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望在《从胡适说到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倒是点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问题，虽然是从俞平伯先生的著作上触发起来的，但是，这决不等于说只是俞平伯个人的问题。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这是我们整个文化学术界必须注意的问题。从‘五四’运动以后，三十多年来，特别是我们学术界，严重地受着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他那种主观唯心论的研究方法的侵蚀，以致使我们在学术上蒙受了损害，以三十年研究结晶自视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批判俞平伯的学术思想，就必然要联系到批判胡适，就必然要联系到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
早在1954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刊载的记者对郭沫若的采访中，郭沫若就已明确表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意图：“这不仅仅是对于俞平伯本人、或者对于有关《红楼梦》研究进行讨论和批判的问题，而是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那么，中国“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既是胡适，这场斗争自然也就是对准“胡适思想”了。所以，郭沫若特意“分析了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对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影响”：“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
说“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倒是事实；但说“还很少去碰过他”，却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
正因为毛泽东的进攻意向旨在胡适，所以“《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甫一开始，毛泽东便对知识分子们指明了这次战役的主要进攻对象就是“胡适思想”。只可惜许多文人却不明白这个道理，在批判胡适的同时，依然不遗余力地批判着俞平伯，甚至将考证派红学的几员主将也捎带着打了一顿杀威棒。
实际上，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只能算是批判胡适对知识分子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批判《文艺报》，除了人事纠纷的因素外，目的也是为了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以便批判大军能够顺利地开到批判胡适的主战场上。
在“《红楼梦》研究批判”、《文艺报》批判进行了一个多月后，知识分子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报纸杂志的思想统一了，批判“胡适思想”已然水到渠成。于是，1954年12月8日，以郭沫若、茅盾、周扬组成的“前敌总指挥部”，严格按照最高统帅毛泽东的指示，向由全国知识分子组成的“批判大军”，下达了向“胡适思想”进军的命令。
就在这次动员大会上，确定了“胡适思想”批判的具体规划：（1）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2）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3）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4）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5）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6）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7）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8）《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9）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
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号召批判胡适，实际上主要就是批判他的思想。惜乎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理解毛泽东的这一用意，批判中不遗余力地对胡适进行了人身攻击。
五、引发批判运动的第二必然性因素：必须开展思想政治运动并清理整顿文艺界
众所周知，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为止的近30年间，中国历史上所爆发的那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几乎都与开国领袖毛泽东息息相关。爆发于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运动，自然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除了要对胡适及“胡适思想”进行批判之外，一直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毛泽东，必欲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思想政治运动，并借机清理整顿文艺界，这便是引发这场批判运动的另外一个必然性因素。
1951年年中，毛泽东便借文化教育界对电影《武训传》进行自由评论之机，亲笔写下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并于同年5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这篇社论中，毛泽东列举了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的赞扬电影《武训传》及历史人物武训的一系列文章，并毫不客气地点了这些文章作者的名字。毛泽东严厉地指出，如此之多的歌颂，可见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已达到何种程度！并严正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最后发出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澄清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1952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可说是毛泽东在知识分子身上发现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的又一次具体实践。然而，这种缺乏具体内容的空洞的思想改造运动，依然收效甚微。由此，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必须首先消除知识分子头脑中那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才能让他们彻底地接受马列主义。如不破旧，就难立新。
对文化界的不满情绪和意图发动一场思想政治运动的想法，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积蓄已久。时间越长，爆发力便越大。这便恰如地下涌动的岩浆，一旦寻找到突破口，便会喷涌而出，势不可挡。
1954年，毛泽东一直耐心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在上述几个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促使下，毛泽东便抓住这个机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真正堪称“轰轰烈烈”的政治思想运动。
9月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毛泽东也相对有了处理其他事情的时间。他在听了江青有关这一事件的汇报后，利用料理军国大事的闲暇，又耐心地将《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所加“编者按”和《光明日报》新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及“编者按”仔细地阅读一遍，并在上面加了不少批注。因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毛泽东早就读过，所以这次他除了在文章作者署名“李希凡、蓝翎”旁边加了一条“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廿六岁”的批注外，其他几条批语，则都是针对《文艺报》所加“编者按”的。
《文艺报》“编者按”说：“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这本来是符合事实的：李希凡、蓝翎确确实实是两个青年，毛泽东也知道这一事实，“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廿六岁”。并且他们也确确实实是刚刚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然而，对这句平淡且符合事实的话，毛泽东却十分恼怒地加批道：“不过是小人物。”联系江青第二次到人民日报社时的遭遇以及冯雪峰对待江青的态度，我们便可明白，毛泽东的这则批语，显然是针对周扬及冯雪峰等人的，而与《文艺报》的“编者按”却对不上号。对“编者按”中所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一句话，毛泽东特意在“试着”二字旁划了两道竖线，然后批注说：“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仍然可看出明显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意思；在“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句下批注：“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批驳。”这一番话，表面上看是针对《文艺报》所加“编者按”的，但如果我们联系周扬、冯雪峰等人所说的话，仍可看出毛泽东的实际指向。在“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句旁加批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和“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划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然后批道：“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15]
《评〈红楼梦研究〉》一文，因为是初次发表，所以毛泽东所下批注，除三条是针对《光明日报》所加“编者按”外，其他四条都是对着这篇文章的。针对这则“编者按”所下的三条批语，都使用了反问的口气，可见他的怒气越来越大。对“编者按”中的“试图”所加批语是：“不过是试作？”对“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一语，又反问道：“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对“可供我们参考”一语，又反问道：“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本来满腔怒火的毛泽东，读到《评〈红楼梦研究〉》时却又平和了许多，针对其中所说“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一段话，毛泽东加批道：“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不知是认同，还是不同意李希凡、蓝翎的说法。从毛泽东对《红楼梦》的一些评价来判断，这句话当是赞许的。
然而，对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毛泽东不仅仅赞许，有不同的意见，他也会提出来的。如对文章中所说：“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毛泽东便在这段话旁划了竖线，并打了一个问号，然后加批说：“这一点讲得有缺点。”当他看到李希凡、蓝翎引用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和“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两句话时，毛泽东又在旁边分别划了竖线，并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加批说：“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当李、蓝文章的最后一段将俞平伯与胡适联系起来批评，并说出“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一番话时，毛泽东批注说：“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16]
10月16日，毛泽东奋笔写下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一并附上，给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以及文艺界的有关负责人传阅，正式发出了他要在文化领域发动一场思想政治运动的先声。
在这封著名的信中，毛泽东开篇即对李希凡、蓝翎的文章作了很高的评价，并将自己的目的表露无遗：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此处所谓的“三十多年以来”，显然是从1921年胡适开创“新红学”算起的。由此可见，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先，毛泽东的矛头指向已很明显：他所要着重批判的，还是“胡适思想”。而“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看似指的俞平伯，实际上还是在说胡适。对他们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则将问题上升到了一个政治的高度。
接下来，毛泽东便将作者的情况以及《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发表时遇到的小小的曲折作了说明：
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询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如此了解，显然是前不久邓拓约见李希凡、蓝翎后，将他们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如实的汇报。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处理实际问题之前，都会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解。知彼知己，不打无把握之仗，是他历来坚持的一贯原则，也是他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之一。在这里，他点出《文艺报》对李希凡、蓝翎写信“询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时“被置之不理”一事，话虽说得很平淡，也是一个明显的借口，但《文艺报》在运动中遭受冲击的命运已成定局。工作繁忙的报刊编辑部因种种原因不给读者或作者写回信，按原则来说是工作失误，但这种失误却是屡见不鲜的一桩小事。毛泽东为这种小事而“小题大做”，实际上是要以冯雪峰及《文艺报》为典型进行整顿，在借机对周扬、冯雪峰进行报复的同时，也彻底改变文艺界领导人及舆论机构不听指挥的混乱状态。
短短的几句话，简明扼要地将事情作了大致交代后，毛泽东终于转入了正题，他十分愤怒地说：
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