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清这一现象的成因无疑是太费商量的事，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达官贵人们多半是从利害关系去考虑问题的。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这只有林则徐这样高风亮节的官员可以做到。其他人呢？对不起，恐怕是利则趋之祸则避之。这前提，则是官员与国家之间原本有利害，有祸福。匹夫们却没有。匹夫们既然原本就“无利可图”，那么，到了紧要关头，所能考虑的（如果他们真能考虑的话）也就只有一个字——义。
义，按照庞朴先生的解释，就是“宜”，也就是“理该如此”或“理所当然”，因此也是“理”，合起来就叫“义理”。实际上，前面说的那些民间人士，那些庄稼汉和读书人，之所以比某些大人物（如洪承畴）更有气节，就因为他们“认死理”。庄稼汉认的是这样一个死理：“脑袋可以不要，但膝盖是不能弯的。”读书人认的死理，则是黄道周临刑时咬破食指血书的八个字：“纲常千古，节义千秋。”正因为认死理，他们不但和外族军队斗，也和本朝皇帝争。比如明万历年间，朝中大臣（主要是那些坚持儒家正统观念的“方正之士”）就为“立储”一事和神宗皇帝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斗，坚决不许他“立爱不立长”。乌纱丢掉了，屁股打烂了，仍前仆后继不依不饶，直到最后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储君才罢休。
现在看来，这种争论实在无谓甚至无聊。长子当又怎样？次子当又怎样？凭什么就非得“有嫡立嫡，无嫡立长”？长子就一定聪明仁厚，利国利民吗？次子就一定昏庸暴戾，祸国殃民吗？没道理嘛！所以是“死理”。但“认死理”之所以可贵，就因为认的是“死理”。如果是“活理”（比如“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就没什么了不起。再说，当时他们可以认的，也只有这一条“死理”。
所以我们对于上述书呆子们（也包括同样“呆气”的其他人）的认死理，要有一个辩证的看法。“纲常”、“节义”之类的东西是必须评判和抛弃的，但在它们被认为是“天理”的时代，对这种“非理之理”的坚持本身，却是一种应该肯定的精神。也就是说，他们所认之理是不是“真理”，是一回事；他们该不该坚持，则是另一回事。这和“服从真理，修正错误”并不矛盾。服从真理的前提是“服”，然后才是“从”，即“心悦诚服”，然后“从善如流”。明知是错，仍不承认，是“文过饰非”，不叫“认死理”。明知正确，却不坚持，也不是“服从真理”，叫“随风倒”。我们推崇的“认死理”，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那“理”必须是坚持者本人认定的，包括别人灌输而他本人又真诚地接受（比如纲常伦理）。至于这些东西是否合理，则另当别论。重要的，是精神。
不要小看这种精神的力量。实际上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历尽苦难却又屹立不倒，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屡遭毁坏却又延绵不绝，原因之一就是几千年来总有人认死理。“秉笔直书”的太史公是，“执法如山”的强项令是，“倔头倔脑”不肯投降的庄稼汉是，“呆里呆气”据理力争的读书人是，宁可得罪人也要“讨个说法”的农妇秋菊，也是。其共同特点，是认准了的事，撞到南墙也不回头。这是一种使任何正派人都会肃然起敬的精神，也是一种使侵略者和专制者最后都不能不却步的精神。因为“你这边刀上的血还没有揩去，他那边又把脖子迎上来了”，你总不能无休止地杀下去吧？结果，强权政治虽能逞凶逞快于一时，最终却只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或垂下自己手中滴血的屠刀。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2）
的确，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伊拉克之所以败得那么惨，原因之一，就因为国家和军队的精神垮了；而所向披靡的清军之所以在江南受阻，则因为那里民气尚在，精神未垮。当然，大江南北最后终于全部落入清军之手，这是因为“批判的武器”终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清廷对待南方士人态度的戏剧性转变，难道仅仅只是因为康熙皇帝对汉文化有一种“难以抑止的热情”？恐怕这“热情”当中也有对前述精神的敬重吧！惺惺惜惺惺，英雄惜英雄。康熙既然是一个有精神的人，他就不会不尊重这种精神。于是有对前明忠义的表彰，典史阎应元也进了江阴的“忠义祠”。这是大度的，也是聪明的——作为一种抽象的精神，阎应元、黄道周们坚持的东西既然可以用于大明，自然也可以用于大清。
自掘坟墓是乾隆
康熙的明智，使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后的王朝很快就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按照这个势头，它似乎是可以长治久安的。然而大清最后还是亡了。灭亡的原因，有外因，有内因；而在我看来，其内因之始即肇于乾隆的文字狱。也就是说，当“乾隆爷”用文字狱来屠灭书生们的意气时，大清王朝的丧钟也就悄然响起了。
这个结论当然需要论证。
前面说过，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支撑着许多民间人士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乃是一种不问恩怨（是否受了朱明王朝恩泽）只认死理（忠孝节义和华夷之辨）的精神，这才拼了命来维护那其实并不怎么样的南明小朝廷。所以，大清王朝如果也想拥有这样一批忠贞之士，就先得保住那认死理的精神。可惜，乾隆他们却只要“死理”（忠孝节义），不要“认死理”。结果，不到一百年，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就认准了另一个道理：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救中国。乾隆的文字狱并没有能够扼杀中华民族的精神，反倒为自己挖好了坟墓。
可见，只要“死理”，不要“认死理”，那就连“死理”也保不住。认死理是什么？首先是“认”，即本人认可；其次是“死”，即始终坚持；第三是“理”，即自圆其说。自己认可，就不能强迫；始终坚持，就不能压迫；自圆其说，就不能逼迫。这就要求社会有相对自由的空间，以保证读书人有相对独立的人格。为什么这里要说读书人呢？因为读书人最有可能认死理，是认死理的代表人物和带头人。读书人的特征是“知书达理”。知书，就有了“认”；达理，就有了“理”。而且，由于读了点书，知道些故事，明白些事理，便总认为自己是对的（虽然事实上并不一定），这就有了“坚持”（死）。所以读书人多半有些呆气，叫“书呆子”，而呆气也叫“书生气”。书呆子者，因读书（有知识）而傻呆（认死理）之谓也。不过，不呆的人，是不会认死理的。读书人又叫书呆子，说明他们最爱认死理。
读书人呆气的表现之一，就是喜欢关心政治，议论朝政，以为这“天下兴亡”，他们这些“匹夫”当真“有责”。这也是有原因和传统的。第一，读书人原本是“士”，而士人至少自春秋战国起便以天下为己任。第二，在实行文官制度的朝代，做官的基本上都是读过书的人。这就使读书人认为，他们关心国家大事，不但理所当然，而且责无旁贷。所以，但凡国家有事，他们就要出来插一嘴。严重一点的如东林党人，还要定期组织了沙龙（每月一次，每次三日）来说三道四。
这着实让人讨厌，但并不可怕。其实读书人除了认死理以外，也没别的能耐，你让他认就是。他说得不对，你可以不听，何必不让他说？这个道理很容易想明白。因此在那些实行开明专制的朝代，只要不指名道姓地骂皇帝，言论还有相对的自由，书生意气也就一脉相承，不曾断了香火。到了国家危亡的时候，这些呆子还会本着不问恩怨只认死理的精神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即便抵挡不住那“武器的批判”，至少也能振奋人心，不至于消弭了士气。
然而乾隆却容不得这些，他要让所有的人都闭嘴。这倒也做到了。于是清代便只有乾嘉学派没有东林党人，但同时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读书人有什么呢？不就是读和说，以及与读和说相关的“想”吗？你现在不让他说，他的魂就去了一半。不能说，即等于不能想，他的魂，就又去了一半。剩下的，便只有“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了。所以我说，文字狱兴，读书人亡；乾隆皇帝万寿无疆，书生意气命若游丝。
没有了又怎么样呢？直接结果是：东林书院被毁（时在天启六年四月，即公元1626年）后不到二十年，大明王朝就呜呼哀哉了。不过明王朝的政策，还只是消灭肉体；乾隆爷的政策，却是要阉割灵魂。因此有明一代，尽管自太祖洪武年间起就有毁灭书院残害士人的记录（就连张居正都干过此事），读书人的那股书呆子气却没有被消灭。非但没有被消灭，反倒越来越猖狂。因为书生意气的特点就是认死理，自然是你越打他的屁股他越犟。这才有拿鸡蛋往石头上撞的反清义举（这也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清末则不然。革命党起义、袁世凯逼宫的时候，有没有史可法，有没有黄道周，有没有阎应元呢？好像没有。
这一点都不奇怪。当整个社会都万马齐喑，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大家都不再议论朝政时，这个政权的兴亡也就没有人上心了。到时候，你想有人出来帮一把，对不起，没门！
何况想帮也帮不上，因为魂没有了，不计后果只认死理的精神没有了。事实上，没有了独立思考，就只有人云亦云；没有了书生意气，就只有奴颜媚骨；所有人都不敢讲真话，就只好说假话。鸦片战争期间，清军前方将帅几乎没有一个不撒谎，没有一个不谎报军情，道光皇帝就在一片谎言之中进行决策（请参看拙撰《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这样的军队，岂有不败之理？这样的国家，又岂有不亡之理？
更何况乾隆皇帝可以不让人们说话，却没法不让人们读书。有人读书，就有人认理，还会有人认死理。如果这个认死理的是曾国藩，就算他运气；如果是孙中山，那他可就倒了霉。当然，宣统、隆裕们的不幸，恰是我们民族的大幸——那个专制王朝终于垮台了，那个维持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也终于垮台了。
礼失求诸野
说到曾国藩，就觉得话还可以再说下去。
曾国藩是清王朝的救星。我们知道，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军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打得清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直到他们碰上曾国藩这个钉子。可以这么说，没有曾国藩，清王朝和中国的历史真不知会如何改写（不过可以肯定，洪秀全如果成功，那一定是第二个朱元璋）。曾国藩之于清，其功劳和贡献均远胜于史可法之于明。
这就奇怪！按照前面的说法，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没有什么读书人来帮忙了吗？怎么又冒出了一个曾国藩呢？
也只能用孔子的话来解释：礼失求诸野。
曾国藩是湖南人。湖南这地方，古时属于“荆蛮”，又叫“三苗”，历来就是一片蛮荒之地。清代以前，除东汉出了个蔡伦（耒阳），唐代出了个欧阳询（长沙），北宋出了个周敦颐（道县）以外，文化方面几乎乏善可陈。隋唐开科取士三百年，湖南举人进京赶考每不及第，被称作“天荒解”。后来好不容易有个名叫刘蜕的长沙人在唐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考中进士，才算破了天荒。以后几百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直到明末清初出了王船山（王夫之）。衡阳人王夫之和浙江余姚人黄宗羲、江苏昆山人顾炎武一样，也曾起义抗清。兵败之后，伏处深山，潜心治学，勤奋著述垂四十年，最后“完发以终”（始终没有剃掉头发改着清人服饰）。荒僻蛮野的湖南，开始挺起我们民族的脊梁。
但湖南真正让人刮目相看，却是在晚清咸丰、同治之后。从此，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湖南人的时代”。陶澍（安化）、魏源（邵阳）是第一拨，曾国藩（湘乡）、左宗棠（湘阴）、胡林翼（益阳）、郭嵩焘（湘阴）是第二拨，谭嗣同（浏阳）、唐才常（浏阳）又是一拨，黄兴（长沙）、蔡锷（邵阳）、宋教仁（桃源）、陈天华（新化）又是一拨，然后是毛泽东（湘潭）、***（宁乡）、彭德怀（湘潭）、贺龙（桑植）、罗荣桓（衡东）、任弼时（湘阴）、李立三（醴陵），正所谓“湘省士风，云兴雷震，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杨昌济先生语）。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3）
这些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湖南人，观念不同，主张不同，归属也不同，但都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叫“霸蛮”。曾国藩一介儒生，却领兵出征，屡败屡战，是霸蛮；谭嗣同本可流亡海外，却宁愿选择牺牲自己以唤醒国人，是霸蛮；蔡松坡以弱抗强，率两千子弟兵和十万袁军死战，是霸蛮；毛泽东带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深入不毛，扭转乾坤，也是霸蛮。就连王船山居瑶洞四十余年，写成等身著作，没有霸蛮的精神怕也不行。总之湖南人的精神就是霸蛮。听听湖南人的口号就知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是霸蛮；“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也是。
什么是“霸蛮”？就是一件事，大家都说不能做，或不可能，他偏要做，而且把它做成。可见“霸蛮”也就是“认死理”，或以“认死理”为前提，只不过不光是“认”，还要“做”。这也是湘省士人的一大特点——不仅“坐而论道”，还要“身体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