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念头是怎样产生的？”一八七八年有人问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躺在沙发上回答说：
“是的，就像现在这样，饭后我独自躺在这张沙发上，吸着烟……我不知道我是在竭力思索呢，还是在与瞌睡作斗争，突然有一条非常漂亮的贵妇人的光胳膊在我面前掠过，我不由得仔细看看这个幻影。接着出现了肩膀、脖子，最后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的形象，她身穿白衣裳。她那双含怨带恨的眼睛看着我。幻影消失了，可是我已无法摆脱它，它日夜跟踪着我。为了摆脱它，我必须给它找个化身。这就是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起因。”[1]
当然，《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动机不会这样简单，安娜这个光艳照人的形象也并非产生于一次偶然的幻觉。托尔斯泰创作这部小说是着实费了一番功夫的。《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73—1877），当时俄国正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古老的封建地主俄国受到西欧资本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书中说道，“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指的就是封建贵族的旧秩序被颠倒了，资本主义制度则刚刚开始建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动中，社会制度、经济结构、风俗习尚、思想意识……无一不受到震撼，无一不遭到冲击。国家处于转折关头，每个俄国人徘徊于十字路口，怎样对待这场空前的大变动，就成为每个有头脑、有良心的俄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托尔斯泰面对着这样一个新旧势力搏斗的社会，他那颗热爱生活而又仁慈善良的心不能不颤抖，不能不感到惶惑不安。他多方观察，苦苦思索，希图弄清这场变动的实质，消除人民的苦难，但他无能为力。
在这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尤其吸引托尔斯泰注意的是家庭的变化和妇女的命运。家庭悲剧层出不穷，一幕幕展现在他的眼前，而一个妇女因爱情问题而卧轨自杀的消息，特别使他感到震惊和难过。这也许就是他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直接原因。
这部小说既不同于写在这以前的《战争与和平》，也不同于写在这以后的《复活》。在《战争与和平》里，作者主要描写十九世纪初战争年代与和平生活中的俄国贵族和人民，当时他对贵族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在《复活》中，作者主要反映十九世纪末俄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人民的苦难和挣扎，那时他对俄国社会已经绝望，他的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他这个忏悔贵族的立场已经完全转到广大农民一边。而《安娜·卡列尼娜》则创作于这两者之间，它着重描写的是这个大变动中的俄国社会，同时反映出作者矛盾重重、惶惑不安的心态。
托尔斯泰自己说过，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要写的主要是家庭问题，书中写到几个不同家庭的不同遭遇，而安娜和卡列宁的家庭则是全书的主线。安娜·卡列尼娜出身贵族，按照贵族和教会的婚姻制度嫁给了卡列宁。卡列宁比安娜大二十岁，但官运亨通，很早就做上大官。他虚伪冷酷，醉心仕途，是个十足的做官机器。安娜同他正好相反，她热情善良，生气蓬勃，但在同卡列宁结婚后，她的生气就被压抑了。虽然如此，安娜对生活还是充满热爱，对爱情依旧怀着模糊的憧憬。当时，俄国旧的封建伦理道德正受到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挑战，像安娜这样一个感情丰富而又很有个性的女子就自然无法不受影响。一旦遇到伏伦斯基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贵族青年，安娜很自然就堕入情网，无法自拔，最后演出一场动人心魄的大悲剧，惨死于火车轮子之下。
托尔斯泰为什么要给安娜安排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有人责怪他对女主人公处理得太残酷。对这个问题作者解答说：“这个意见使我想起普希金遇到过的一件事。他对一位朋友说：‘你想想，我那位塔吉雅娜[2]跟我开了个多大的玩笑！她竟然嫁了人！我简直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做。’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总的说来，我那些男女主人公往往做出一些违反我本意的事来：他们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做的事，而不是我所希望他们做的事。”托尔斯泰说这话首先是表明他的创作信条：严格遵守现实主义方法，忠实表现生活的逻辑；同时也说明他对安娜的态度。
托尔斯泰对安娜究竟抱什么态度？是同情还是谴责？为什么他要选用《圣经》中“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作为卷首题词？这句话根据《圣经》原意是：人间的罪孽只有上帝可以裁判，世人是无权评论的。关于这个题词，托尔斯泰曾回答魏烈萨耶夫说：“我选用这个题词，正如我曾解释过的，只不过是为了表达这样一个思想，就是：人们所做的坏事有其痛苦的后果，这不来之于人，而来之于上帝；安娜·卡列尼娜就亲身体验了这一点。”
其实，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有谴责，又有同情。但这种矛盾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最复杂的伟人，而所谓复杂就是充满矛盾。他在哲学思想、宗教观点、伦理道德、家庭生活各方面无不充满矛盾，而在婚姻爱情问题上尤其突出。托尔斯泰热爱生活，把爱情看作人间最美丽的花朵。他在作品里以不同的方式歌颂爱情，而对安娜这样的女性更是无限热爱。你看，他描写安娜，一反平时朴实无华的语言，竭力使用最绚丽的词藻。他通过伏伦斯基的眼睛、吉娣的眼睛、陶丽的眼睛、列文的眼睛，精心塑造安娜，使这个贵族少妇成为世界文学中无与伦比的美丽形象。我们读完小说，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令人心醉的安娜·卡列尼娜。难怪伏伦斯基在车站上初次邂逅安娜，就发现她的脸上有一种异常亲切温柔的神态，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她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吉娣一见安娜，就为她倾倒，觉得她不像是有个八岁儿子的母亲；安娜的眼睛里有一种既严肃又时而显得忧郁的神情，她十分淳朴自然，毫不做作，但在她的内心里却另有一个感情丰富而又诗意盎然的超凡脱俗的世界。在陶丽眼里，安娜热恋伏伦斯基时的神态又是另一番景象：双颊和下巴上分明的酒窝，嘴唇的优美线条，荡漾在整个脸上的笑意，眼睛里闪烁的光芒，动作的优美和灵活，说话声音的甜美和圆润，就连她回答人时半是嗔怪半是撒娇的媚态，这一切都使人神魂颠倒。就连乡下地主列文看到安娜的画像也大为着迷，觉得这不是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披着一头乌黑的鬈发，光着肩膀和胳膊，嘴唇上挂着若有所思的微微笑意，并且用那双使人销魂的眼睛扬扬得意而又脉脉含情地望着他。而等他见到她的庐山真面目时，更情不自禁地赞叹她达到了美的顶峰，另有一种令人心醉的风韵。
托尔斯泰描写安娜确实是怀着满腔激情的，他不仅赞美安娜的外貌，而且充分颂扬安娜的为人。全书开头，安娜遇到铁路工人惨死的场面，她大动怜悯之心，竭力想减轻死者家属的苦难，并对伏伦斯基的慷慨解囊大为赞赏。兄嫂不和，她亲自前去调解，凭她的聪明才智劝说嫂嫂，给嫂嫂很大的安慰。她对儿子谢辽查真挚的母爱，更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她在上流社会又是个十分勇敢的女性，敢于向封建的伦理道德挑战，敢于正视向她投来的世俗目光，敢于同伏伦斯基一起出走，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总之，托尔斯泰对女性的颂扬在安娜身上可以说达到了顶峰。但这样一个可爱的女性却遭到如此悲惨的命运，作者在书里倾注了对她的无限同情，同时愤怒地控诉迫使她走上毁灭之路的社会。
然而，托尔斯泰毕竟是个矛盾的人物，他对安娜除了爱慕和同情之外，对她的所作所为并不肯定。从宗教和伦理道德出发，他认为安娜是有罪的，因为她不能克制她的感情，一味追求自由和爱情，违背“妇道”，从而弄得身败名裂，自取灭亡。但他对安娜的谴责还是有分寸的，也可以说是同情多于谴责，他不忍对安娜直接进行批判，也不让人对她说三道四。他真正痛恨的是这个社会，是卡列宁之流的官场人物，因为他们控制和奴役像安娜这样不幸的人，杀人不见血地蹂躏像安娜这样美好的人性。托尔斯泰满腔愤恨地把卡列宁塑造成令人憎恶的人物，目的就是要对他进行无情的鞭挞。卡列宁从外表到内心可以说毫无可取之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是个官气十足的大官僚，又是个道貌岸然的封建家长。他同安娜正好相互对照，凡是安娜具有的优点他都没有，而他身上的一切缺点正是安娜所深恶痛绝的。托尔斯泰有意拿两人作对照，来显示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因此，他们两人正好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群。除了卡列宁之外，托尔斯泰又拿整个上流社会的虚伪、猥琐、残酷和自私来对比安娜的真诚、开朗、善良和仁慈。这里，托尔斯泰的爱憎是十分分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