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总是闲不住。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他有时会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把我们塞进家里那辆又老又旧的银色克莱斯勒，就为了去城外兜一圈。我们会在黑夜里一连开上好几小时。我和我两个姐姐在后座的睡袋里打着瞌睡，而我妈妈则抱着我的小弟弟坐在前面。
车窗外，太阳慢慢从雾霭蒸腾的牧场上升起，羊群在牧场上吃着草。这时父亲会把罗德·斯图尔特的卡带塞进车里的录音机，随着《就在今晚》或是《麦琪·梅》的旋律哼唱起来。妈妈在旁用脚打着节拍，而姐姐努力嚼着口香糖不让自己晕车，车里飘着薄荷的气味。
我们会去霍兹华斯山看雪。爸爸在那儿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他穿着一件皮衣坐在野餐桌旁，一手拿着个烟熏芝士三明治，一手拿着根乐福门烟。他的脸咧成一个大大的笑容，仿佛他身后的森林不知怎么归了他了。
在那之后的某一天，他出事了。当时他下班晚了，正从一条漆黑的乡村路开车回家，结果撞上了两个年轻的护士。但错不在他，是她们没看着路。
“给我验个血。”
“先生，呼气测试就行了。”
“你验就是了。”
他是律师，所以他最清楚该怎么做。他们给他验了血，结果没什么问题，但是其中的一个护士失明了。用我妈妈的话说，从那以后爸爸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1970年，我的父母在基督城的一个联合服务酒吧相遇。他刚从神学院毕业不久，而她是个离了婚的美发师，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我想象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随着雷·哥伦布的音乐跳扭摆舞的样子：妈妈顶着她那夸张的红褐色蜂窝头，爸爸穿着灯芯绒喇叭裤。
他们决定结婚的时候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我奶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因为我妈妈离过婚，所以她无论如何都不同意这门婚事，但我爸爸还是娶了她。多年以后，我们去奶奶那间小小的红砖公寓看望她时，她叫我“宝贝”，还给我吃巧克力饼干，而我的两个姐姐只能坐在沙发上眼睁睁地看着我。
在我4岁的时候，我们搬去了马斯特顿的希尔克雷斯特街。我们养了一只小小的马尔济斯犬，名叫“纽扣”。一开始我们在它毛上系上粉色蝴蝶结，还轮流给它梳毛，但是很快大家都懒得再帮它打理，于是它的毛开始打结，还缠着些树枝。有时它拉屎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粘在屁股上。
一年冬天的早上，我走进客厅，却发现在我往常拆圣诞礼物的位置，它身体僵硬地躺在一滩黄色液体中。我冲进厨房。
“不好了！”我告诉我姐姐。
她过去看了一眼，回来的时候鼻子抽泣着。
“去把爸爸叫来。”她说。
爸爸在后院挖了个坑。他脚边的草地上，纽扣像一个新生婴儿一样，被严严实实地裹在一块褪了色的蓝色毛巾里。我和姐姐从客厅往外看，呼出的热气模糊了玻璃窗。我看着爸爸把纽扣放进坑里。他小心翼翼地，每次只放半楸土。埋好了纽扣后，他回到屋里。
“好了。”他说。
他左边的脸颊上还留着他的袖子没有擦到的湿湿的泪痕。
在那之后，我总在后院那个位置徘徊，想着要再把它挖出来。但就在那时发生了那场事故，而爸爸躁动不安的灵魂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
“我要宣布一件事，”某天他突然说道，“我们要搬去香港了。”
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我们于1978年的某个夜晚到达香港。那年我6岁。驻外新西兰人协会找人安排了司机接我们去酒店，于是我们被领进了一辆等在门口的面包车里。车子疾驶在路上，在拥挤的车道上自由穿梭。车窗外，双层巴士和锃亮的红色的士行色匆匆。
“这儿一直都是这样吗？”爸爸问那个华人司机。
那人直直地看着前方，一言不发。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多人。人行道上行人们摩肩接踵。我把头探出窗外，心想他们都是要去哪儿。他们的头顶上，霓虹灯像寄生虫一样挂在楼房边上嘶嘶作响。香港就是因为它们成了一座“不夜城”。
车停了以后我们从车上下来。我听话地站在人行道上等着。在那些高楼大厦旁边我是如此渺小。我伸手想要在爸爸的手掌里获得些安慰，但他却在别处忙着把行李箱从车上拖出来。
潮热的空气粘在我皮肤上，身旁的爸爸也是大汗淋漓——我从没见过他流那么多汗。他的额头滴汗如雨，而他的白色T恤已经贴在他发红的背上。他把最后一件行李拎到路边，转身正想去向司机道谢时，那辆面包车已经跑了，远远地开在弥敦道上。
在香港的第一个夜晚，我静静等着这个城市睡去，久久不能成眠。但它却始终醒着，一刻不停地运转着。
我时常梦见我的家。在梦里，我在后院篮球场边上的那片灌木丛里寻找空可乐瓶。在梦里，我们在复活节一起搜寻棉花糖做的复活节彩蛋。我的姐姐们绕着屋子跑，而我追着她们跑。我们在一个相架上找到一个，又在窗台上找到一个。我当时想，能在我们眼皮底下做到这些，这复活节兔子还真聪明。
第二天，我们全家去了梳士巴利道。这座城市的体液在铁格盖板下面的水沟里汩汩作响，闻到那气味的感觉就像是你不经意间突然在背上挨了一拳。大得不像话的巴士和货车在路上停了又开，路上永远弥漫着这些车子喷出的汽油味。
我最喜欢那些从大马路分支出来的叫做“上海”、“广东”和“滑铁卢”的狭窄巷子。那里面琳琅满目全是宝贝。大大小小的绒毛玩具挂在钩子上摇摇摆摆；装了电池的小狗一会儿汪汪叫，一会儿在空中翻个跟头；还有精雕细刻的檀香扇，花花绿绿的扑克牌；T恤、杯垫、打火机、钥匙圈和行李箱应有尽有。姐姐停下脚步欣赏一些在灯泡下面闪闪发光的耳环。摊主挑了一对，举在姐姐耳边。
“喜欢吗？”他用蹩脚的英文问道。
姐姐照了一眼斑驳的镜子，脸上乐开了花。
“我可以买吗，妈妈？”
“那就买吧。”
在通往港口的步行街两旁，没有牙齿的老头儿们一边看着在风里扑腾的报纸，一边抽着烟。维多利亚港口船只往来繁忙，海上更是波涛起伏。
“看见那两艘船了吗？”爸爸指着在水里交会的两艘绿白相间的船问道。
“它们叫做‘天星小轮’。我们一会儿要去坐。”
港口的另一边，鳞次栉比的大楼像一张柱状图上的方块。其中有一栋格外引人注意，它的窗户更像是船舱上的舷窗。
“那就是我以后上班的地方。”爸爸说。
接着他朝着大楼后面延伸出来的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山丘点了点头。
“那里就是太平山顶，也是我们将来会去的地方。”
他笑了笑。我转头看他时，他的脸上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深远表情。我回头望向那片风景，试图看见他眼里的风景。我找啊找，却终究未能看见。这时爸爸又笑了一声但这一次他的笑声被吹散在了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