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一
小时候听老师说故事，最后总是要来一个“教训”；就连小朋友上台学说故事，也要效法师长，以“这个故事的教训是……”做结；教训来教训去，令人生厌，完全杀掉了听故事的天然愉悦。于是有点文学兴趣的少年总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刻意远离教训，转而注意故事到底应该怎么说。我们不再在乎一个故事的寓意，变得比较留心它的叙事角度、情节结构，以及语调的安排。再简要地说，一个成熟读者首先关心的通常不会是一个故事“讲的是什么”，而是它如何讲出它要讲的东西。
然而，我们还是很难否认幼年那种看故事要看教训的阅读态度的价值。最起码，它教懂了我们什么叫做“寓言”，这种最基本的修辞方法，以及最基本的人类认知范畴。《伊索寓言》和《世说新语》曾是无数人处世之道的启蒙，创世神话则是先民了解宇宙源起和世界秩序的模型。那些故事一方面建立了我们的底线人格，给出至为基础的价值和世界观；同时也让我们学懂了一种有效的沟通方法，懂得用故事、例子等种种寓言修辞去说服、劝诱和传播。
正因为这种“故事加教训”的寓言阅读太过常见，反而令人容易忘记它其实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要不然何以过了这么多年，世上始终只有一部《伊索寓言》？上佳的“故事加教训”不只是把一个已经很完整的教训装进一则同样很完整的故事，有如容器盛载了内容，水瓶存放了水；相反地，那些故事的情节同时也该是个说理的步骤，推动其前进的剧力也应该是某种真相渐次敞示的过程。换句话说，故事不是传递信息的包裹，而是构成一则信息的骨架，甚至是发现和发明某项事实与观点的道具。所以，当我们称赞一位作者很会用故事去“讲道理”的时候，除了是因为他很会打包教训，使其分外悦耳动听、容易消化之外；恐怕更是因为他深明故事的思考之道。他的故事不是可以和教训彻底分离的外壳，而是内在于教训的观察角度及推理程序。由此可见，听故事要听教训，与听故事要看它好不好听，便不是能够截然二分的两回事了。
杨照不只是当今台湾评论界其中一位最博学最富洞察力的健笔，也是整个华文世界里最擅长以故事去讲教训的故事大王。原因简单，不在于他的学识背景，而在于他本是一位诗人、一位小说家；他懂得用故事去观看社会，以故事去分析政治。那么，在他这部大陆第一本“故事集”《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里头，他到底想说些什么“教训”呢？
二
《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的台版原名是《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最初看见，这个书名还真能吓人一跳，因为它似乎太过煞有介事，道德说教的意味太浓，保守、传统而且古老，几乎不像是任何一个现代评论家会喜欢取用的名字，尤其不像杨照著作的书名。毕竟，他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社会里的知识分子，而且受过完整的高等学术训练，他应该深知任何想要教化人心的努力在这个时代都会遭到无情的怀疑甚至嘲讽；他也应该晓得我们已经不再相信有谁能够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特别是道德上的真理，从而大胆指导别人立身处世的道理。
既然如此，何以杨照还敢写下这一大堆文字去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呢？虽然他曾经有一部叫做《理性的人》的评论集，名字一样宏大而骇人；可是这一回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还用上了“如何”二字，使得这本书活似一部指南。
没错，一部指南。假如《理性的人》是在正面析介“理性人”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人，述说他的构成条件与周遭环境；那么《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就是来到更具体的实践层面，宣讲一种应该怎样做人的道理了。勉强地区别，前者属于“实然”的论说，后者则属“应然”的探讨。
三
这让我联想起近代哲学史中一度存在过的一对极其相关但又明显不同的概念区分，那就是“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和“伦理学”（Ethics）了。表面上看，这两种关于人类实践生活的哲学探究是没有多大差异的，反正它们讲的都是伦理道德，所以现代大学的哲学课也经常混用这两个名词。同样的理论，一会儿说是“伦理学”，一会儿又说它是“道德哲学”。
可是对于许多先哲而言，这两个名词却有着微妙的差别。粗糙并简单地讲，“道德哲学”关心的是更一般更抽象的原理问题，比方说：“什么是‘善’？”，“道德律则应当如何证成？”以及“假如自由意志是虚幻的，人类还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至于“伦理学”，它的对象范围就比较微观比较具体了，例如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的《哲学伦理学》（Ethica Philosophica），里面谈到的几乎全是“如何控制我们的低级欲望”、“如何敬拜上帝”和“怎样对付沉闷”等非常实际细碎的课题，和我们今天熟悉的伦理学很不一样。
我假借这个区分，用来联想《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的性质，把它界定为一部教人在这个政治秩序及社会环境急速变动的时代里，应当如何把握方向、如何沉静思考以及如何稳定心性的“伦理故事集”。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再多说两句有关政治与道德之关系的问题。首先，我们知道学术界曾经把道德排除在政治之外，纯以实证的科学态度去研究人类的政治生活，并以之为政治学正宗。根据这种主张，我们不应该研究一个政党的路线转变算不算背叛，因为这是个无法得出客观结论的价值问题；同样地，我们也不必追问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是否正常，因为它是个价值问题，不能用事实的调查与数据的分析去说明。根据这种主张，我们应该研究的是一个政党的路线转向的抉择是否理性，它和其它政党在下一盘怎么样的策略棋局；根据这种主张，我们不用比较君主制与代议民主制的良窳，只要去描述它们的特色，分析它们如何成形如何衰亡便好。
一般认为，这个战后以来的主流主张是要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才开始转变。在那十年，以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把政治带回到了哲学里面，也把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带回到了政治研究。于是大家重新开始质问一个怎么样的社会才算得上是正义的社会，一个怎么样的制度才能叫做正当的制度。
四
然而，身为一个评论家，杨照的主要关怀不在于这些政治哲学上的大哉问，起码不是在这本书里去谈这些问题；他试图在另一个层面上将价值注入到政治机器之中，使运转得过于流畅乃至于太过油滑的政治游戏稍微顿滞，让充满算计因而变得太过冷酷的头脑稍微温润。
台湾是全球华人社会之中第一个真正成功转型为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地方，所以它才会让我们这些住在其它地区的华人如此关注，以之为参照，视之为样本。可是在观察它的过程里头，我们却又发现了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台湾不是已经拥有很充分的言论自由了吗？为什么它的言论自由没有催生出健康的公共言谈，反而恶质化为一场又一场的名嘴口水仗？台湾不是已经拥有很独立的司法体制了吗？为什么它的司法问题还会搞得这么严重，弄出一次又一次的争议甚至丑闻？
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把台湾这个模范生打成坏榜样了，他们说：“你看，这就是民主的后果！”“你看，这就是开放的代价！”“看你们还有谁敢说要学台湾。”然后又有人出来帮台湾说话，告诉我们台湾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它很好，其实我们都只是被媒体误导了……
阅读杨照评论多年，我发现他的目的不是怀疑，更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台湾政治社会转型的大方向，进而赞赏甚至肯定其它的代替方案，比方说近年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更不是为台湾辩护，以动人的言词述说“台湾真好”的小故事，这不是一个台湾评论者该做的事。
五
杨照不是一个“道德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者，潜心探究自由的价值与证成民主之必要；因为他实在没有这个需要，这早已经是台湾整个社会的共识了。在肯定这些共识的前提底下，他想令我们了解的是光有这些共识还不够，光有这些大方向还不行；我们需要的是使得这些共识得以落实，使得一艘轮船得以朝向既定目标顺利航行的实际条件。
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在这些高远理想和名嘴肆虐的恶心现实之间划上单纯的因果联系，好像基于前者就一定要接受后者；这中间还要补上其它必备环节。尊重法律也是对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法条可以毫无中介不经诠释地扩大到这个社会上去，以致于形成法律的暴力。更直接地讲，杨照是希望在台湾社会转型的理想与实况之间寻回那失落的链条，在政治游戏和种种社会机制里头添补那少掉了的零件。
那些链条与零件便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伦理学”了。相比起宏大，高远而抽象的理念和原理，它更注意实现理念与原理的方式。它是一连串具体的操作规范，就和鲍姆嘉登所探究的那些问题一样具体；比方说“结社如何孕育创意”、“议题为什么是选举的核心”、“政治人物应该怎么迎接下台”……
杨照之所以持续不懈地执著于这些问题，是因为他掌握到了，在我看来今日台湾以至于其它华人社会最最要紧的关键：不是没有正确的理念，而是没有使之具体成形的方法与策略。这里所讲的方法与策略，绝非冰冷功利残酷的权谋计算，而是蕴含价值的践行性规范，所以大陆读者一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听一听杨照这批原来说给台湾人听的故事。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人民服务”是对的，但可能不太知道怎样才能使它落实成真；我们也都晓得微博言路的开放总是一件好事，却不晓得应该如何面对大众发声年代的造谣和伤害。于是我们总是在“为人民服务”究竟是说真的还是骗人之间对骂，把微博的问题变成是好还是不好或者管还是不管的二元选择。理想我们说了太多，理念我们不缺，只不过我们欠缺具体实践和衡度它们的微小工具与对策。这正是杨照的用心所在。
杨照不把目光朝上，他的话不是说给当权者听的。他就像一个在民间晃荡的吟游诗人，又像一个上古时代荒原部落的预言者，他用接连不断的故事掩护精密的论述，对着他的读者，说明世间万物的运行法则。尽管他总会像一个尽责的老师，在这些故事之后明确给出联系到当下处境的“故事教训”。然而，他说故事的技巧及语调却足以使听众明了那句古训：“单是故事，便已包含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