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寻觅一个父亲到底有多久了？从我呱呱坠地就开始了吧。
在我7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我的生父在内华达山脉登山旅行途中，他脑中的动脉瘤突然破裂。当时他正带领一群童子军，教他们如何追踪黑熊，钓鳟鱼，用火柴生火。他卧倒在岩屑堆中，有一百万年年龄的岩石碎片无情地划伤了他的脸颊。血液从他的动脉喷涌而出，他的视力也因此受到损害。朋友们将他抬到登山口，然后送他回家。他躺在沙发上，母亲发现裹在羊毛毡下的他竟然还在颤抖，当时的室温可有26℃。
那时我们的家在加州的勒莫尔海军基地，生父是那里的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在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上，确保船上载运的飞机所装的炸弹不会意外爆炸。我们一家住在军方配给的房子里，那一天，当母亲打开家门，她马上知道事情不妙。平时，父亲很在意的靴子（无论是否穿在脚上），现在却歪倒在客厅的墙角下。听到他在山中昏倒的消息，她把当时4岁大的哥哥克里斯和我一起寄放在邻居家，然后就飞快地将爸爸送往军舰医务室，结果不巧是国庆假期的周末，所有好的医师都外出去打高尔夫球了。她被告知下个星期二再过来。
于是我父亲星期天和星期一一直躺在床上。他抱怨说他的头感觉像是一个无法释放出蒸汽的压力锅。等到星期二那天，他试着穿上制服，但身体摇摇晃晃，并且汗流不止的，只好放弃了。母亲看到这幅景象，知道状况更糟了。她将一颗枕头放在家用旅行车的驾驶座上，抱着我放在她的大腿上，边哭泣着边开车，载父亲回到了那规模极小的海军医院。
医生发现我父亲的脊髓液中有血液渗入，必须动手术。但是在手术的前一晚，我父亲心里明白他的时间不多了，母亲的心里也清楚。“我很害怕。”他告诉她，他其实并不希望她知道这件事。我的生父叫彼得·罗斯，27岁，是加拿大的移民，他搬来美国8年了，还是发不准小虾的正确读音。母亲亲吻父亲的绷带，并将冰块压在他的唇上，然后他们在医院的床上紧紧相拥。
几个星期后，我们将父亲安葬在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的一处公墓，但是我母亲发誓说，在葬礼之后他回来找过我们。那时，她和我正在祖母家中父亲童年住的卧房里睡觉。外头很凉爽，窗户敞开着，所以我母亲说他就爬窗进来了。她确切记得他身上穿的衣服——有着蓝黑相间方格子的高尔夫球裤，和一件淡蓝色的保罗衫。他手里拿着一张表单，就像他生前的样子。他对她露出灿烂和悦的笑容。她说我遗传了他碧绿色的眼睛。他站在我的摇篮边，帮我盖好毯子，将手放在我的头顶上。
我母亲穿着睡袍，一看到他便坐起身子。“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她问道，“你去哪里了？我可以去看你吗？我好想你。我需要你。”他年轻的妻子哭了起来。我父亲坐在她的床沿。“回去睡吧，多丽丝。”他跟她说道，“我还有工作要做。我不会太快离开。”
六个月后，妈妈将我们的家当打包，并将军队的抚恤金全部领出，带着我们搬进一间位于特温福尔斯的里士满路1537号的分层式附加车库的平房。
她说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她希望克里斯和我可以离我们的祖父母家近一些。他们就像我父亲一样，最爱用石蛾幼虫当饵钓鳟鱼，他们都是在自家后院开的商店里绑鱼饵。院子里的玫瑰花是外来品种，在外面的世界里肆意地绽放。当我们搬到爱达荷州的时候，祖父母都是50出头的年纪，是一对令人印象深刻的夫妻。利兹奶奶身高168厘米，留着一头火红的头发，看上去很高贵。她在贝弗利山庄长大，少女时期曾经跟约翰尼·韦斯穆勒（Johnny Weissmuller）——他可是如假包换的“泰山”——一起沿着泳道来回游。留着一头平头白发的爷爷是在内华达州的康塔克特长大的，正好遇上经济大萧条时期，但他并不是华莱士·斯泰格纳的小说《糖果山》中所写的人物那样的求施舍的无业游民。他依照自己的兴趣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工程学位。
我的祖父霍华德·罗斯靠在加油站半工半读念大学，奶奶彼时已拥有两辆敞篷克莱斯勒汽车。一天，她刚好开到他打工的加油站加油，就这样彼此认识了。当他们结婚时，利兹奶奶放弃了一笔可观的遗产。然而当她和霍华德搬去爱达荷州时，她找到了一种丰富多彩的新生活。他们俩学会开轻型小飞机，并到加拿大、加州和墨西哥旅行。他们钓鱼、打猎，在沙漠中宿营。他们也在特温福尔斯举办最棒的晚宴。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它们是我所有童年岁月中最鲜活的早年回忆：想象涂着唇膏的小姐们一边摇晃着威士忌酒杯，一边讨论将雌松鸡的内脏取出的最好办法，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想起3岁的事：我在利兹奶奶举办的某次派对中躲在餐桌下，她的德国短毛指示猎犬约瑟芬在我的身旁摇着尾巴。偶尔会有人低下头看看是谁的手指在搔他们的膝盖骨，但大多数时候都没有人理我，然而我听人们说故事听得津津有味，嬉笑声此起彼落。
妈妈总是说，她执意让我们住在爷爷奶奶附近，离她那些大啖鱼头、豪饮威士忌的表亲戚八千里远，是她一项真正的英勇壮举。但其实她也没有理由回加拿大。除了她的姐姐玛乔丽，我的祖父母是她在美国唯一的亲人。妈妈其他的家人——一群杂七杂八但有着音乐天分的苏格兰-爱尔兰天主教徒住在纽芬兰，那也是她成长的地方。她的母亲在她两岁时死于肺结核，而她从事深海捕鱼的父亲把她丢给罹患癌症的祖母抚养。母亲五岁的时候，就在康塞普申湾沿岸拾荒，寻找木炭来当炉灶的柴火。17岁时，她和我的外曾祖母维克厄姆仍睡在同一张床上。到了20岁，她离开了小佛特——那天正好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她发誓再也不要住在那个鬼地方。可她一点都没预料到特温福尔斯也是如此荒凉。这个小镇坐落在斯内克河峡谷（Snake River Canyon）边缘，峡谷是一道地面裂缝，某些地方比大峡谷还要多深300米。
特温福尔斯，若有人听说过这个地方，唯一的原因应该是，埃维尔·克尼维尔[1]曾经在1974年尝试飞跃斯内克河（Snake River）峡谷。我的母亲、祖父母、克里斯和我坐在我们家的屋顶上想看他的这项壮举。《运动大世界》节目甚至从加州出外景来拍摄这个活动。克尼维尔差一点就能完成400米的飞跃，可惜因为风向吹乱了他的降落伞，并将他的火箭动力摩托车拖进峡谷中。当时他坠入河床，失去意识，仅靠国旗跳伞装的背带绑在机车上。再向西一点点，他就会摔进斯内克河只有几米远的黑色涡流中溺毙。
特温福尔斯高矗在河流上方，一处长满石楠木和山艾树的高原上。在我还小的时候，这里只有一幢幢孤零零的砖造学校，空荡荡的教堂，还有千篇一律低矮的商铺。但是在遥远的另一头，斯内克河骤然倾泻而下的地方，两个巨大的瀑布自然而成。肖肖尼瀑布（Shoshone Falls）高65米，比尼加拉瓜瀑布还要高，只是没那么宽。特温福尔斯瀑布的高度为38米，比较短，但同样壮丽。以上种种因素加起来，水雾迷蒙的瀑布让我们感觉单调乏味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摩门教徒的家乡，带有孤寂和与众不同的氛围。不过就我记忆所及，街道看来太空旷，商家也一直濒临倒闭边缘。他们为什么没有关门大吉实在让人想不透，因为巨大的斯内克河将我们与爱达荷州更富饶、更美丽的地区分隔开来。只有培林桥——一座距河面约150米高的跨河大桥——让我们可以通往森瓦利，我一直认为那里存在着其他文明。
我心想，也难怪我母亲从未对特温福尔斯感兴趣，即便童年生活困顿，她仍然渴望回到纽芬兰。当她小时候住在小佛特镇时，她曾经望着窗外延绵不绝的绿色山脉、壮观的岬角、深不可测的海水，她曾经在那里划着她自己的平底小船，横渡满布鲸鱼的小海湾。而当她从特温福尔斯的家中望出窗外时，她看见的只有山艾树和成堆的熔岩，这是64万年前黄石巨火山口（Yellowstone Caldera）最后一次爆发的遗迹。现在，没有海盐的芳香，炉灶上也没有甘蓝菜，整个家中只飘溢着带有杀虫剂味道的水肥味。她不曾抱怨，至少克里斯和我的印象中没有，但是她也从未释怀，不能原谅那命运的力量将丈夫从她身边夺走，并将迷迷糊糊的她送到斯内克河冲积平原干裂的土地上。这里是美国最大的奶酪农场集中地，周围都是摩门教徒和牧羊人。
克里斯和我对于跟祖父母住得这么近，感到一点问题也没有。他们对待我们就像他们自己的孩子一般。我会去他们家玩，当爷爷在后院的商店制作他的专利产品——“罗斯钓饵隔板钓鱼箱”时，我会当他的小跟班。在午餐时间，我们一边吃着涂上花生酱的土豆片，一边听着保罗·哈维（Paul Harvey）主持的广播节目。吃完午餐，爷爷会回到店里，然后我就去寻找约瑟芬一坨坨的狗大便，每清理一坨，爷爷就会给我一分钱。我喜欢爷爷穿在身上的浆过的短袖格子衬衫的味道，还有他穿着工作靴重步走在厨房里斑驳的地毯上的声音。我确信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从他的身上推测出我生父的样子。当我坐在他的大腿上，用手臂圈住他时，我肯定感受到了我父亲的爱。
住在利兹奶奶和霍华德爷爷家附近，意味着克里斯和我早早就学会领略户外世界的奥妙之处。在无数个夏日的早晨，我们会挤进他们的白色福特小卡车，前往魔幻水塘，那是他们最喜欢去的一个钓鱼地点。当他们坐在充气小艇中啜饮威士忌酒时，我和一头红发、满脸雀斑的哥哥就用印有玫瑰花的茶杯舀湖水喝，并小口小口咬着沾有沙砾的泥蛋糕。我们会在祖父母的旅行拖车中露营，并抓蝌蚪放在纸杯中。有时候，我们会把小小的青蛙留在纸杯牢笼中，直到所有的水都干掉。我们——至少是我啦，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在我进幼儿园之前，我就已经生过两次因泥巴和湖水引起的疾病，湖水反射的强光还造成了我永久性的晒伤。
时光流转，我在户外的古怪行径变成家中茶余饭后的话题。有一天，我跟祖父母去露营，我们顺着一条流速缓慢的河流，在岸边走着。河水发出潺潺的流水声，吸引我去凝视那一圈圈的涟漪。我看着看着，一个没站稳，就滑进水里了。丽兹和霍华德走在我前面，并未留意，他们正在寻找较深的湖泊准备钓鱼。但是就如同奶奶说的：在某个时刻他们注意到我的歌声没了，不消片刻，他们意识到我失踪了。他们跑回最后知道我所在的地点——再次听到了我的歌声。那就是他们找到我的方式，当时的我悬挂在岸边的一条树根上，身体伸展出去，在水面上来回摆动，
对我们小孩而言，没有比跟自己的祖父母一起仰望星星，或是趁着奶奶跟她的女伴在露营拖车中玩牌时溜出去四处乱玩更棒的事了。但是对我母亲而言，罗斯家一直都提醒她，她并不属于这里。她的公婆从来就不喜欢她，这点她很确定。从我父亲带她到爱达荷州，而他们坚持要检查她的牙齿好不好的那天就确定了。他们还会嘲笑她的发音，而且告诉她说，在生下哥哥和我后，最好开始节食，不然她的丈夫会开始找另外一个老婆。即使我父亲临终之际，利兹奶奶还是无法接受我母亲。当我母亲乞求见我父亲最后一面——在医院要拔掉父亲的氧气管之前，利兹奶奶（她比我的母亲高18厘米，重18公斤）差不多是将她一把甩开，害得她的背被床架锁戳到了。
虽然初来乍到，但我们已经落地生根，所以妈妈、克里斯和我尽量过好新生活。我们玩“滑坡与梯子”棋游戏，看《芝麻街》，而且读了数百本书。我母亲最爱跟我说，即使我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婴孩，也有办法让她跟我哥哥捧腹大笑。当她在电子炉上煮高丽菜卷时，我会用手指和脚趾勾住游戏围栏的边带，然后绕圈圈，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猴子一样。之后，当碗盘洗好了风干时，妈妈会先把我放进婴儿床里。因为克里斯年纪比较大，所以他晚上一定比我晚睡。但是不消几分钟，他和我妈妈就会听到“砰”的一声，这意味着我将身体挂在栏杆上，掉下来撞到了头。几秒钟后，我又来了，穿着睡衣边爬行，边发出咿咿呀呀声，下定决心要与他们一起行动。
“你是上天派来的神奇宝贝，是来减轻我的寂寞的。”我母亲说道，“我明白这点，因为虽然上帝将你的父亲带走了，但是他把你送给了我。”
我真希望我能够成为不让母亲陷入低潮的万灵丹，不过这个英雄的角色后来被邻居太太玛琳和特里抢去了。她们不愿看她孤单一人和悲伤难过，于是费尽心思帮我妈妈安排相亲。如果妈妈跟这个牧场主人或那个律师出去时，她们就会过来充当保姆，顺便把自己的小孩带来。在我学龄前的年纪，大多数的照片中，我都站在特里的女儿玛西旁边，一副无辜又害羞的样子，好像我们刚用手指涂鸦我卧室的墙壁，然后又抓了一大把狗饼干来吃（说不定真的干过）。
当妈妈需要借点咖啡时，哭泣时，庆祝克里斯第一天上学时，玛琳和特里都在她身边。她们邀请我们参加每一个生日派对、节日庆祝还有游行。在母亲觉得她再也承受不住寂寞的那天下午——她说感觉像是有一只锚系在她的脖子上，结果也是她们冲过来照顾哥哥和我。妈妈站在厨房窗边看着克里斯和我在后院玩耍，一边想着：“我该怎么做？身上担子这么重，却孤立无援。”她不记得有打911，但是几分钟后，一辆救护车呼啸着开进了我家车道，跳下来两名身材高大健壮的医务人员。在快速评估她的精神稳定度后（她还没疯狂到需要送往精神病院，但是眼睛瞪得硕大，而且大叫大嚷以致必须受到监看），他们将她固定在轮床上，迅速送往医院，展开为期一周的“休息和放松”。
妈妈的悲伤什么时候开始难以控制的？应该是从她站在那个小窗户边，自杀的计划在她脑海中成形时开始的。她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做，但是工具就出现在她眼前：一个从她的除毛刀取下的刀片，一把锐利到可以横过我的刘海儿划出完整线条的剪刀，还有在我父亲的葬礼之后，瓶中剩下的医师开处方给她助睡的安眠药。她把瓶子里剩下的药丸全吞了。当然，重点不是她用来切断与我们相连的纽带的方法，而是她觉得，再也无法扛起我们这两个孩子沉重的负担。
注释：
[1]埃维尔·克尼维尔（Evel Knieve），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摩托飞车特技表演闻名全美的传奇人物，2007年病逝，享年6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