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由于不能实现既定的目标而无法控制自己，总是局限在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小圈子里，才会让我们精神崩溃和生活窘迫。
前面提到的维奇·卡贝尔的战胜忧虑的万能公式，是不是可以解决你所有的忧虑呢？不，当然不能。
那么当你面对忧虑时，该怎么办呢？答案是——我们一定要学会下面三个分析问题的基本步骤，并用它们来解决各种不同的难题。
这三个步骤分别是：
第一步：要看清事实。
第二步：细致地分析事实。
第三步：得出结果，作出决定，然后理智地实施行动计划。
这是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也是他亲自实践过的思维模式。如果我们想解决那些压迫我们、让我们寝食难安的、使我们成天像生活在地狱中的问题，那我们就必须应用这些方法。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步：要看清事实。为什么说看清事实如此重要呢？因为除非我们看清楚事实，否则就无法很理智地解决问题。如果没有看清事实，我们就只能在混乱中摸索。这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吗？不，这是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学院院长赫伯特·霍基斯所说的。他曾帮助过20万中学生解决他们忧虑的问题。
他告诉我：“导致忧虑的主要原因是混乱。比如，如果我有一个问题必须在下周二以前解决，那么在下周二之前，我根本不会去试着作出什么决定。在这段时间里，我将集中精力去搜集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事实。我不会发愁，不会为这个问题而难过，更不会失眠，我只是全心全意地搜集所有的事实。等快到星期二的时候，如果我已经看清了所有的事实，一般说来，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我问霍基斯院长，这是不是表明他可以完全脱离忧虑了？
“是的，”他说，“我想我可以如实地说，我现在的生活完全没有任何忧虑。我发现，假如一个人能够把他所有忧虑的时间都用在以一种很超然、很客观的态度去寻找事实的话，那么他的忧虑就会在知识的光芒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我们大多数人会如何做呢？如果我们要考虑事实——爱迪生曾郑重其事地说：“一个人为了避免花时间去思想，往往会用各种手段。”也就是说我们通常会像猎狗那样，去找寻那些我们已经想到的，而忽略了其他的一切。我们只需要那些适合我们行动的事实，那些只适合我们的如意算盘、适合我们原有偏见的事实。
“一切和我们的个人欲望相符合的，看来都是真理，而其他的一切只会使我们感到愤怒。”正如安德烈·马罗斯所说的这句话。
难怪我们会认为要得到我们问题的答案是如此艰难。这好比我们一直假定2加2等于5，而这不是连一道二年级的算术题都不会做了吗？可实际上，世界上就有许多人坚持认为2加2等于5——或者是等于500——以至于弄得自己和别人的日子都很不好过。
我们对此该如何是好呢？我们应该将感情因素排除于思想之外，就如霍基斯院长所说的，我们必须以一种“超然、客观”的态度来看清事实。
当我们忧虑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当我们忧虑时，往往会情绪激动。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两个办法，它们有助于我们像旁观者一样以很清晰客观的态度看清一切事实：
首先，在搜集各种事实时，我假装不是在为自己搜集的，而是在为别人做这件事，这样使我可以保持冷静而超然的态度，也可以帮助自己控制情绪。
其次，在搜集造成各种忧虑的事实时，我有时候还要将自己假设成对方的律师，也就是说，我也要搜集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实——那些有损我的希望以及我所不愿意面对的事实。然后，我会把两方面的所有事实都写下来。这时，我通常会发现真理就存在于这两个极端中间。
如果不事先看清楚事实的话，你、我、爱因斯坦，甚至连美国最高法院，也无法对任何问题作出聪明的决定，这就是我要说明的要点。爱迪生就很清楚这一点，在他死后遗留下来的2500本笔记中，记满了有关他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事实。
因此，看清事实就是解决我们困难的第一个办法。让我们仿效霍基斯院长的方法吧，在没有以客观态度搜集所有的事实之前，不要去想怎样解决问题。
不过假如对事实不加以分析和解释，就算是把全世界所有的事实都搜集起来，对我们也没有丝毫的帮助。
据我的经验，如果先把所有的事实都写下来然后再进行分析，事情就会变得容易很多。事实上，只要在纸上记下各种事实，把我们的问题清楚地写出来，就有可能帮助我们做出一个很合理的决定。这正如查尔斯·吉特林所说的：“只要能把问题讲清楚，就已经解决了一半问题。”
对于这种方法的效果如何，让我用实例来告诉你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百闻不如一见”。我要告诉你一个人是怎样把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真正付诸行动的。
就以盖伦·李克菲的事情来说吧——我认识他好几年了，他在远东地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美国商人。1942年，日军侵入上海时，李克菲先生正在中国。下面就是他来我家做客时给我讲述的故事：
“轰炸珍珠港之后不久，日军又占领了上海，当时我是上海亚洲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他们派来了一个所谓的‘军方清算员’（实际上他是一位海军上将），命令我协助他清算我们的财产。这种事，我毫无办法，要么就跟他们合作，要么就是死路一条。
“因为我已经无路可走，所以我只好遵命行事。不过，有一笔大约75万美元的保险费，我没有填写在清单上。我之所以不填进去，是因为这笔钱属于我们香港的公司，而与上海公司的资产无关。不过我还是担心万一日本人发现了这件事，可能会对我非常不利。他们果然很快就发现了。
“当他们发现时，恰巧我不在办公室，我的会计部主任则正好在场。他告诉我，那位日本海军上将当时就大发雷霆，还拍着桌子大骂我是强盗和叛徒，还说我侮辱了日本人。我知道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猜想我很有可能会被他们关进宪兵队去。
“宪兵队也就是日本秘密警察的行刑室。我有几个朋友情愿自杀，也不愿被送到那个地方去。我还有一些朋友在那里被审问了10天，受尽了各种苦刑后死在那个地方。而我现在也可能要被关进宪兵队了。
“在那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呢？我是在星期天下午得知这个消息的，我想我当时应该吓得要命。如果我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一定会被吓死的。多年来，每当我担心时，总会坐在我的打字机前，打出以下两个问题以及问题的答案：
一、我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二、我该怎么办？
“此前，我都不把答案写下来，只是在心里回答这两个问题。不过多年前我就不再那样做了。我发现同时把问题和答案都写下来，能够使我的思路变得更清晰。因此，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直接回到我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房间，取出打字机，打下了下面的内容：
一、我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我担心明天早上会被关进宪兵队里。
二、我该怎么办？
“我用几个小时来思考这个问题，写下了4种我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每一种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
“我可以试着向那位日本海军上将解释。可是他不会说英文，若是我找翻译对他解释，很可能惹恼他，那样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因为他是个非常残酷的人，我宁愿被关进宪兵队里，也不愿和他去解释这件事。
“我可以逃走。可这又怎么可能呢，因为他们时刻都在监视着我。我从基督教青年会搬出、搬进都要登记，如果我想逃走，很可能会被他们抓住枪毙。
“我也可以留在房间里，不再上班。但如果我这样做的话，那位日本海军上将肯定会起疑心，他也许会派人来抓我，根本不给我任何解释的机会，直接把我关进宪兵队里。
“我可以在星期一早上照常去公司上班。如果我这样做，那位日本海军上将很可能正在忙着，而忘掉了我的事情。而且就算他想到了，也可能已经冷静下来，不再来找我的麻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麻烦了。甚至即使他还来找我，我仍然有机会向他解释，所以我应该和平常一样，在星期一早上去办公室，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等我把所有事情都想过之后，我决定采取第四个计划——一如既往地在星期一早上照常去上班。之后，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时，那位日本海军上将坐在那里，嘴里叼着香烟，像平常一样看了我一眼，但什么话都没说。6个星期之后——谢天谢地，他被调回东京去了，我的忧虑也就此宣告结束！
“就像我前面所说过的，我之所以能保全性命，大概就是因为我在那个星期天下午写出了各种不同的情况，以及每一个步骤可能带来的后果，然后很冷静地作出决定。如果我不那样做的话，我可能会思想混乱，或者是犹豫不决，以至于在紧要关头出现差错。如果我没有分析我的问题并做出决定，那我整个星期天下午就会心乱如麻，那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星期一早上上班时，也很可能表现得满面惊慌——仅此一点，就会使那位日本海军上将起疑心，而使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以后，无数的经验证明逐渐做出决定，的确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都是由于不能实现既定的目标而无法控制自己，总是局限在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小圈子里，才会让我们精神崩溃和生活窘迫。我发现，一旦坚定地作出某种决定之后，50%的忧虑都会消失，在我按照决定去做之后还可以消失40%。”
这也就是说，采取以下4个步骤，通常我们90%的忧虑就会被消除：
第一，清楚地写下你所担心的到底是什么。
第二，写下可以怎么办。
第三，决定该怎么办。
第四，立即就按照决定去实行。
盖伦·李克菲先生现在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几位美国商人之一，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他的成功应归功于这种分析忧虑，并敢于正视忧虑的方法。
威廉·詹姆斯说：“一旦做出决定，当天就要付诸实践，同时不要理会责任问题，也不要关心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的意思是说一旦你以事实为基础，并做出了一个谨慎的决定，就需要付诸行动，而不是停下来再重新考虑，要毫不迟疑，不要怀疑自己，否则只会引起其他的怀疑，不要一直回头看。
我曾询问一位奥克拉荷马州最成功的石油商人怀特·菲利浦，想知道他是如何把决心付诸行动的。他回答说：“我发现，如果在超过某种限度之后，还一直不停地思考问题的话，一定会造成混乱和忧虑。当调查和思考过度对我们有害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付诸行动、不再回头的时候了。”
那么，你何不马上运用盖伦·李克菲的方法来解决你的忧虑呢？下面就是：
第一，我为什么而担忧？
第二，我该怎么办？
第三，我决定如何去做？
第四，我何时开始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