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会在炉子边取暖，炉子开了个口，那是为了能烤食物，虽然也只有土豆可吃。妈妈会吧土豆扔进碳里，大人们烤东西时我们兄弟会一起唱歌，大人们讲故事时，我们便倾听。
与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日子给了我们莫大的安慰。
总会有人要父亲讲故事。父亲他会给我们讲他在一战时在波兰军队的经历还有在1920年革命时他是如何的爱国。从父亲给我们讲述的故事里，我们了解了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对接纳我们的国家和它的人民很是感激。
年轻时的父亲去过很多地方，有段时间他将阿根廷当成自己的家乡。他很爱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像一千零一夜里的传说般精彩。我们了解到他是在拉多姆旅行时邂逅了母亲，回到南美洲后两人依旧保持书信上的往来。有好几次父亲都试图说服母亲到他这儿来，跟他一样在阿根廷落根。
但那时母亲还很年轻，没法离开父母去那么远的国家。不过现在这年头倒是有不少年轻人搬到别的国家，和父母不再相见。父亲最后没了法子就又回到了拉多姆，和母亲成婚生子。谁也没料到父亲无忧无虑的好日子在短短几年后就彻底变样了。
命运确实会捉弄人。当初父亲要是再多劝母亲几句，或许她就会跟父亲去阿根廷生活，而我就会有不同的人生了。但人生没有“如果”。命运如同破碎的拼图。慢慢地终有一天会显露它的全貌。父母教导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不应该因肤色和信仰而受到歧视。看一个人应看他的品格而非肤色。父亲他是个好人，一生都遵循此道。
我们家没办法旅行，所以也就很少有机会认识或是遇到其他民族的人。
父亲给我们讲了一位住在南美的黑人的故事，也讲了在他旅游时在船上遇到的乘客，他们在港口朝海里扔硬币。而那个黑人会跳下海去用嘴把硬币捡回来。这些事对我来说太神奇了，我是到十一岁以后才第一次见到黑人。
有一天在我们街道的尽头出现了一阵骚动。人们对着一个踩高跷的男人大笑，我跑到街上和伊兹洛克汇合，他张大了嘴巴看着那黑人踩着高跷避开了他放的罐头，身体高度都达到了二楼的窗户。小雅各也足够大能自己下楼看发生了什么。当他看到那黑巨人俯视着他时，他居然吓哭了。
记得中国人也来过我们镇上。他们在街边挂起漂亮的地毯贩卖，这些人身穿色彩多样的丝绸。我虽然很想和他们的小孩交流，但那时我太害羞了。
从我记事起就喜爱音乐。在炎热夏天的晚上，镇上的消防队员会举行音乐会，我很珍惜那段回忆。在我记忆里我们镇子没发生过几场火灾，所以那些消防员才有空闲来玩音乐。我们一家人很是享受他们的音乐会。他们总会在去往市政厅的路上沿着我们街道游行，而音乐会就是在市政厅举行。他们的乐器在暮色中闪闪发亮，穿着精心熨烫上浆过的制服。
当这些乐手经过的时候，小孩子们会跟在他们后面，还有一群各种各样的狗儿和孩子们并排着奔跑吠叫着。
我们家在商业区，也是我们的游乐场，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斯坦利和我会好几个小时站在橱窗外看着那些华丽的商品。每天都能在某家店铺发现新的商品，这是我们快乐的源泉，也让我们大开眼界。
在离我们住处不远，也就相隔两条街的距离，有家小型咖啡厅，在那里我们能看到雅士进餐，跳舞。还有从富人区来的妇人们，身边有保镖护着。这个咖啡店是个文人和社会精英的聚集之地。我和斯坦利，还有在我肩上的小雅各会静静地看着这些人愉悦的样子。在窗外我们能欣赏到吉卜赛乐曲，演奏乐曲的也是吉普赛人，他们身着鲜艳服装，戴着很长的耳环。我对小提琴调子记忆犹新。起先曲风低沉悲凉，转而又热情喧嚣。
时至今日每当我听到小提琴乐曲的时候，我都会回忆起那时的美好时光，生活仿佛是一次又一次的冒险之旅。
暑假的时候，父亲会带着我们去美丽的村庄远足。在那我们会一起吃午饭，然后找个阴凉地野营。有时当地的农民会给我们刚挤下来的温热牛奶喝，那味道我现在还记得。那里的德国和波兰农民是我们的好朋友。
当我渐渐长大，我明白了世间的许多道理。从我四年级老师身上我领会到了他人的不幸和烦恼，我从没忘记过他。那老师长得又高又廋，透过他的衬衣你都可以数清楚他有几根肋骨了。他有着双大耳朵，还带着老厚的眼镜，总是反复强调他的讲评，摇晃着脑袋，耳朵也在跟着前后扑打。他这副稻草人形象没少招来学生的嘲弄取笑，但他是个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好老师，也想将这一信念传递给他的学生。
我们称呼老师的方式是在他们的姓氏后面加上老师这个词，所以我们就叫他“威戈斯基老师”。上学的时候能留在教室打扫卫生在那时也是件荣耀的事。每次轮到我值日的时候我都充满了自豪感。我要抄黑板，清理黑板檫，把脏水倒掉，拖地板。我很享受防尘土特制油和地板上木屑混合出的香味。我会把油往地上洒个两三次。有天我一个人和老师在一起，我便问他“威戈斯基老师，您为何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呢？是因为学生嘲笑您还是您有病在身？”
正面朝黑板写明天课程安排的老师转过身来看向我，他冲我微微一笑，眼神显得很和蔼。“不是这样的，孟德尔，我没有生病，但我母亲确实是有病在身，这才是我忧心的。”他回答道。
“那您怎么不给她找个医生或者带她去医院呢？”我追问。
他忽然两眼泛着泪光，说：“她已经时日不多了，我送她去过医院，但医院又把她送回来等死，已经是回天乏术了。医生没法治好她。而且她的床位还得留给那些有救治希望的病人。”
我心里涌动着对他满满的同情，“您有妻子陪伴您吗？威戈斯基老师。”
“没有，我没有，孩子。我母亲长时间都状况不佳，我不愿让哪个姑娘和我受这份罪，再说我也一大把年纪了。要是我爸爸还活着，我就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了，可是他在我幼时就离开了人世，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一人照顾母亲”。
他似乎很希望和人聊聊，于是我问他。“你家住哪啊？”
“我们住在拉多姆郊区的公寓里。”
这说明他家离学校很远，而且我也没看到他骑马或是骑车，我便问他“那你是怎么来的呢？”
“我每天清晨走三英里路到学校，放学后又原路返回。”
我想每天这样来回他一定很辛苦，而且等他终于到家的时候，只有奄奄一息的老母亲迎接他。我努力不让自己流眼泪。对他的遭遇很是同情。于是乎我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地帮助他，让他上课不那么遭罪，要告诉其他同学在他的事情，让他们保证以后上课表现得听话些，规矩些，并给老师更多的尊敬。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心里想着老师的困境，把它和我所享受的生活比较起来，我是多么的幸运，我有父母兄弟，衣食无忧，还有很多其他的好玩意儿。那天以后，我不再把这些当成我理所应得的。我对自己的生活充满感激，也感谢上帝对我家的庇护。
我和斯坦利都不是什么模范少年，而父亲又深信“不打不成器”这句老话，所以他时常会惩罚我们，但我记得的只有一次是真动手打我们。
小孩子总是会惹些麻烦，即便我已长大懂事，但和我往后的经历相比，那也不过是年少轻狂惹来的小麻烦。
我们会在按响别人家的门铃后马上躲到一边去，观察主人家的反应。那些人出门四处张望的样子总是逗我们发笑，要是他们走下楼梯上下观望就更好笑了。等他们挠着头回屋里，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似的时，我们都笑得合不拢嘴了。
我还记得我的好邻居古德曼夫妇。古德曼太太是母亲生雅各时的产婆，在母亲去世后的几个星期里对我们也很是照顾。他们住在三楼的房间里，我还记得古德曼先生，这个59岁的男人每晚下班回家时的情景。
古德曼先生，每次回家后总会先坐下休息个几分钟，接着他太太就会扯着嗓子吼道“迈耶你个老鬼！我嫁给你后，你每晚都是这样，你到底不爽些什么！我认识的每个男人都勤于养家，没一个是你这副德行。”
“对对对，老太婆。所有的男人都该去工作，就我所知，我连想死都没有时间”他回敬到。
等他说完这话，两人就回到卧室，不理对方。古德曼夫妇的女儿莎拉就要搬出去和一个年轻人结婚了。但那小伙没有稳定的工作，所以他们倒是更有可能搬到父母家里住，至少要等到这对年轻夫妻能自己经济独立后才离开他们。毕竟，年轻的小两口在无法维持生计的情况搬去和父母同住也是个惯例了。
只不过他们有个麻烦。他们已经给另外两个女儿和她们的丈夫出过钱了，他们拿不出必要的嫁妆了。他们不得不砸锅卖铁的凑钱给女儿们办婚事，谁让这还是犹太人的传统呢。我希望他们有天能稍稍享受享受下生活，也祝愿古德曼先生日子好过些。此外，我还暗下决心，等我长大结婚后一定只要男孩，不要女儿！
我们家没钱买收音机，但我们的一个邻居有一个。很长段时间里我都是他们家的常客。我很喜欢听匈牙利，罗马尼亚还有祖国波兰的管弦乐曲。那些日子我老是飞快赶完作业，然后整晚沉醉在音乐之中。有时母亲会给我些派还有曲奇，或者几片蛋糕去答谢朋友们给我分享的欢乐。
几年过后我们适应了家里的情况，生意也有了些起色，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钱来买食物和日常所需。
我父亲脸上的愁云也消散了，因为他看开了，自己除了努力工作给家人好的生活外，别的都无能为力。母亲死后，他每周总是至少为母亲祈祷一次。父亲常对我们讲“要是我出了什么意外，你们三兄弟可要替我为你们妈妈祈祷啊。”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也许父亲还能存些钱以防不测。也许父母现在可以再次为自己的家人感到骄傲了。
那时生活总是美好的，因为不管发生什么，总有家人陪在身边。我族的危机仿佛无处不在。现在我不仅担心自己的家人，还对整个犹太民族的命运感到担忧。当纳粹阴影蔓延到镇上的时候，会有怎样的灾难来临呢？
米尔卡，曼尼的母亲——在集中营，曼尼把这张照片一直藏在他的鞋里
斯坦利，米尔卡和曼尼
斯坦利，曼尼和哈依姆在米尔卡的墓前
斯坦利，一年级（S）和曼尼，两年级（M）
哈依姆和杰尼亚，孩子们的继母
雅各，5岁
雅各和曼尼，战前
曼尼，哈依姆，雅各和斯坦利在犹太人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