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宋以后贞节的极端期
（一）宋元女性贞节观念
封建社会的发展呈抛物线型，唐朝达至顶峰，宋朝开始走下坡路。宋朝，特别是南宋，国势衰微，内忧外患。男人们醉生梦死、苟且偷安，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衰世的变态享乐，而非治世时的自由与健康。南宋社会农民起义、外族入侵，社会动荡不安。一些欲以拯救世风为己任的正统儒士，往往以不近人情的极端方式匡正社会，宋儒的程朱理学正是如此。他们见社会醉生梦死、穷奢极欲，为正世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理念。将三纲五常等道德伦理说成是先于人类存在的绝对理念，要人们绝对服从。这些腐儒的救世之策早已脱离了社会发展的进程，灭人欲已经成为不可能，这样强调的结果只能是全社会的虚伪。而更坏的结果是男人们照常荒淫无耻，而于女人却进一步地加紧束缚。事实上正是如此，宋朝腐儒们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而宋朝的男人们不仅妻之外有妾、有婢，而且还嫖妓宿娼。女性却由唐朝的寡妇可以再嫁到宋朝的寡妇不可再嫁，并变态地强调“处女贞操”。
宋朝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要求女性从一而终，为此在程颐的《近思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问：人或居孀贫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这段著名的话堵死了寡妇再嫁的出路，而且他还说：“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这双向堵死了寡妇再嫁的出路。此后成千上万的妇女苦守贞烈，只因程颐的这一句话和宋朝统治者的提倡与旌表。他们的言论当然对统治者有利，因为“存天理”，将儒家的纲常礼教提高到宗教的地位，可使百姓更加服帖；“灭人欲”同样是让百姓不要有反抗的非分之想。但宋儒的道学并没有拯救得了羸弱的宋统治者，倒是将束缚中国人的礼教推到了完备的顶峰。以至在世界各地这个时段都是发展的极好时机，中国却将孔子时代徒具形式的礼教发展成了真正的道学。
程颐的传人朱熹是最积极推行程颐主张的人，朱熹同时代的陈师中的妹妹丈夫去世，朱熹给陈师中写信，让他设法让守寡的妹妹守节，他的信这样写道：“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是自明（陈师中妹夫）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弟，必不惮赞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15]这段话非常的耐人寻味，首先朱熹完全赞成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点。其次腐儒们为了成全男人的名节，希望女人们能做节妇，这全然将女人的生命与幸福放在无足轻重的地步，甚至让女人通过生命殉葬礼教（守寡就是慢性自杀），代表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儒士们的这种虚伪自私的思想，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女道德礼教观。在男女的天平上，女人的生命与幸福不在知经识理的君子的思考之列，男人为了空洞虚伪的礼教劝女人做烈女，这如同拿着礼教这把刀让不幸失去丈夫的女人无谓地去死。这正说明知经识理的君子大人们（持有正统思想的士大夫们）是戕害妇女的罪魁祸首。中国妇女悲惨的命运正是由于程朱对妇女贞节道德的强调从而彻底改变，宋朝是单方面针对妇女贞操道德的转型期，从此以后架在妇女脖子上的这把贞节刀不知结束了多少妇女的生命。程朱要用“存天理，灭人欲”拯救世风，而唯一的结果确是将女人的价值仅仅维系在贞节这一名节上，一个女人不管你贤能与否，只要你失去了贞操，你就该死，就算不死，也只能生不如死地活着。
为此在堵住了寡妇不能再嫁的出路后，宋朝又设“处女贞操”的铡刀。朱熹对两性道德观的看法是“内正则外无不正矣”。他在解说《周易·家人卦》时说：
家人者，一家之人……外内各得其正，故为家人。利女贞者，欲先正乎内也。内正则外无不正矣。
这充分证明了他的迂腐，世风日下既不是老百姓的缘故，更不是女人的原因，而是权贵们的穷奢极其欲的结果，是因为权贵们的权力与财富过于集中，才引起种种社会矛盾。朱熹开出的药方是正家，国家衰弱，岂是儒士能拯救的？“利女贞者”，妇女的贞节成了“齐家”的关键，为此妇女不仅婚后要守贞，夫死要守节，处女更要守贞，于是提出“处女贞”的问题，从源头治理妇女的贞节问题。宋儒重视“处女”，结果宋朝形成一股“处女癖”，原因就是腐儒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从宋朝开始严重歧视寡妇，寡妇的贬值，激起处女的升值。变态的“处女癖”爱好，使宋儒津津乐道于处女，他们说与处女结合生下的后代才是纯而又纯的种，而和寡妇结婚叫“旧店新开”，与“黄花处女”结合才值得高兴。宋朝强调处女贞操，于是贞操变成宋朝女性唯一的价值，婚姻成了女性向男性出卖贞操的交易，但在这桩婚姻中却没有提出对男性的任何条件。事实上宋朝又是男性非常放荡的朝代，妻妾成群外，还嫖娼宿妓。理学将儒学变成儒教的落实不是其他，正是对妇女贞操的加重与对妇女束缚的加强。宋朝士大夫一方面纵情声色，一方面要求“处女贞操”与寡妇不能再嫁。宋朝的男女两性道德观，体现的正是这种极其不对等的男女价值观。
而最悲惨的还是妇女，宋朝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国内动乱不断，战乱之中，妇女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正所谓“马前挂人头，马后拖妇女”。由于宋朝极端强调处女贞操，被强奸后的妇女，男人们会说：你去死啊！做烈妇啊！自宋以后，一旦战争来了，男人们可以投降，为了苟活他们不做忠臣，却要求女性贞烈。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典型的男女要求：男人可以投降后再做官、再娶妻妾，战争来了却要求女人做烈妇。特别是士大夫一层，一看到风吹草动，便令女眷殉节，“一门数烈”层出不穷。男权的自私与礼教的虚伪，让中国的男人对待女人变得残忍而麻木不仁，帮着礼教杀女人，杀自己身边的女人。
宋儒在给妇女贞操定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调子后，元代统治者采用了宋儒的道德礼教。元朝本民族原本不太强调妇女的贞操观，但进入中原后，发现要求妇女的贞操观更有利于统治，结果元统治者不仅照搬宋儒的贞操观念，而且比宋朝统治者更强调妇女的贞操观，越是落后的民族越容易吸收一些糟粕的文化。《宋史·列女传》记载的贞烈妇女有55位，清人《古今图书集成》记载的是274人。而《元史·列女传》收录的贞烈妇女是187人，而清人《古今图书集成》记录的有742人，可见元朝统治者增强了贞节观念。元朝的贞节烈妇有割耳自誓的，有夫死庐夫墓侧直至哭号而死的，有马氏“乳疡不疗”的，有夫死自焚殉夫的，有夫死同棺殉葬的，有夫死有权势者要娶而坚决不从自杀者。而更惨烈的是发生在元末的一件事：元朝末年，潘元绍跟随张士诚在江浙一带起义，并做了张的女婿。张士诚得到朝廷招安后，受封太尉，潘元绍也接受了官爵，镇守姑苏。潘元绍有一妻七妾，当朱元璋部将徐达围攻姑苏时，他把妻妾叫到跟前，对她们说：我受国家的重托要固守这座城池，顾不上家里的事。倘若遇到什么不测，你们要自己裁决，千万别受人侮辱，以免遭人耻笑。其中一位妾说我们干脆现在就死在你前面，以免受君嫌疑，于是自刎，其他六位妻妾也相继自缢而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潘元绍倒戈投降了明朝，后来又升官娶妻。这就是典型的男人可以变节，女人不可以失贞，变节者可以继续存活在这个世间，失节者绝不可以继续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