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不折不挠的乐观精神取得了上风。露斯终于同意与我结婚，让我有机会使她成为世界上最快活的女人，尽管她过去有过许多悲惨的经历。她当时还是个处女，我也几乎是个童男，虽然我那时已三十三岁，说起来，算是我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
不过，当然了，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每过一阵子就同这个或那个女人，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做过爱”。有一个陆军妇女队的成员，一个海军护士，一个商务部速记打字员。但是我基本上是一个为战争服务的狂热僧侣。像我这样的人不少，生活中占去我们的精力和注意力的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战争。
我送给露斯的结婚礼物是我定制的一块木头雕刻。刻的是一双老人的手，握在一起祈祷。这是十六世纪画家艾尔布莱希特·杜莱尔[1]的一幅画的立体化，露斯和我在恋爱的日子里曾几次到他纽伦堡的故居参观。据我所知，把画上的这双有名的手立体化是我的发明。不过从此以后这种复制品就成千上万，到处都有，成了纪念品商店中千篇一律表现宗教虔诚的礼品了。
婚后不久，我就被调到德国法兰克福城外威斯巴顿工作，负责领导一队工程人员甄别缴获的堆积如山的德国文件，寻找对美国工业可能有用的发明创造、制作方法和工业秘密。尽管我不懂数理化，那也没关系，我当初到农业部去工作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到过一个农场，甚至也没有在窗户上栽过非洲紫罗兰。没有什么事情是学文科的人管不了的——这是当时普遍的看法。
我们的儿子是在威斯巴顿剖腹生产的。我结婚时当傧相的本·夏皮罗也调到了威斯巴顿，是他接生的。他刚刚提升为上校。过不了几年，约瑟夫·R·麦卡锡[2]就会发现这次晋升有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夏皮罗在战前是共产党员。“是谁把夏皮罗提升到威斯巴顿去的？”他会这么问。
我们把儿子取名为小瓦尔特·F·斯代布克。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名字后来在儿子看来就像小犹大·伊斯卡略[3]一样。他满二十一岁后就想从法律上来加以补救，改名为瓦尔特·F·斯坦凯维奇，这个名字就登在《纽约时报》书评栏里。当然了，就是那个我们已废弃不用的姓氏，斯坦凯维奇。我现在不免感到好笑，因为想起了父亲曾经告诉我的一件他刚移民到埃利斯岛时的事情。有人告诉他，在美国人听来，斯坦凯维奇有令人不愉快的含义，让人以为他身上发臭，哪怕他整天泡在浴缸里。
我在一千九百四十九年的秋天带着我的小家庭回到美国，又到了华盛顿。我的乐观精神变成了砖块、灰泥、木头和铁钉。我们买下了我们这辈子唯一的房子，就是在马里兰州契维蔡斯郡的那所单层宅院。露斯把杜莱尔《祈祷的双手》的木雕版放在了壁炉架上。她说有两个原因使她只想买这所房子，不想买别的房子。一是它有个放这双木雕手的理想位置，二是门前道上有棵盘根错节的老树。那是一棵开花的酸苹果树。
她笃信宗教吗？不信。她出身的家庭对一切正式的礼拜形式都采取怀疑的态度，这些形式被希特勒称为犹太教，但他们自己不一定会这么叫。我有一次问她，她在集中营里有没有想过从宗教中找寻安慰。
“没有，我知道上帝决不会到这种地方来。纳粹分子也这么想。因此他们才那么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就是纳粹分子厉害的地方，”她说，“他们比谁都了解上帝。他们知道怎样叫他离得远远的。”
我如今仍在思量露斯有一年圣诞节前夕的祝酒词，那是在一千九百七十四年左右。只有我一个人听到——我们那座单层宅院里唯一的旁人。我们的儿子连圣诞节贺卡都不寄给我们。她的祝酒词是这样的，我觉得她在纽伦堡——我遇到她的那一天——也完全有可以这么说：“这杯酒敬全能的上帝，全市最懒的人。”
这话可真厉害。
是啊——我布满老年斑的双手就像杜莱尔的双手一样交叉在叠好的床单上，此时我坐在佐治亚州的牢房里，等待重新获得自由。
我如今成了个穷光蛋。为了付钱进行徒劳的辩护，我倾家荡产，把银行存款、人寿保险、大众牌小汽车、马里兰州契维蔡斯郡的单层宅院都搭进去了。
而我的律师说我还欠他们十二万六千元钱。也许是的。什么事都是可能的。
我也没有什么名气可以出售。我是“水门事件”阴谋策划者中年纪最大名气最小的一个。我想之所以无人对我感兴趣是因为我没有什么权力或财产可失去。别的阴谋策划者可以说是从教堂的尖顶上一落千丈地掉下来。而我在被捕时已坐在井底的一张三脚凳上。他们拿我没有办法，只能把我的凳脚锯掉而已。
但是我根本不在乎。我的妻子在他们把我带走以前两个星期就已经死了，我的儿子根本不同我往来。但是他们还是用手铐把我铐上。这是规矩。
“叫什么名字？”给我登记的警长问我。
我对他很无礼。为什么不呢？“哈里·胡迪尼[4]。”我答道。
一架战斗机从附近一条跑道尽头凌空而起，在空中呼啸而过。这是经常发生的事。“至少我如今已戒了烟。”我想。
尼克松总统本人有一次曾经评论过我抽烟多么凶。那是我为他工作后不久，在一千九百七十年。我被叫去开一次紧急会议，讨论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把四个反战示威者开枪打死的事。参加会议的大约有四十人，尼克松总统坐在一张椭圆形大桌上的上首，我坐在下首。这是自二十年前他当上国会议员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在这以前，他并不想见一见他的青年事务特别顾问。而在这以后，他永远不要再见我了。
维吉尔·格雷特豪斯[5]也在那里，他是卫生教育社会福利部部长，据说是总统的密友之一。他后来在我服刑期满的那天开始服刑。斯皮罗·T·阿格纽[6]也在那里。他后来被控接受贿赂、逃避所得税，对这罪名他不敢提出申辩。爱弥尔·拉金[7]也在那里，他是总统最心狠手辣的顾问，最令人害怕的狗腿子。后来检察官要治他妨碍执法和作伪证罪时，他便投靠了耶稣·基督以求救赎。亨利·基辛格也在那里。他当时还没有建议在圣诞节那天对河内进行地毯式轰炸。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M·赫尔姆斯[8]也在那里。他后来因在国会宣誓后仍旧说谎而受到申斥。H·R·霍尔德曼[9]、约翰·D·埃立克曼[10]、查理斯·W·科尔逊[11]、司法部部长约翰·N[12]·米契尔都在那里。他们后来也一个个地做了“囚鸟”。
我在头一天晚上通宵没睡觉，一遍又一遍起草总统就“肯特州惨案[13]”可能需要讲的话。我想，那些警卫队员应该立即被赦免，然后加以申斥，但为了保持国民警卫队的荣誉，需令他们退役。然后总统应该下令对全国各地的国民警卫队都进行普查，看一看这些穿了军服的公民是不是值得信任，配备真枪实弹去执行控制手无寸铁的人群的任务。总统应该实事求是地称这是一场悲剧，应该向大家表示他很痛心。他应该宣布全国为此默哀一天或者一周，各地降半旗。不仅是为了在肯特州州立大学死去的人，而且也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因越南战争而伤亡的人默哀。当然，总统要更加坚决地把战争进行到光荣结束。
但是从来没有人要我发言，也从来没有人对我手中的文稿发生兴趣。
我的出席只有一次得到承认，而那一次却是作为总统开玩笑的对象。我在会上越来越神经紧张，因此我竟同时抽上了三支香烟，一边还在点第四支香烟。
总统终于注意到我这一头升起了浓浓烟雾，他放下手头的事，瞪着我看。他不知我是谁，于是问了爱弥尔·拉金。
他接着露出了那种不愉快的微笑，那是他要讲挖苦话时万无一失的信号。我至今还总是觉得，那微笑好像是被锤子打烂的玫瑰花蕾。他讲的挖苦话是我听到的他的仅有的一句真正风趣的话。也许这就是我在历史中的地位——尼克松唯一一句上等笑话的嘲讽对象。
“我们暂且休会，”他说，“且看我们的青年事务特别顾问给我们表演怎样扑灭篝火。”
全场哄堂大笑。
注释：
[1]艾尔布莱希特·杜莱尔（Albrecht Dürer，1471－1528）：现通常译作阿尔布雷特·丢勒，生于纽伦堡，德国画家、版画家及木版画设计。文中提到的这幅画指的是丢勒的代表作《祈祷之手》。
[2]约瑟夫·R·麦卡锡（Joseph R．McCarthy，1908－1957）：美国参议员，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他曾任政府活动委员会主席，和罗伊·科恩，在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展开调查清扫共产党员的行动，不少人因此被撤职，后来他还在美军中展开忠诚调查。
[3]犹大·伊斯卡略（Judas Iscariot）：出卖耶稣的叛徒。——译注
[4]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1874－1926）：20世纪初美国著名魔术师。——译注
[5]维吉尔·格雷特豪斯（Vigil Greathouse）：虚拟人物，其原型在文中也会出现。
[6]斯皮罗·T·阿格纽（Spiro Theodore Agnew，1918－1996）：尼克松的副总统，后因其与巴尔的摩政治腐化事件的关系，引咎辞职。
[7]爱弥尔·拉金（Emil Larkin）：虚拟人物，他的原型在文中也有提到。
[8]理查德·M·赫尔姆斯（Richard McGarrah Helms，1913－2002）：美国中央情报局第六任局长。当尼克松“水门事件”被曝光后，拒绝让中情局做总统的“替罪羊”，后被尼克松调往伊朗出任大使。
[9]H·R·霍尔德曼（H．R．Haldeman，1926－1993）：尼克松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水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尼克松的忠实同盟，和约翰·埃里克曼被称作尼克松的“柏林墙”。
[10]约翰·D·埃立克曼（John Daniel Ehrlichman，1925－1999）：尼克松政府的白宫顾问以及国内事务司司长助理。“水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创立“水管工”机密组织。
[11]查理斯·W·科尔逊（Charles Wendeu Colson，1931－2012）：尼克松的特别顾问，“水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1973年皈依基督教，后成立国际监狱团契。致力于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并出版多部宗教作品。
[12]约翰·N·米契尔（John Newton Mitchell，1913－1988）：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长，尼克松的忠实密友。
[13]“肯特州惨案”（Kent State tragedy）：指的是美国肯特州州立大学枪击事件（Kent State shootings），即“五月四日屠杀”（May 4 Massacre），1970年5月4日 上千名肯特州州立大学的学生在举行抗议美军入侵柬埔寨的战争时，与在场的国民警卫队发生冲突。军人使用武力，向示威学生开枪，造成多名学生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