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凭借着自己的聪慧和勤勉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更有梁思成的宠溺，人们觉得她幸福得冒了泡，却不知道她背后所要承受的痛苦。梁从诫说：“我的祖母一开始就对这位性格独立不羁的新派的未来儿媳不大看得惯，而两位热恋中的年轻人当时也不懂得照顾和体贴已身患重病的老人的心情，双方关系曾经搞得十分紧张，从而使母亲又逐渐卷入了另一组家庭矛盾之中。”
林徽因要经历的何止这些，她的父亲因为思想激进不听劝告在军阀混战中成了牺牲品，中流弹去世了，经济成为林徽因亟待解决的问题。梁启超适时地伸出援手，自小独立而自尊的林徽因为了不让老人家失望，用优秀的学业回报了梁启超。
回国后的林徽因生活并没有变得平静，战争让他们的生活颠沛流离，不仅仅是温饱，安全也是奢望，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日机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中，我们的住房就几乎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在这所房子里我们住了三间……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玻璃的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房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
林徽因吃的苦够多，在奔波中身体出现了问题，但是经济却不允许她停下来。当时他们寄居在朋友家里，可是朋友生活也很拮据，于是林徽因举家南迁，打算到昆明去。梁从诫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们在长沙首次接受了战争的洗礼。九死一生地逃过了日寇对长沙的第一次轰炸。紧接着，在我们从长沙迁往昆明途中，母亲又在湘黔交界的晃县患肺炎病倒。我至今仍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们，搀着高烧四十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店。最后幸亏遇上一批也是过路的空军航校学员，才匀了一个房间让母亲躺下。
“这也是战争期间我们家同那些飞行员之间特殊的友谊的开始。旅途中的这次重病对母亲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埋下了几年后肺病再次复发的祸根。……
“三年的昆明生活，是母亲短短一生中作为健康人的最后一个时期。在这里，她开始尝到了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生活的艰辛。父亲年轻时车祸受伤的后遗症时时发作，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母亲也不得不卷起袖子买菜、做饭、洗衣……
“同他们过去的生活相比，李庄的日子真可以说是贫病交加了。然而，就在这样的境遇之下，母亲和父亲并没有被困难所压倒，而是拼上性命，继续坚持着他们的学术事业。”
可见，即便再艰苦，林徽因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或许，正是因为林徽因的内心强大赋予了她光辉的形象和人格魅力，即使是在动荡的年代，她也可以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人。
“胜利后在北平，母亲的生活有了新的内容。父亲应聘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但不久他即到美国去讲学。开办新系的许多工作暂时都落到了母亲这个没有任何名义的病人身上。她几乎就在病床上，为创立建筑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同青年教师们建立了亲密的同事情谊，热心地在学术思想上同他们进行了许多毫无保留的探讨和交流。同时，她也交结了复原后清华、北大的许多文学、外语方面的中青年教师，经常兴致勃勃地同他们在广阔的学术领域中进行讨论。从汉武帝到杨小楼，从曼斯菲尔德到奥尔夫，她都有浓厚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
“但是，这几年里，疾病仍在无情地侵蚀着她的生命，肉体正在一步步地辜负着她的精神。她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的生活：白天，她会见同事、朋友和学生，谈工作、谈建筑、谈文学……有时兴高采烈，滔滔不绝，以至自己和别人都忘记了她是个重病人；可是，到了夜里，却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辗转呻吟，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喝水、咳痰……夜深人静，当她这样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时，再没有人能帮助她。她是那样的孤单和无望，有着难以诉说的凄苦。往往愈是这样，她白天就愈显得兴奋，似乎是想攫取某种精神上的补偿。”
林徽因的强大使她不必在任何人的怜悯下生活，她可以独立工作、支撑家庭、支持丈夫的事业，将母亲、妻子、挚友的角色都做到了极致。她依靠却不依赖，她强大却不强势，从来不会咄咄逼人，所以她的身边总是聚集着很多仰慕她的男男女女。
强大是很多女性追求的目标，但是很多人也在强大了之后便不自觉地变得强势。强大可以让女人光芒四射，但是强势却会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和工作陷入困境，当你在自以为是地指手画脚时，已经亲手将身边的人推得越来越远。尤其是在自己喜欢的男人面前，强势只会让对方离你越来越远。
最好的女人应该是外柔内刚的，外表柔情，内心强大。女人强大本来就会让身边的人尤其是男人备感压力，如果强大之外女人还很强势，时常想干涉别人的决定，那么她一定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婚姻和事业都不会完满。
男人大都喜欢像林徽因一样独立的女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可以自己做主，不依附任何人，男人在她们身上看到的是自信坚强，愿意靠近她们，所以林徽因在太太客厅里才会成为焦点；在事业上可以相互扶持，甚至同舟共济，但是在家里却下得了厨房，愿意为家人洗手做羹汤。强势的女人喜欢说一不二，不懂得隐藏自己的锋芒，以为自己有一双洞察世事的火眼，对任何事情都喜欢追根究底，虽然获得了优越感，但是也失去了被人亲近的机会。因为很多人都喜欢被需要，尤其是男人，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另一半能够依赖自己，所以女人一定要懂得将自己的锋芒掩藏起来，让工作和生活变得更美满。
你的高度决定你的眼界
优雅的女人从不会依附任何人，不做攀岩的凌霄花，而做展翅高飞的鲲鹏，所以优雅的女人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从中体会到快乐。
尼采曾说：“别爬上山顶去，也别站在山脚，从半高处看，这世界最美好。”站在不同的高度看世界，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而你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取决于你所站的高度。
人生就像爬山一样，有些人拼尽全力、不畏艰险，最终站在了高高的山顶；有些人只希望一生顺遂、不思进取、甘于平庸，于是在山脚下徘徊；有些人好不容易到达了半山腰却没有了继续攀登的勇气。站在山顶的人，也许会满身伤痕，但是也体会到了一览众山小的豪情。
牛顿曾说：“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只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居高者，见多识广，思考得更多，离成功的距离也更近。林徽因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定位设在了高高的山顶，站在了让人仰望的高度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于是她最终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骄子，被众多的知识分子所倾慕，而她也竭尽所能地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建筑事业。
或许是专业性太强的缘故，作为中国建筑的先驱者，她为中国建筑业做出的贡献鲜少有人提及。人们对林徽因的熟识源于她的诗歌及与徐志摩之间的爱情纠葛。所以林徽因留给人们的印象始终是才女而不是建筑学家。
梁从诫说：“母亲爱文学，但只是一种业余爱好，往往是灵感来时才欣然命笔，更不会去‘为赋新词强说愁’。然而，对于古建筑，她却和父亲一样，一开始就是当作一种近乎神圣的事业来献身的。”林徽因之所以对建筑感兴趣源于一件小事情。
林徽因跟柏烈特医生一家到布莱顿度暑假。柏烈特医生最小的女儿斯泰西在用沙子堆城堡，可是反复了几次之后都没有成功，于是喊自己的姐姐帮忙。她的姐姐黛丝是工程师，可是当时的林徽因并不知道工程师到底是做什么的。于是问黛丝：“什么是工程师？”黛丝说：“我对建筑感兴趣，将来想做工程师。看到我们身后的建筑了吗？那是中国风格的建筑，明天你可以跟我一起去那里，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给我讲讲关于中国建筑的事情。”
可是当时在林徽因的意识里建筑就是盖房子，但是黛丝却告诉她，建筑和诗歌一样是一门艺术，有自己独立的特色和语言。林徽因被黛丝的话深深地吸引了，之后的几天，她陪着黛丝到处画素描，而布莱顿区别于将大教堂作为城市中心的英国其他城市，这里的标志性建筑是英皇阁，在与黛丝参观了所有的建筑之后，林徽因深深地迷恋上了建筑这门高深的学问。她知道了建筑和盖房子的区别，知道了建筑与艺术的关系，这一次布莱顿之行为林徽因一生的事业奠定了基础。当林徽因回到国内后，在看到那些古色古香的庙宇和殿堂后，对建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受，这更加坚定了她学建筑的决心。
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学的贡献不仅仅是那些学术论文和设计，还有为中国造就了一位伟大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梁思成在清华学堂时就表现出相当出众的美术才能，曾经想致力于雕塑艺术，后来受林徽因的影响出国学了建筑。
在国外学成归来的林徽因其实有很多选择，但是她最终选择了和梁思成一起就任于东北大学，之后又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后来又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她做的这一切无关名利、无关金钱，只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人生高度是自己选择的，林徽因一开始就将自己的人生设定了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梁从诫说：“从一九三一到三七年，母亲作为父亲的同事和学术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亲和其他同事一道，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我国许多有价值的、成貌尚存的古代建筑，往往隐没在如今已是人迹罕至的荒郊野谷之中。当年，他们到这些地方去实地考察，常常不得不借助于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风宿雨。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
“一九三七年六月，她和父亲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骑着骡子在荒凉的山道上颠簸，去寻访一处曾见诸敦煌壁画，却久已湮没无闻的古庙——佛光寺。七月初，他们居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它，并确证其大殿仍是建于唐代后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构，也就是当时所知我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新中国成立后，在同一地区曾发现了另一座很小的庙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这一发现在中国建筑史和他们个人的学术生活中的意义，当然是非同小可的。直到许多年以后，母亲还常向我们谈起当时他们的兴奋心情，讲他们怎样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母亲又怎样凭她的一双远视眼，突然发现了大梁下面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就是这些字，成了建筑年代的确凿证据。而对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中本庙施主‘女弟子宁公遇’端庄美丽的塑像，母亲更怀有一种近乎崇敬的感情。她曾说，当时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一千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林徽因进入了另一个高度。之前虽然大家都知道她是才女，可是多数时候还是会称她为梁太太，但是解放之后，她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她真正以林徽因的身份来担任社会职务，来为人民服务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她所热心从事的另一件工作，是倡导某些北京传统手工艺品的设计改革。当时有人来向她呼吁，要挽救当时已濒于停顿、失传的北京景泰蓝、烧瓷等手工业。她对这件事给予了极大的关住，曾和几位年轻的工艺美术工作者一道，亲自到工场、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蓝等的制作工艺，观看老工人的实际操作。然后她又根据这些工艺特点，亲自设计了一批新的构思简洁、色调明快的民族形式图案，还亲自到作坊里去指导工人烧制样品。在这个过程中，她还为工艺美院带出了两名研究生。”
林徽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给予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她将自己放到了同时代人仰望的高度。即使作为一个业余的诗人她也有很多小女人的浪漫情怀，但是她始终活在现实里。她将精力和时间花在了建筑研究上，偶尔的浪漫只是用来调剂生活，让生活更加鲜活，而她的理想和初衷始终都没有改变过。虽然她有足够的资本去挥霍生活、去享受浪漫、将浪漫定为生活的主旋律，但是在她的人生词典里，研究和保护中国的古建筑才是最亮眼的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