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头，这次这个书名倒是我自己取的，没有麻烦任何人，惟实际的内容绝没有此一书名显示的这么“巨大”，当然更不会像看起来这么悲伤这么抒情。
不是所谓的全书主题，这只是这两年半书写时间里自始至终徘徊脑中不去的有用概念，我以为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不管当下想的写的是什么，如同一种根本的意识，一种时时处处的自我提醒，因此，我特别记下它来。写上一本《世间的名字》当时，我一直想着的是“极限”，太阳会烧完自己，小说会哪天写完它的全部，各种自然的以及人的事物各自能做的和做不到的边界究竟何在，包括其空间的（何处）和时间的（何时）边界，凡此种种——但《世间的名字》末尾，我开始自省到自己的不自量力部分，事物极限的思索，其实应该由更专业的人来想来说才是，其中的潜力潜质、其中隐藏的诸多犹有可能，最终只有在日复一日专注如只此一途的实践中才（被迫）有所发现，或者说有所发明。我自己称此为希望，一处一处具体的、确确实实的希望。
另一面，极限的思索可能也是个太“奢侈”的思索，其实我们通常等不到它到来，也就无须忧虑它。也因此，这样的思索结果远比想象的要干净透明，不仅不可惧不威吓，甚至还太过美好；相对于我们现实人生，你不是感觉被无情截断，而是居然还延长延伸出去，不是少掉了，而是多出来——很快的，我们便会发现，这样的思索只一两个大步就越过了眼前的实然世界，进入到本来有可能发生但实际上尚未发生、不会发生的这“一截”多出来的世界之中。更多时候，再触到我们的并不是它的终归有限，而是它果然“美好得不像是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听到“你属于我所热爱的那个世界”这句话当场热泪盈眶，我相信，那一刻因此被叫唤出来、让人以为置身其中的，就是这一截多出来的世界。
极限的思索，让人晓得自己其实可以更好。
惟极限不会到来，事物总是在用尽自身可能之前、之很前就提前抵达尽头，这是因为现实世界同时会有很多事发生，先一步打断它中止它替换它并遗忘它。比方，民主政治本来还可以再好一些再睿智一些就像小密尔讲的那样，但实际上有另外更大的力量拉扯下它限制住它；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形式，至今仍未用尽自身全部可能，但昆德拉指出来它实际上走向另一种发展（成为一种令人变笨的东西），以至于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形式的这一道历史已提前殒没了，凡此。极限的思索让我们箭一样射向远方，但注视它实际上的力竭停止之处，转而追究它“本来可以发生却为什么没发生”、“已堪堪发生却退回去复归不会发生”，则让我们老老实实落回此时此地来，这比较迫切，也有更多不舒服的真相，尤其是人自身的真相。
事物在此一实然世界的确实停止之处，我称之为尽头。在这里，一次一次的，最终，总的来说，揭示的是人的种种真实处境。
书写工作，我仍很偶尔会想起年轻，还“无法进入到这个世界”（昆德拉语）的时日，当时，现在想来不知从何而生的空气中仿佛有个神奇的允诺，好像这是个接近无所不能、或至少足够自由轻灵到可以一再穿透各种界线、时间界线、空间界线乃至于人生死界线的太好东西，也许曾经、或本来可以这样没错。多年之后，我渐渐相信并且认定，在原来这也不能那也不能的实然世界之中，书写仍有这样一件事可以做而且得做，接近一种责任，那就是——此时此地，书写者至少得奋力地说出人的当下处境、他自身的处境。世纪交迭，万事发生，惟这一刻我们站在哪里，记得什么，看着什么，知道些什么，意识着什么，犹期盼什么。仔细看，这其实是书写时间长河中一代一代的连续工作，所以说像是个不懈的责任。
这本书，我麻烦了我的好友诗人初安民为我写序，从《文字的故事》以来这已十年以上时间，除了朱天文朱天心，他是始终在场、冷眼看着而且一直以各种必要方式协助我的人，没有他我大概还是会写，只是很难想象会是个什么光景，我于是用这样让他麻烦、让他困扰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感激，并纪念这一段逝去时光。但悲伤的是，十月里安民的母亲以八十五之龄溘然长逝，这当然比这篇序文重大，所以安民的序也只能留到我的下一本书。初安民把他几十年的生命时间多用在文学编辑工作上，我们都一起来到这个年岁了，时间所剩不多，未尽之志一堆，我仍然希望他回来认真地书写，像个诗人、像他本来应该的那样子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