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致总督的信写好，决定将出发时间推到后天。在法属赤道非洲的短短数月已经告诉我，要提防那些“真实叙述”，提防那些对一点点事件的夸大与歪曲。唉！倘若相信我一一问过的直接证人的话，恐怕“舞会”那场戏并不是什么特例。帕夏令他们恐怖，他们求我千万不要说出他们的名字。也许他们之后会“溜”，会否认看见过什么。总督巡视当地时，下属会在场，而且会在报告中，介绍那些他们认为最能取悦于总督的情况。我担心，我要向总督汇报的情况可能是他调查中了解不到的，有人会小心地扼杀可能让总督了解真相的声音。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旅行，我相信有时会耳闻目睹那些尽底层的难以被了解到的东西。
接受交给我的使命时，我一开始并不太清楚我该干什么，我的角色是什么，我能起什么作用。现在我知道了，而且开始认为自己不会白来一趟。
自从来到殖民地，我就意识到问题多么错综复杂，这些问题不是由我来解决的。我绝不想就我能力不及而且需要深入研究的方面提高嗓门大发议论。但这里涉及的是一些具体的事实，完全与一般意义上的困难无关。可能地区长官也通过其他手段察觉到这些情况。按当地人所说，他似乎不知情。一个行政区太辽阔了；一个人，没有快捷的交通工具，事事都监督根本做不过来。像在法属赤道非洲各处一样，这里又碰到了那两大令人忧虑的状况：人员不足，财力不足。
从恩戈托（大约四十八公里）来了两个人，给我送来我在那里弄丢的剥树皮工具。我给他们“matabiche”[79]时，他们显得很惊愕。月光下，在宿营站后面巨大的空场上，召集所有挑夫查核人数。马克点数；让他们十人一组站成行，教他们报数。听懂了的人见另一些人不明白，便放声大笑。我们分给每人一勺盐；他们又是感激又是推辞，非常激动。
十月三十日
无法入睡。班比奥的“舞会”的阴影整宿不断出现。对自己说，法国人占领之前当地人更加不幸，人们也常常这样自慰，但我觉得这是不够的。我们对他们承担了责任，我们无权逃避这种责任。从此一大片哀怨之声时时响在我心头，我了解一些事，绝不能容忍的事。是什么鬼使神差促使我来非洲？我本来要在这个地方寻找什么？我当时很安心。现在我知道了，我要开口讲话。
但是如何让人听我讲话？迄今为止，我一直在讲，却毫不考虑是否有人会听；我一直在写，为明天的读者而写，唯一的渴望就是经久不衰。我羡慕那些声音立即远播的记者，哪怕那声音随即便消失了。迄今为止，我是否只是行走在谎言的屏壁内？我想走进幕后，到布景的后面去，看看后面究竟藏着什么，哪怕那很丑恶。我觉察到的就是这“丑恶”，我想看的就是这“丑恶”。
一整天都在写信。
十月三十一日
五点前起床。简单的早茶。收拾行李准备动身。房后的空场上，我们的挑夫集合起来（六十名挑夫，加上一个民兵，一个当地向导，我们的两名男仆和厨师；还有三名妇女，是陪民兵和向导的）。首领来与我们道别。月光朦胧。在黎明前微弱的光亮下，我们出发了，我们与男仆、轿夫、向导、卫兵和为我们背包的挑夫走在大队人马前面。
无边无际的森林对我们永不枯竭的耐心是个考验。昨天我没能写完给总督的信。唉！不可能在轿上写东西，连简单记上两笔或阅读也不行。走了五小时之后我才不得不上轿：走得很累人，因为地面先是有很多沙子，到后来几公里变得又黏又滑。在轿上短暂休息之后，又走了五公里。没有中途驿站。这一站再长也得走完，因为我们不能在森林里过夜，让挑夫没有住处和食物。森林异常单调，缺乏异国风光。要不是时而有某棵参天大树，比欧洲任何树都高一倍，真像是某座意大利森林，比如阿尔巴诺的森林或内米的森林。巨树的树尖在其他树之上铺展开来，蔓延得很远，相形之下，其他树仿佛缩成矮树林了。这些树的树干上一半覆盖着苔藓，像圣栎或月桂的树干。路旁矮小的绿色植物让人想起我们的欧洲越橘；另一些则像“喀耳刻[80]之草”；这和在前天的洼地里的情形一样，一些水生植物让人想起我们北方的柳叶菜和凤仙花。我们的栗子和这里的种子比起来毫不逊色，一样奇特，一样漂亮，我们只看到这些种子在地上的毛茸茸的荚壳。没有花。为什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一带森林特别有趣，特别美呢？
一路走来路都很平坦，到尽头时，缓缓下降，一直通到一条树荫遮蔽的浅浅的小河。清澈的水在白沙质的河床上流淌。挑夫下水了。
听说这地方在河里洗澡很危险。我怎么也不相信这话，又没有鳄鱼，又没有日射病。不是这些，有些医生说，（马克也跟着他们对我说）是肝充血、发热、丝虫病……昨天我已经下过水了。结果怎么样？舒服极了。今天，我更不能抗拒水的召唤，美美地投入它清凉透明的怀抱。从没洗过这样美的河水浴。
一些首领来迎接我们，还有两只达姆达姆鼓，由孩子带着。两大“巴孔戈”（人们这样不加区分地称呼为森林公司干活的人）村。旁边一个很小的村子，恩代雷，今天只住了五名精壮男子（正在森林里采橡胶），五名活动不便的人照看庄稼。不用说这些在森林里的人，没人看着，都尽可能少干这份报酬那么低的活。于是便招来惩罚，通过这些惩罚，森林公司的代表试图唤起他们的“责任感”。
和巴孔戈村两名村长长谈。但是先和我们单独讲话的那个人，见另一个走过来便立即不说话了。他再也不说什么了；当我们问及他自己被关过的博达监狱犯下的暴行时，没有什么比他的沉默和怕受牵连的恐惧更让人揪心的了。后来等他重新单独和我们在一起时，告诉我们，他在监狱见过一天里有十个人受虐待致死。他自己身上还留着鞭痕，他把伤疤给我们看。他证实别人已经对我们说过的情况[81]，囚犯每天一次全部的食物是一个木薯团，就像（他比画了一下自己的拳头）那么大。
他谈到森林公司经常对当地人施行罚款（我差点说：从当地人那儿先取走的），因为他们交来的橡胶数量不够——罚款四十法郎，也就是他们一个月能指望拿到的全部报酬。他还说，要是那不幸的人没有钱交罚金，只有向比他钱多点的人借才能免于进监狱，如果他能找到这样的人的话——甚至交了罚金有时仍会被投入监狱。一片恐怖，周围的村子人都跑光了。后来，我们和别的村长谈话。问到他们“你们村有多少男人”时，他们会指名道姓，并扳着手指头一一数出来。极少有超过十人的。阿杜姆担任翻译。
阿杜姆很聪明，但法语不太好。我们在森林里停下来时，他说，我们找到了“un palace[82]”（要说的是：une place指一个地方）。他说“un nomme”[83]。但当我们通过他问某个村长“你们村有多少人逃走或多少人被关进监狱”时，阿杜姆回答：“这儿有十个nommes；那儿六个nommes；再远点，八个nommes。”
很多人来找我们。这个要张证件证明他是许多村子的大巫师，那个要张证件允许他去远点的地方“自己建个小村子”。每当了解博达监狱关了多少囚犯时，不管问谁，得到的唯一回答是：“很多；很多；太多了；数不过来。”被关的可能还有很多妇女和儿童。
十一月一日
挂念的事太多睡不着觉。不到五点就出发。二十五到二十八公里一站路，没有一刻用轿子。没有路标，只能通过花的时间来估计路程的长度。我们平均每小时大概走五六公里。最后几公里是在沙地上顶着烈日走的，特别累人。森林又变得非常单调，起初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后突然间，半路上出现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水清得令人赞叹；可以看到，在约莫有五米多深处，大量水草在一座弯弯曲曲的靠不住的桥下摆动。桥看着很不结实，是用圆树枝搭的，用藤捆在一起，但捆得不紧，几乎贴着水面架在大木桩上。简直就像过水洼时不让脚弄湿走的那种树枝和劈柴搭的小窄道。而且在令人心悸的深水上一低头就难免感到晕眩。过了河（博丹格河？），有一两公里的森林重又特别奇异美丽。我在这个笔记本上很愿意将这两个形容词连用，因为景色一旦变得不再奇异，就立即让人想到欧洲的某处风景，它勾起的回忆总是对它不利。也许，要是我见到过爪哇或巴西，对这长满附生蕨和大海芋的林下灌木丛也一样会不利；但是，由于它勾不起任何回忆，我就会觉得它美妙无比。
我们在多坤加-比塔宿营。到这儿之前，经过三个可怜的小村子。只有女人。照例男人都去采橡胶了。首领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迎接我们，带着三只达姆达姆鼓，由一个干不动活的老头和几个孩子敲。然后，快到多坤加时，受到女人和娃娃的欢迎：尖声大叫，歌唱，疯狂扭动。越老的越疯狂；这种成熟女子可笑的乱舞看着让人受不了。人人手里都拿着棕榈叶和大树枝，或者给我们扇风，或者扫我们将要踩上去的地面。俨然“进入耶路撒冷”一般。女人没有什么衣服，只有一片遮羞的叶子（或一块破布），叶茎从屁股下绕过，在后面连到缠腰的细绳上。有些女人后面拴着厚厚的新鲜树叶或干树叶，不过也并不比1880年前后时兴的支撑裙褶垫高臀部的东西更滑稽。但到了最后一个村子，除了这些，女人个个还缠上藤枝做饰物。
一个信使从班比奥跑步出发，比我们提前两天到，通知我们的到来。在村子入口和出口，几百米的路上，有时，（有时就是在森林中或小灌木丛中，不知为什么）杂草被拔除或割掉了，撒上了沙子。有的地方，贴着沙子，开着漂亮的淡紫色花，让人联想起卡特来兰（在埃阿拉附近的森林中散步时我已经见过这种花）。莫不是就是这种花结那种珊瑚红色的大果子，状如蒜瓣，当地人吃里面的白色果肉，味似茴香。就在旁边，像小棕榈叶的叶子，一米五左右高。这些花是清扫路面以后开的吗？还是有意将它们留下来的？我乐意相信是后者。我赞叹这条沙径，什么都除掉了，唯独花没有。
每到一个村子歇脚，我们都与村长交谈，劝说他们只有森林公司同意每公斤按应付的两法郎收购橡胶才给他们。因为我们听说公司常常只付一点五法郎，二十公斤以上才付两法郎。而且，我们想说服当地人学会自己称橡胶重量，他们只知道体积的度量单位（他们以篮为单位计算），这就给森林公司代理人可乘之机，可以在分量上欺骗他们，只要他不够诚实，而行政官员又不在场表示反对[84]。
我们一停下来，便有一堆人赶来求助于我们，解决纠纷，治病，等等（不一而足）。有个人，由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陪着，来求我们罚他的邻居，他说，那人和他怀着三个月身孕的妻子睡觉，结果他妻子流产了。他要求五十法郎赔偿金，补偿孩子之死，诸如此类。
十一月二日
到达卡塔库奥时十二点多了；我们是五点从多坤加-比塔出发的，七个小时马不停蹄地走，其中半小时坐轿。只有一处美景，就在渡河一段。走在由藤扎在一起的茎秆上面，一条布满蚂蚁的细藤充当扶手。其他地方全都单调极了。大片高高的禾本科植物，其间散布着一些矮树，像栓皮槠，树带有时位于森林边缘，也许树下有条河流，我们看不见。
大片尚未收割的木薯地，已成了矮林，再往前的蓖麻地同样没有收割，所有的男人，不是去采橡胶了，就是进监狱了，要不就是死了或逃走了。离开这个可恶的博达行政分区的最后一个村子后，一个魁梧结实的大汉突然宣布他再也不回去了，不回村去继续干采橡胶的活，他从上一个村子村口起就一直陪着我们，走在我身边，和我手拉手（我还以为那是个首领）。他声称再也不离开我们了。但他当头的兄弟（同父同母的兄弟，他强调说，因为这个地区人们常常管一个普通朋友也叫“兄弟”）极力反对他出走。争论了半天。“这事的责任要落到他头上。会把他下到监狱”，诸如此类。给了他小费后，他便平静下来并决定自己回去了。
卡塔库奥（有些地图上标的是卡塔波）。重又见到人了，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已不在博达行政分区了。村长赶紧给我们看他的政绩簿，上面写道：“该村长没有能力；毫无活力；无替换人选；村中没有能力更强的当地人。”
卡塔库奥是个长约一公里的大村子。只有一条街，倘若可以把那座走不完的长方形广场称为街的话。广场两边所有的茅舍一字排开。
向晚时分，我来到一条树荫遮蔽的小河边，从一棵枯木的大树干上滑到白沙为底的清澈的水中洗澡。一只小松鼠跑来看着我，很像我们那儿的松鼠，但皮毛颜色深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