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三征高句丽虽未分胜负，但极大地消耗了自己的国力，百姓不胜其苦，于是揭竿而起。隋朝最终被隋炀帝的表兄李渊夺得政权，建立了唐朝。而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却自恃没有被隋朝灭国而目空一切。唐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高句丽向皇帝纳表称臣，但唐高祖李渊并不愿意理睬。他说：“高句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谏曰：“辽东本箕子封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唐高祖李渊说：“高句丽当年也曾向隋朝称臣，可是最后还不是一样抗拒隋炀帝，这哪里是臣子该做的呢？”大臣裴矩、温彦博劝谏说：“辽东本来是商朝时皇子箕子的封地，魏晋以来一直是王朝的藩属，我们不能不把他们当作臣子看待。再说，我朝与四周的属国就像群星拱卫太阳一样，我大唐怎么能够跟他们平起平坐呢？”于是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收埋战没隋朝将士的尸骨，平毁了高句丽人夸功耀武的景观。高句丽国国王高建武非常害怕，便下令修建了一道从东北部扶余直到西南海边，长达千里的城墙，以防备唐军的进攻。
后来，高句丽内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大臣一百多人，并入宫把高句丽王高建武也宰掉，“残其尸投诸沟”，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傀儡王，自为莫离支（相当于摄政王）。
不久，高句丽、百济二国联合，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乞援。众臣商议，最后李绩（即徐懋功，原名徐世勣，李渊赐姓李。后因避李世民讳，改名李勣）力劝征辽。此次征伐高句丽，唐军总共攻克高句丽的玄菟、横山、盖牟、磨米、白岩、辽东、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座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加入唐朝户籍，共7万人。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御驾亲征，率陆军6万，水军4万，又召集新罗、契丹、奚等国联合发兵，进击高句丽。唐军初进克捷，攻克盖牟城（今辽宁盖州）、沙卑城（今辽宁瓦房店），并克陷辽东（今辽宁辽阳）坚城。不久，唐军又陷白崖城（今辽宁海城），向安市（今辽宁海城南）进发。高句丽大将高延寿等人率高句丽及靺鞨兵15万来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设计大破。高延寿眼看失败便率众投降，膝行匍匐入辕门求请饶命。太宗怒喝：“后敢与天子战乎？”高延寿“惶汗不能对”。
高句丽举国震恐，坚壁清野，向后方紧缩战线。黄城（今辽宁辽阳）、银城（今辽宁铁岭）一带顿时空无一人。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本准备集30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句丽。不料，太宗因病驾崩，于是高句丽又逃过灭国一劫。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句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30城。即位不久的唐高宗不想开战，便对高句丽下诏劝和，高句丽不听。在这种情况下，唐高宗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13万唐军援助新罗。
苏定方大军从成山（今山东荣成）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新罗武烈王闻讯即率军5万与唐军会师。联军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拔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仓皇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后又被苏定方率唐军团团包围。而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则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都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却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缒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官员、富豪58人，全部押送长安。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回师中原，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都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途中，王文度病死，朝廷便命令因获罪被免职的大将刘仁轨替代。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但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同时，他派使者两次前往日本乞援，请求放还在日本做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日本称丰璋）。
百济的覆灭，对于日本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日本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将被全部清除。齐明七年（公元661年）正月，以日本国王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日本国国王随军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太子中大兄回京继位，史称天智天皇。八月，天智天皇另派阿昙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为后将军，统率全军开赴百济。九月，天智天皇派狭井槟榔等率军5000人乘坐170艘战船护送王子扶余丰，至百济边境，扶余福信等前来将王子扶余丰迎入周留城，即王位。不久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包围于百济城内。
唐高宗下诏，任刘仁轨代理带方州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一直杀向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退保任孝城。
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后，于龙朔元年（齐明七年三月改为此年号，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苏定方率军进攻高句丽。高句丽与扶余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
高句丽唯恐鬼室福信兵败，使本国遭南北夹击，因而也派使者前往日本，敦促日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决心参战的日本政府，遂命令百济战场的日军立刻投入战斗。龙朔二年六月，日本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军27000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胁。
这时整个的战争态势已非常微妙，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北方战场，高句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南方战场由于日军的介入，战争的有利形势已经转向日军和百济军方面了。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虽然唐军与新罗的联军还未遭到挫折，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但是过了不久，百济大将扶余福信功高震主，不容于百济王扶余丰，扶余福信以谋反之罪被杀，百济国人心浮动，其战力受到极大的削弱。
龙朔三年八月初，听说日本援军将要到达，百济王率部分军队从周留城赶赴白江口（今锦江口）迎接。白江口是在朝鲜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白村江的入海口。周留城则由百济王子及前期到达的日军联合守卫。这时，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7000名援军与刘仁轨会师后，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刘仁愿、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进入白江口，溯江而上夹击周留城。
八月十三日，刘仁愿所率唐军逼近周留城外围。而百济军队尽管有日军相助，但因为士气低下，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继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势险要，为周留城的咽喉，百济守军拼死抵抗，唐军围攻十多天依旧不能攻克，所以，周留城内暂时安全。
在刘仁愿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想要溯江北上夹攻周留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日本海军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唐军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
战前，我们先分析一下双方力量对比。
军士及战船数量对比：唐方13000人，战船170艘；日方42000人，战船1000余艘。唐方显然处于劣势。但是，除此之外，其他方面，日方均不占优势。
战船的造船技术及武器配置：唐初海军规模巨大，装备也很先进，为适应作战需要，唐初海军所配备的舰船按其用途分为若干类型。据杜佑《通典兵十三水平及水战具附》记载，当时军用舰船有六种类型：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和海鹘。
楼船是当时海军装备中最主要的作战船船，武器配备齐全。艨艟采用封闭型结构，外披装甲（生牛皮），造型小巧灵活，速度快，主要用于突袭、侦察、通讯联络。斗舰是梯级复式结构，水兵可以梯级排列迎敌，划船者则隐蔽于船内，通过棹孔划船，是当时海军主要的作战船只。走舸速度快，主要用于突袭和冲击，是海上进攻的利器。游艇主要用于指挥调度和军事侦察，机动性很强，造型一般不大。
海军除舰船外，还必须装备与之配套的兵器，否则也无法作战。按当时的技术，海军的主要兵器除常用的刀、剑、矛、枪、弓、弩外，还有绞车弩、拍竿和炮车及配套的箭、石等。
唐代造船技术十分先进。当时的船只已普遍采用钉接榫合法，而当时欧洲的船板连接办法还处在使用皮条绳索绑扎的阶段。如江苏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船上共设9个舱，船底部采用3块木料榫合相接，两舷和船舱隔板以及船篷盖板均用铁钉钉合。1960年，江苏扬州施桥镇出土一艘唐代大型木船，船内有水密封舱壁，把船体内部分隔成许多部分。这种结构有效地保持了船的抗沉性，并成为中国木船建造的规范。这艘船的外板采用平接法，船内隔舱板及舱板枕木与左右两舷榫接，船舷由4根大木拼成，平排钉合……这种平接法与搭接法相比，具有连接处不易松动、脱落，船体光顺，减少阻力的优点，而且节省木材，减少船体自身重量。唐朝时期的木船从建造工艺和技术水平上讲都是很先进的，这种平接法一直沿用至今。
而当时日本的造船技术则要落后得多。据考证，日本当时的遣唐使船非常脆弱，船身前后拉力小，且多为单层船只，一旦触礁，或因巨浪而颠簸，便马上会从中间断开。遣唐使船应该是日本当时最先进的船只，尚且如此，其批量生产的战船技术水平便可想而知了。
唐初海军的编成及编制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科技文化水平和合理性，因为它能充分发挥当时先进的装备、技术和人员的战斗力。唐初海军配备的舰船有大小多种，具体作战时，各种舰船的作用既有不同，又协调互补。“凡水战，以船舰大小为……以金鼓、旗幡为进退之节，其战则有楼船、斗舰、走舸、海鹘，其潜袭则有艨艟、游艇，其器则有拍竿为其用，利顺流以击之”。唐初，海军已有严格的条令：“船战，令曰：擂鼓一通，吏士皆严；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橹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各当其所，幢幡旗鼓各随将；所载船鼓三通鸣，大小战船以次发，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违令者斩。”总之，唐初海军战船种类多，各舰行动协调，训练有素，阵位清楚；战船所载人员也按其职责分为将吏、战士和什伍，大家职责明确、配置严谨、纪律严明。
反观日军，1000艘战船蜂拥而上，海战中毫无章法。于是乎，胜败立判。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日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朝海军阵营。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日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日军立刻处于劣势。日军统帅慌忙下令将战船撤回本队，他们商议说：“只要我们奋力冲锋，唐军自然就会败退。”于是日军将领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其实，日军的战法恰好落入唐军的圈套。刘仁轨见日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日军围在阵中。日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日军指挥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间，日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新唐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百济王本来在岸上守卫，见到日军失败，乘乱军之际，逃往高句丽。
唐海军白江口大捷的消息传到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随即，日本陆军连忙从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
白江口之战奠定了七世纪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基本格局。百济的灭亡使高句丽失去了南面的屏障，5年后的668年，唐朝和新罗的联军灭掉了高句丽。大唐帝国开始了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因而对唐来讲，白江口之战是大唐经略东北和朝鲜半岛的第一个里程碑。对新罗来讲，白江口之战奠定了它统一朝鲜半岛的基础，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对日本来讲，白江口一战使得它的势力彻底被逐出了朝鲜半岛，使其感受了自己落后的社会形态和唐朝先进的政治、军事、文化之间的差距。之后，日本接连派遣唐使赴华，对唐朝的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深入的学习研究，将唐朝的律令制度、学术文化陆续传入本国，客观上促进了日本的进步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