。引用《圣经》是有针对性的。为的是要世人爱护、怜恤有罪的和无罪的罪犯。请看：“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这里的“弟兄”、“迷路的羊”、“同伴”显然指的是罪犯。用意是很清楚的。
接近结尾时像彗星一般出现的那个无名的老头子，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确切地说，聂赫留朵夫只是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载体，无名老头子才是托尔斯泰的代言人。老头子的话是极其深刻和犀利的。在这样一部书的结尾，作者是应该有一番结论性的话要说的。怎样说呢？通过什么方式，通过哪一个人物来说呢？通过中心人物聂赫留朵夫，如果说得太露骨、太激烈，也许不符合人物性格，也许会引起审查机关注意。因此他设计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一闪而过的、“疯疯傻傻”的无名老头子。借老头子之口，对宗教、法律、监狱、官僚制度进行了深刻而激烈的批判。研究托尔斯泰思想的人，是不应该忽视这个人物的。
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作品都具有高超的艺术性、高度的真实性、深厚的人性。《复活》正是在这几方面都达到了非同一般的程度。
关于艺术性，不少评论者都提到《复活》中使用的对比手法。是的，托尔斯泰最善于使用对比手法。开卷便写美好的春天，接着便写监狱的景象；当玛丝洛娃被押去受审时，聂赫留朵夫还躺在高高的弹簧床上；聂赫留朵夫穿着干净衬衣坐在头等车厢的丝绒软椅上说笑，玛丝洛娃在凄风苦雨中跟着车厢奔跑；柯察金夫人一行往右一拐，朝头等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和塔拉斯往左边走，朝三等车厢走去。举不胜举。此外，历来评论家都特别称道托尔斯泰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技巧，称道他掌握了“心灵的辩证法”。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的心理活动是用直叙的方法写出的，玛丝洛娃的心理活动却不是直叙，而是通过言语、表情写出的。不论用这种方法、那种方法，都将主人公丰富而多变化的心理活动写得十分合理，十分自然，十分细腻。
尽管在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传统由来已久，然而真正如实地描绘现实的作品是不多的。因为历来统治者都喜欢歌功颂德，忌恨揭露黑暗、丑恶面的作品。托尔斯泰却凭自己的胆识和良心，如实地描绘了人民的悲惨境况，描绘了形形色色官僚的丑恶嘴脸，揭示了官僚制度的腐朽和教会欺骗群众的实质。《复活》写成后，当时的审查机关大加砍削，删节达五百余处，如描写监狱祈祷的两章，全部删去，只留下“礼拜开始了”几个字。就这样，发表后还是触怒了教会。教会宣布把托尔斯泰革出教门。也正是因为托尔斯泰在《复活》中真实地反映了俄国的社会现实，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复活》中表现出深厚的人性，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却不是有口皆碑。多少年来，不少人认为这是托尔斯泰最大的弱点，认为他所表现的人性是与阶级性相悖的。这是过去理论界“左”的思潮的一种表现。其实，聂赫留朵夫作为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代表者，对待不同的阶层是爱憎分明的。对劳动人民充满同情和爱护之心，对革命者充满敬意，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贵族是厌恶的。在《复活》第二部中写到，聂赫留朵夫乘车赴下诺夫哥罗德，有意避开柯察金公爵一家人，不坐头等车，而坐三等车，跟普通劳动者在一起。他和普通劳动者交谈之后，心里感到无比舒畅。他“看着这些人那干瘦而强壮的四肢，那粗糙的土布衣服，那黑黑的、亲切的、风尘仆仆的脸，感到自己置身于这些全新的人以及他们那种真正的人类劳动生活的正当情趣和苦乐之中”，就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上等社会”。而“想起了柯察金之流那个游手好闲、穷奢极侈的世界以及他们那种低下卑微的生活情趣”，就感到厌恶。可以说，聂赫留朵夫不但在理智上认识到应该同情劳动人民和憎恨统治阶级，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完全站到了劳苦大众一边，站到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
可见，托尔斯泰宣扬人性，不是否定阶级性，而是反对兽性。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人，也就是人性的人。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人性的人经常与兽性的人较量。当兽性的人占上风时，人性的人就被压抑了；等到人性的人复活了，兽性的人就败退了。在具体的人身上是这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人类社会中何尝不是这样？！
《复活》是人性的人复活，也就是人性复活。弘扬人性，何罪之有？！
文学以情感人。《复活》正是充满深厚的感人之情——对劳苦大众和弱小者的同情和爱护之心，对统治者的愤恨，对贵族的憎恶，对革命者的敬意，对官办教会的蔑视。这一切都表现得异常分明，异常强烈，异常真挚。这一切都是人性的感情。无怪乎《复活》感动了一代一代的读者，而成为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不朽名著。
力冈
一九九一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