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状况也大抵如是——我们看《左传》，尤其在郑国，底层的工人匠人早已形成团体模样的东西，而且很显然有着一定的自主力量，郑国的统治阶层甚至得和他们郑重协议如金石盟誓（“尔不我叛我无强贾”云云），可视之为某种契约关系（契约这一概念在权力思维中多么重要不是吗），在实施上也发生过好几起工匠筑城不堪忍受逼迫的乱事。但这个不重叠于单一统治者的力量及思维，也很快消失于日后的历史长河之中，至少浮不上来，若还有一点无法完全消化的桀骜不驯东西，也只能成为某种游走于统治边界、游走于所谓灰色地带的现实单纯不安力量，比方漕帮马帮那一类的东西，谈不上思维或说只能等待千年之后进来的左派思维（欧陆）才有机会想它说明它，像是英籍左翼大史家霍布斯鲍姆写的书那样（比方《盗匪》一书）。
中国一统，欧洲始终诸国林立（欧陆最接近一统的历史时间是中世纪，当然不是“既不神圣，也非罗马人，更从头到尾不是个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而是天主教廷），这不是人的睿智，只是人的历史。事实上，让欧洲成为一个整体，一直是欧洲某些人（某一类人）的一个理想，这个断断续续不绝如缕的理想，尤其在近代变得很现实而且极其迫切，但也正确地提升了它的规格。我们说的是一次二次世界大战（其实原都是把世界扯入的欧陆战争），总计近一亿人在这短短三十年不当地死去，以欧洲的总人口来计算，其比例是空前的，也应该是绝后的（但愿如此），要中止杀戮，更要拔根地阻止任何杀戮再次发生，就得找出来、发明出来一个更高于这些国家的东西，好约束住国家。最简单的终极答案就是一个单一大国家，但最困难的是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大国家，装得下这么多相异的人、相异的生活方式及其感情思维而非去除它们的大国家，其模样、其构造、其有效运作可能，以及，如何一步一步成功走到那里云云。欧盟无法用内部的某一单一强大力量（武力）来一次解除障碍（比方德国或俄罗斯征服全欧，如秦的武力一统），想都不可以这么想；也不能借助某个毁灭性的外侮把欧洲一次黏合起来（如北美殖民地的黏合方式），这回欧洲人得平静地完成此事，没有人悲壮地誓言为欧盟牺牲。现实历史时间及处境不同，或者说，人的根本要求已提升到全然不同规格，昔日美利坚合众国的建构、运作、修护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仍有太多未知的、人类从没真正做过的事，欧洲人得孤独地思索和发明，一如近几百年，他们总是先全体人类一大步想着的做着的。
欧盟，正确地说，不是成为一个单一的大欧洲国，而是某个可以好好容纳乃至于保护这些欧洲（小）国家的大东西。它的基本思维，最深沉处，和过往人类历史的一统主张恰恰是逆向的，这里并没有传统意义的“统治”念头，也几乎不存在任何荣光的想象，这只是一连串很困难的、也不讨人喜欢的现实工作。
此时此刻，欧盟似乎一直身陷麻烦，往往还是很可笑的，然而，在各国政客不免荒腔走板的行动和言词之上，我以为并相信，这里头仍有某一个很崇高的东西，但愿它不会在困难中在失败里失落。我不知多久没在现实世界里这样干净地、不带嘲讽地使用“崇高”这个词不惧，回想自己这一生，我可以视之为楷模的人绝高比例是生于活于欧陆的人，这不是什么浪漫抒情的想象，而是我在每天的阅读和书写中的确确实实认识，这几百年时间，他们的确是表现最好的人。话说回来，这么一桩困难的、没人真正想过做过的巨大历史任务怎么可能快速成功呢？快速本身其实正是最危险最该防止的（如艾柯所言，“在纯洁之中，你最怕的是什么？”“快速。”《玫瑰的名字》）。我们晓得，使用武力通常是最快速、最没耐心的工作方式（其次是使用权力），但秦的武力统一，时间估算也耗用了百年时间不是吗？认真说起来，中国真正稳定下来、可视为大致底定的一统还是稍后的秦、汉的短暂合一，意思比较接近障碍扫除。
荷兰的平民史家房龙的另一本书《宽容》，里头有一番话大致是这么说的——真实的历史里，比方宗教的懂得彼此宽容是怎么来的呢？是筋疲力尽加伤痕累累的结果。大家打了几百上千年再打不动了，最重要是谁也没办法真的彻底消灭谁，所以大家坐下来，第一次一起看着头顶上的同一个星空，尽管仍不相信，但愿意开始承认彼此的神。所谓“不是人的睿智，而是人的历史”是这个意思，宽容一开始是不得已的、无奈的、不怎么甘心的，也许往后也仍一直如此，这尽管听起来嘲讽，但仔细点想未尝不好，因为这无意中说明宽容不仅仅只是一种高度自制的德性，它同时也是理性的，甚至是于己有利的，而且愈长期来看，理性的认识成分愈如水落石出，利益也愈明显无误。
中国的快快走向一统，一样只是人的历史，也许一开始是因为华北平原的缘故，地形上灭人国家相对来得容易（《左传》里，筑城，也就是制造人为障碍，是一桩明知饱受批评又耗用人力招致不满、但愈演愈烈如同竞赛的工作。又，晋国郤克攻入齐国，提出的和解条件之一，便是要求齐国把田亩的道路由南北向一律改为东西向，好利于日后晋国兵车的运动，利于下一次攻齐），遂成为某种惯性的历史基本认知，尽管日后得设法飞渡古称天堑的长江，要危乎高哉地、大量损耗人命地攻入四川，要并不划算地进入到更多本来可以自成天地、关你大国统治什么事的一个个小世界。历史的成败得失不那么容易仔细计算清楚，但大致上或者说如果人没有某种更高的、更美好的、不屈从于历史的特殊主张的话，中国的武力统一，相较于欧陆的疲惫历史（相持不下无从喊停的战争，如一次大战末谁也前进不了半步、双方每天固定报销一堆人命的著名壕沟战，这段战争经验一直被描述为最接近地狱的东西），总的来说也的确缩短了战争进行时间，减少了杀戮和人命损耗。还有，中国对于历史上不断遇见的外族，除了执念地、极不礼貌地要人家非臣服你并入你不可，手段倒也相对温和一些，因为这里头多了一种拥有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下一句便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把土地、人和财货基本上全视为己有，便不会太粗暴太没必要地去摧毁它。或者，今天中国大陆对台湾谈判的处处慷慨让利（但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绝不松口），大致上也是这样。
但怎么说呢？人学会宽容、学会对等的说话，第一次也许是筋疲力竭加满身伤痕的困而知之，但第二次应该就不必了，人可以借用他人的痛苦经验和巨大代价聪明地习得，学而知之，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历史记载下来。如果第二次学会宽容仍得重演第一回的灾难，那人类也未免太凄凉了。今天欧洲人想摸索创造出某一种更高规格的、从手段程序到结果、仿佛把宽容给固化并保存（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全新型态统一，具体构成上，这一华美大梦由于有着太多人类还不确知的、没足够历史经验及成品的部分，的确会让人看着提心吊胆。但此中有一物，我以为是其核心，也是起心动念的本意和要求，却是人类已支付惨烈历史代价才获取的，就算这一个欧盟失败瓦解都不该被讪笑、被怀疑，也没理由倒退——这只说是宽容也许不够公共、不够踏实，而是宽容的现实具体进展及确保。今天，承认他者对等的存在，人可以相信他自己的神或根本不信有神，人可以选择他的生活方式还允许改变，人可以做他一个人的梦云云，这在具体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已是共同认知共同遵守了，如某种天经地义；比较困难而且始终感觉停滞不前的，仿佛有堵墙打它不穿的，是如何上达到一定人数以上的集体关系，在团体和团体之间、在国家和国家之间也这样，我们几乎每一天都看到的沮丧事实正是，一个温文、有礼、体恤他人、问路会耐心说明甚至直接带你去的个人，同时也是个蛮横、富攻击性且满口胡言乱语的所谓“国民”，在日本，在中国大陆、台湾皆然，尤其台南高雄云云。这是人类学会真正宽容的下一堂、下一阶段历史更困难课程，应该是另一道漫长之路，也许注定快不起来，也许从头最该高度警戒、最该害怕拒绝的仍是快速，一想快，一想在我有生之年完成、看到（不论是基于纯洁高贵的用心，抑或某种世俗的荣耀。人得试着相信历史，而不是只相信自己），一不小心就会回去用武力和权力工作。这是什么？这就是倒退，不折不扣的历史倒退；倒退到哪里？倒退到重启灾难循环那一个时间点，重新一样一样支付历史代价，让人类的集体历史像是个泥淖，像是失忆之地，像是愚人的书写，像是人挣扎着要醒却醒不过来的循环噩梦。
今日中国，也许不用再想起子产，毕竟，那样一种人的处境以及进展可能，尽管在中国历史殒没，但在欧陆，或直接说我们眼前的整个世界形貌，随时可看到更完整的真相和每一阶段的历史结果；我们不用去复原两千年前那一个难以复原的时代，我们此时此刻所在的世界即是，是我们每天的现实。孔子说人该寻求留名后世，我想他说的是，他期待这个世界因为有过他、加进他能多少有点不同，能有效而且稍微持久存留地改变些什么；但子产则本来就不希冀未来历史记得他，以及他的任何作为，“不能及子孙”，他准确到不给自己留任何余地，包括梦想，包括希望。
我无来由想起博尔赫斯这句老年的温暖话语，像是皱着眉头说的：“一个好的墓志铭，用不着这么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