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人把目光从广岛转向南京时，这种历史短视尤为明显。许多日本人否认有南京大屠杀，这与德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德国，只有极少数人不承认大屠杀，但在日本，相当庞大的保守势力坚持认为，对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平民伤亡是战争必然造成的结果。日本年青一代对日军罪行的认识之所以模糊而不完整，日本的教科书回避历史事实是一个主要原因。保守的教育部（文部省）和左派教师的争论对峙陷入僵局。德国教科书把对**的抵抗提升到政治德性的高度，相比之下，在日本，当年支持战争的信仰价值观（神道教）和天皇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批判和否定。
五、从天皇脱罪到日本人赦免
阻碍日本充分认识侵略战争和人道灾难罪行的再一个政治因素，便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布鲁玛敏锐地看到，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和立场就涉及天皇制度。这是他从对南京大屠杀的多种说法中一点一点仔细剥离出来的——像这样的分析例子在《罪孽的报应》还有许多，细心的读者不妨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细细体会。
布鲁玛汇集了多种关于南京屠城的观点。有一种观点是，由于经过精心策划，广岛原爆的罪行要比南京屠杀严重得多，“不像欧洲或中国，在整个日本历史中，你都找不到一起（像广岛那样）有预谋、系统性杀戮的事件”。布鲁玛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南京大屠杀，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既然作为暴行符号的南京屠城被一些人视为日本实施的‘屠犹’，对二者加以区分就显得很重要”。就连反对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士也认为这场屠杀并不具有系统性。其中一位写道，他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之大和惨绝人寰，“但这或许是对淞沪抗战中守军激烈抵抗的一种报复”。另一位则认为：“在战场上，人面临生存的终极选择，要么生，要么死。尽管一些极端行径为天理所不容，但心理上可能无法避免。然而，在远离战场的危险和无奈后，若仍按照一项理性计划实施暴行，那么便是邪恶的凶残行为。我们的德国‘盟友’设立的奥斯维辛毒气室，以及我们的敌人美国投下的原子弹，是理性暴行的经典案例。”还有一种说法同样把南京屠城与希特勒灭犹加以区别：“南京屠城的（军事力量）并不是某种足以毁灭世界的超自然力量，它也不能算是灭亡整个民族计划的一个步骤。”
面对这些“理解”南京屠城的说法，布鲁玛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屠城是“在意识形态的教唆下”发生的，“侵略者杀死‘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天皇旨意的”。他写道：“这正是右翼民族主义者最耻于承认的一点……对于左派和不少自由派而言，南京大屠杀是由天皇崇拜（以及帝国主义崇拜）所支撑的日本****的主要象征，这也就是它成为战后和平主义基石的原因。要避免另一场南京大屠杀，就有必要坚持《和平宪法》第九条。民族主义右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要重塑日本人的真正认同，必须恢复天皇作为国家宗教领袖的地位，并且修改第九条，以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军事强国。鉴于这一原因，南京大屠杀或任何日本极端侵略行为的范例都必须被忽视、淡化和否认。”也就是说，否认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认识问题，而是涉及维护天皇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
认识**德国与天皇日本的不同，是理解战后德国和日本在悔罪问题上出现巨大差异的关键之一。**德国是现代极权的一党统治，它的宣传和组织对人民所进行的洗脑是与德国人的自由精神相违背的，德国人被**意识形态改造了。日本是一种古老的宗教（神道教，它也是天皇制度的核心），日本人并不是在裕仁天皇时期才被神道教改造，一直到今天，这种国家宗教仍在延续，仍然是许多日本人的信仰。战后德国与希特勒的**极权制度完全切割，战后日本则无法与天皇制度完全切割。二战期间，德国犯下的是“反人类罪”，而日本犯下的则是战争罪行，厘清这一罪行的最大障碍，是天皇在战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位置。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核心是天皇，由于天皇的存在，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一直延续至今。德国放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代之以“宪法民族主义”，甚至比许多其他西方国家更加坚持和强调宪政和自由民主政治的普适价值：自由、平等、人权和人的尊严。
日本之所以难以与过去断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暧昧不明的政治体制——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布鲁玛指出：“比较容易做到的是改变政治体制，继而希冀人们的习惯和偏见会随之变化。这点在德国比在日本更容易做到。整整十二年，德国被控制在一个罪恶的政权手中，掌握政权的是一群兴风作浪的政治流氓。铲除这一政权算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在日本，这个国家的***主政前后并没有明确界限。事实上，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它既没有***或国家社会主义执政党派，也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过哪些头衔，都算不上是***独裁者。”
日本也没有德国那种明确的责任制度，在日本起作用的是一种被称为“不负责任的体制”（构成它的是“神轿”“官吏”“浪人”三种角色），日本的指挥系统“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因此，尽管战后德国的**领导层被一锅端，但反观日本，不过是少了几位海陆军将领罢了”。天皇是这个不负责任的体制中最大的“神轿”，“1945年后，麦克阿瑟将军选择保留的恰恰就是这种权威象征，这一最神圣的‘神轿’……利用帝制象征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果，他扼杀了日本民主制度运转的希望，并严重扭曲了历史”。既然要保留天皇的权威，“裕仁的过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点；可以说，象征物必须和以其名义犯下的罪行撇清干系”。所以，东京审判时，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最高“神轿”不得受一丝牵连。这是一笔政治交易，牺牲了战争受害者的正义，其非正义的后果一直延续至今。只要天皇还摆在这个位置上，“日本人就会在坦白过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天皇不是希特勒，但这不是为天皇免罪的理由，“日本人的意识形态虽然并不包含‘最终解决方案’，但在种族主义的程度上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难分高低。它即便没有驱使日军大开杀戒，也为其野蛮行径提供了合法性。日本人可是亚洲的‘主宰者民族’……一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在电视访谈节目上说，他之所以杀起中国人来能丝毫没有良心不安，只因为他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杀人甚至还有一层宗教意味，因为这是‘圣战’的构成要素”。裕仁天皇和希特勒并不具备可比性，但发挥的心理作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而这种心理作用所驱使的行为——以活生生的无辜者为对象的杀戮和残暴——也是同样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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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简单、粗糙的对比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战后会出现德国悔罪和日本不悔罪的差别。布鲁玛的《罪孽的报应》为我们深入细致地理解这一差别提供了帮助。他对这个差别的解释不是“历史化”的，而是有着明确的记忆伦理和人道价值取向，那就是，德国的悔罪是一种日本至今未能取得的政治成熟和道德进步。
历史化可能成为逃避历史责任的借口，它的目标是“拉开与过去的距离，冷眼看待历史”，其结果往往是以常规历史来看待并非常规的、非常邪恶的事情。这样的历史态度会让“冷眼看待”变成“冷漠旁观”，甚至让旁观者因为“理解”加害者而对他们产生认同感。认同加害者是不道德的，也非正义的。
日本的保守势力就是这样对日本二战侵略战争进行历史化处理，进而为之辩护的。他们说，战争是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斗争，日本军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军人更坏，就荣誉心和牺牲精神而言，他们甚至更加优秀。这种历史化使得南京大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杀戮正常化了。
然而，拒绝对过去罪恶历史化并不等于已经替受害者说话，事实上，今天的后人是无法代替当年的受害者说出真相的。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也许正是像布鲁玛那样，不只是从个人道德良心，而且是从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化（宪政和自由民主）来期待绝大多数人有意识地改变他们旧有的思考习惯和偏见，也就是布鲁玛所说的，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这不仅是针对日本的二战罪责，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严重政府过失或罪过。德国战后的悔罪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承认和赞许，也成为政府改正错误的道德决心和行动勇气的象征。尤其是在政府仍拒绝对过去罪行忏悔的国家里，人们不断用德国的悔罪作为正面榜样，要求政府悔罪并要求政治制度有相应改变。这是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人们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成熟的一种表现。
政治上的成熟包括道德上的成长，表现为——用历史学家巴坎（Elazar Barkan）在《国家的罪过》（The Guilt of Nation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xxviii）中的话来说——“以越来越强的政治意愿，甚至紧迫感，来承认自己的历史罪过。承认罪过可以让加害者的良心更干净，也直接有助于他的政治效益。无论是其一还是其二，道歉都表达了一种因造成他人伤害而背负罪孽重负的痛苦，以及对受害人的同理心（empathy，即换位思考）”。了解日本战后在道歉和悔罪道路上所遭遇的障碍，不是为了单纯的道德谴责，而是为了对国家之罪和历史非正义有一个更好的认识，也是为了看到，在新的国际人权道德环境下，加害者对受害者所作的正式道歉已经是一种必需的道德义务，也是一种对未来仇恨化解和道德秩序重建的真诚政治承诺，在国际间是如此，在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对日本是如此，对所有其他国家也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