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月月：薛宇那天没再追我，他毕竟有任务不能离开酒店。他乘电梯回到楼层，正巧被饭店服务质量检查组的几个巡查干部堵住了。检查组的人劈头就问：“你是九楼的服务员吗？”薛宇看着他们，阴着脸没有吭声。这种正视，这种沉默，统统被当作了对纠查的抗拒。检查组的人火了，抬高声音再问：
“你是不是九楼服务员？”
九楼的领班听见声音从工作间跑出来，赔着小心说：“是我们层的。”检查组的说：“服务员不允许乘坐客用电梯知道吗？”
领班点头哈腰：“知道，知道。”
检查组的瞪眼：“我没问你！”
领班连忙看薛宇，薛宇哑着嗓子说：“知道。”
检查组的拿出违纪单：“你自己说，罚多少。”
薛宇木呆呆的，说不出话来。
检查组的也不再商量，撕下违纪单，说：“交一百吧，五十块钱是事儿，五十块钱是态度。”
薛宇没解释，把头一低，就接了单子。
检查组的人走了，薛宇还怔怔地站在原地不动，眼圈红了。领班还以为他是心疼这一百块钱呢，就劝他，说没事，等以后让你们领导找我们保卫部把罚你的钱都要回来不就得了。领班说：“也是该着你倒霉，服务质量检查组的头儿现在和我们客房部的头儿不对付，这一阵儿老是盯在楼层挑刺儿，大伙儿都给他们罚怕了。”
薛宇并没把这事汇报给队里，也许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忌讳把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伤得太厉害，也许是因为薛宇虽然恼恨我但并没有恨透我。可第二天伍、李两位队长还是分头批评了我们俩，说我们重任在身还如此不分场合不分时间地闹个人感情纠纷，实在是太没规矩太不成器影响极坏。后来我听刘保华说薛宇在饭店大堂拐角处拽着我骂我的情形被不远的外线侦查员看到并向队里作了汇报。他还告诉我伍队长在批评薛宇时薛宇闷着头一言未发。
刘保华问我，你和薛宇到底怎么啦？
那天外线还反映，潘小伟吃过中午饭后，一个人到饭店的桑拿浴室去洗桑拿浴。在饭店里洗桑拿也很贵，再加上洗的人很少，外线如果跟进去一定暴露，所以只是记录了他进浴室和出浴室的时间，并没有跟进去。从记录上看，潘小伟在里边一共呆了四十分钟。
海岩：倒不怕热。不过桑拿一般都是胖人洗，减肥。
吕月月：中午一般是很少有人蒸桑拿的，但是潘小伟脱光衣服走进用芬兰木板制成的桑拿房时，里边已经坐了一个人正在等他，就是他的大哥。
海岩：啊，原来桑拿房是他们约定接头的地点。这倒有趣，赤身裸体，热气腾腾，这哥俩儿倒是别出心裁。
吕月月：在饭店的公共场所秘密接头，桑拿房确实是最自然也最便于避人耳目的地方。
海岩：他们谈了些什么？
吕月月：主要是潘大伟给他弟弟鼓劲，因为潘小伟向他大哥明确表示不想再参与这件事情，他说你忘记父亲死前要你怎样待我的吗？你为什么把我往这种风口浪尖上推。潘大伟说你不要怕，一切我都替你安排好了，冯世民不会动你一根汗毛的。潘小伟说我过去不想搅进你的事，现在也没必要搅进去，而且这种事情我干不来的。潘大伟说，你以后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我都依你，但这次潘家和天龙帮必须有个了结，否则，他们要杀的不光是我，还有你，还有整个潘家。你难道不是潘家的人吗！
其实潘小伟别无选择，至少天龙帮要置他于死地也有两次了，不解除这个威胁，今后走到哪里也无宁日，而且大哥“献宝求和”这出戏也不光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潘姓一家，假使潘小伟袖手旁观，于情于理于自己的切身利益都说不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充当他大哥给他指定的角色，代表潘家去见那个冯世民。
但是那天在离开桑拿房之前，他和大哥讲了一个条件。
海岩：什么条件？
吕月月：他告诉他大哥，他认识了一个女孩，那女孩曾经帮助过他，他要求大哥在事情办完之后想办法带她一起走。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潘大伟当然一下子愣住了，他实在反应不过来，在这种紧要关头弟弟竟会节外生枝地冒出这么个荒唐至极的念头来。
“一个女孩？你有没有搞错！”
潘小伟说：“大哥，我一生一世只求你这一次。”
潘大伟给了弟弟一个耳光：“你昏头了！”
潘小伟发狠说：“你答应不答应？”
潘大伟看看弟弟，像看一个陌生人，而弟弟又是那样一脸义无反顾的神色。他有点急了，几乎是恳求地说：“她是本地人吗？带走一个本地人不是一句话啦，你懂不懂呀。”
潘小伟大概知道他大哥早年做过往香港偷渡大陆客的“蛇头”，所以毫不退让地逼他答应：
“你要不答应，我就不去见冯世民！绝对不去！”
潘大伟知道弟弟的脾气，只好先用缓兵之计，摇头叹息说：“搞不懂你呀，让什么三头六臂的妖精给缠昏头了！她是做什么的？”
潘小伟没有把我的身份说出来，他只是说：“到时我会带她来给你看的。”这天的傍晚，我在办公室里接了一个电话。那电话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一片沙沙的杂音。我“喂”了两声，可听筒里只有一个和杂音一样遥远的喘气声。
我不客气地大声问：“喂，你是谁？”
听筒里说：“就你一个人吗？”
是薛宇。我的心猛地提到嗓门儿，我不知该说什么。
薛宇的声调很平静，只是显得有些老气横秋。“月月，我们应该认真谈一谈。”
我沉默了一会儿，问：“谈什么？”
“以前别人对我说，你绝对是一个受不了寂寞的女孩，跟你这样人见人爱的女孩好，要倒霉的。我一直不信。”
“现在你信了，对吗？”
电话里长长出了一口气，未置可否，却问：“月月，你跟我讲句实话吧，你是不是真喜欢他，还是逢场作戏？”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么尖锐的问题，只能强词夺理：“我不会逢场作戏，而且喜欢谁并不等于就要怎么样。”
薛宇的声调有点激动了：“你还要怎么样？要是你喜欢上别人，我会自动走开，可你如果喜欢他，那我不能不告诉你，这已经不是什么儿女情长的事了，这是政治问题。你前几天还说要犯一回错误给我看，我当你是气话，没料到你说到做到。对别的人你要怎么喜欢就怎么喜欢，我无权干涉。可对他，你要掂量掂量后果！”
我知道薛宇说的对，可我当时的心情，很难接受他的这种居高临下威胁教训的口气，我赌着气地说：
“我就爱上他了，你说什么后果！”
我更清晰地听到了薛宇起伏沉重的呼吸：“别忘了你是干什么的，你爱上他就是叛变！”
薛宇这一枪把我打哑了，我羞恨交加，欲哭无泪！我砰地一下把电话给扣了。
四周一下子静下来。这是个星期天，处里大多数人不上班，队里的人大概也都跟队长上美高夜总会踩点儿去了。天好像不那么情愿地暗下来，屋里的桌椅柜子，默默保留着模糊的轮廓。只有两扇不大的窗子还灰灰地亮着，好像两只混浊不清的猫眼，懒洋洋地与人冷眼相对。
我坐在电话机前一动不动，心里感觉被什么东西给掏空了，心情也败坏到了极点。我脑子里反复滚动着薛宇刚才的话：“叛变叛变叛变叛变……”我又想到伍队长，无论是碰上了好事还是坏事，我都会马上想到伍队长，猜测着他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样反应。我还想起了纪春雷，我想老纪真算是忠心忠职、舍身取义了，他有妻有女招谁惹谁了把命搭上，这世界上人死了没有鬼魂吧，我和潘小伟亲嘴对得起他吗？老纪尸骨未寒！一想老纪我甚至觉得无地自容。
我还想了我妈和我死去的爸爸，虽然我嘴上不承认可我心里明白，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是从边远的小县城里走出来的一个土匪的后代，能上了大学分到北京我应该知足应该珍惜不能胡来。
电话又响了，尖锐的铃声吓人一跳，我知道天已很晚。
还是薛宇，他在电话里粗粗地叹气，然后说：“月月，你别这样，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可你知道你这气话真吓着我了，我真怕你一时糊涂啊。”我说：“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他说：“月月，我为什么总也了解不透你，老天给了你这么漂亮的一张脸，可又给了你这么冰冷善变的一颗心，我总幻想，你要不这样，那该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人啊。”
薛宇的话让我全身发软，我知道自己是太不理智太轻浮了，潘小伟这种人这种事其实也就是一阵风来去无踪，怎能认真怎能动情。可我这时一想起了潘小伟，他那张白白的脸在我眼前怎么也挥不走，赶不动。我拿着电话的手有点哆嗦，我哽咽了一句：
“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心里乱透了。”
薛宇好像明白了什么，他良久地沉默，听我啜泣，最后他说：“好吧月月，那你好自为之吧。我知道感情这东西有时候说不清。不过一个人总要忠于自己的职业和组织，这也是人的基本道德，我希望你的情绪别影响眼前的工作。”
我不哭了，我说：“这你放心，我还不至于那么不冷静，我不会对不起大家的。”
这一天是五月二十三日，是潘氏家族与天龙帮约定的和谈日期的前两天。接下来是五月二十四日，各方面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这一天表面上平静无事地度过。
二十五日上午，发生了一件事。亚洲大酒店财务部把电话打到我们办公室，询问这儿是不是平安旅行社。电话是刘保华接的，他回答说没错正是平安旅行社。来电话的人说你们接待的904房的客人在饭店的各项消费已经累计超过两万元，按饭店的规定需要结一次账。刘保华请示队长后，去亚洲大酒店找财务部的结账处要了一份904房的账单，说核对完了再付账。账单拿回来给伍队长看了一遍，伍队长当即跑到处长的办公室来了，一进门他就对处长说：
“你看吧，这是潘小伟在亚洲大酒店这几天的账单。”
处长一看队长的脸色，似乎意识到有什么不妙，他问：“有问题吗？”
账单是用电脑打出来的，记录得极为详尽。队长指着其中一项给处长看：“你看这一笔，是在商务中心打国际长途电话发生的费用，是签单记账的。”
处长好像也明白了什么：“商务中心？”
队长说：“是打给香港的，日期是五月十一号，时间是下午一点二十五分，也就是说，是潘小伟住进亚洲大酒店后不到两个小时的时候打的。”
处长也觉得意外，当然他一时还无法断定这件事的性质，但伍队长却对潘小伟倍感怀疑了。“关键是他到现在还一直隐瞒这件事，我们以为他从搬进‘亚洲’以后就没有对外联系过，其实他早就和他家里联系上了，说不定这些天他们一直用什么方法保持着这个联系。他到底哪句话是真的我看现在都得重新琢磨一下了。”
处长说：“你的意见呢，怎么办？”
队长说：“我想，现在必须马上去亚洲大酒店找潘小伟，好好攻攻他，也许能搞出点新情况来。”
处长摇摇头，“别把他当孩子，他不会说的。”
队长果断地说：“除非他说出点什么，否则我就告诉他取消今天晚上的计划。”
处长说：“取消计划对他们固然不利，可对我们也没好处，今天晚上很可能是我们拿回这把提琴的唯一机会了，别搞得功败垂成。”
队长说：“我们可以把计划推迟，至少推迟一天。”
处长看表，说：“怎么也来不及了，现在离取琴不过还有七八个小时，就算你现在能联系上潘小伟，潘大伟也未必能找到冯世民，这个计划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处长认为大问题不会有，因为接头地点毕竟是在大陆，是我们完全可以控制的地盘。而且潘小伟又在我们手里，如果潘家万一滑头不把琴拿出来，于我无损，而他们自己就难以收场了。队长想想也是，但是他更进一步地建议：
“还有一个办法，等潘小伟一拿到琴，我们立即采取行动提前收回来，以防万一。我们没有必要对潘大伟守信用。如果潘小伟拿不到琴，就立即拘留他，琴在潘家，我们有和潘大伟的电话录音做证据，完全可以向潘家公开追缴！”
处长还是摇头：“不行，局里刚刚转来香港警方的请求，希望我们在潘小伟将琴交给冯世民后，就以非法持有国家文物为名拘留冯世民，然后把他转给香港警署处理。部里要求我们满足港警的这个请求。所以，只要潘小伟拿到琴，美高夜总会献宝和谈这出戏，还非得唱一遍不可。”
处长和队长的这段讨论，是后来队长讲给大家的。队长疑之有据，处长言之有理。队长也明白，事情既已到了这一步，整个行动的方案已经报经局里、部里批准核定，各方人马都已准备停当，要改弦更张，仅仅凭潘小伟隐瞒了一个和家人联络的电话，分量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种情况下队长私下里找了我，就在二十五号那天吃过午饭以后，他单独把我叫到会议室，那里没有人。
他问我：“月月，你觉得今儿晚上的行动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我不就陪着他吗？何况李队长他们都在我后面跟着，外线也挂着，浩浩荡荡，能有什么问题？”
队长想了想，问：“我是说，你陪了潘小伟这么多天，你对他有什么感觉？”
队长猛不丁这么一问，我慌了，我还以为他是听说了潘小伟在电梯里亲我的这件事呢。当时我的脸不知是白了还是红了，心里顿时万分痛恨薛宇，他居然还是向队里报告了。我看着队长那张高深莫测的脸，一句话也答不上来。队长启发我：
“这几天你觉得他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
我支吾道：“没，没什么反常的呀。”
“你认真回忆回忆，想想。”
我颤颤抖抖地问：“队长，您……指哪方面啊？”
他说：“比如，除了他回饭店回房间之外，白天你们不在饭店时他有没有离开你们单独活动的情况，有没有和什么人接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