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度一个神奇的夜晚后，已经过去了两周，我们又回到我位于地下室的房间。那晚我们去约克公爵剧院看了一出非常棒的戏，那是智利剧作家阿里耶勒·朵夫曼的经典剧作《死亡与少女》。剧中主角宝丽娜·瑟拉丝是一位前政治犯，性格黑暗扭曲，我被她深深打动。我对里欧说想要听海的声音，因为海是这出戏里的主要场景。于是他开车载我去滨海的布莱顿市。清晨时分我们开车回家，一路上静静听着舒伯特的D小调弦乐四重奏《死亡与少女》，这首令人难以忘怀的动人曲子与这出戏同名，我们稍早在戏院买了卡带，用车上的音响播放。
才睡了两小时，里欧就唤醒我说他必须赶赴新公司上班。
“什么工作？”我睡眼惺忪地问道。
“我担任一位巴基斯坦律师的助理，”他说，“他成立私人事务所，提供南亚客户关于伊斯兰律法的建议。”
“你说的那个巴基斯坦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是伊斯兰法律事务所，在白教堂区（whitechaper），离这里不远，我应该会走路过去。留在床上别起来，我自己出门就可以。”
“不，别走，留下来吃早餐。”我说，一想到他这么快就要离开，我心中有些不舍，“我帮你泡点茶，配酵母酱吃吐司。”
以气味浓烈闻名的酵母酱是由酵母萃取物制成，英国人喜欢早上搭配吐司一起吃，我来英国没多久就发现了这个产品，然后逐渐爱上这种口味。
“谢谢你，但我不吃面包，今天是逾越节[11]。”
“那为什么不能吃面包？”
“因为逾越节只能吃未发酵的面包。”
“什么是未发酵面包？”
“就是不使用酵母制成的面包，没有发过的面包。配酵母酱吃吐司，等于在酵母上面吃酵母！这是双重不祥的食物！”他说道。这大清早的酵母课程令我惊讶不已。
这件事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甚至开始思考我们之间是否还能继续下去。想象一下，去苏格兰度假却不能吃面包会是什么光景！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我们去苏格兰攀爬英国最高峰，共计五小时的攻顶与下山途中，他拒绝吃我准备的酵母面包三明治，坚持向同行登山客讨要肯德尔薄荷糕来补充能量。我们在本尼维斯山（Ben Nevis）山顶的一阵呼啸暴风雪中，为了他奉行犹太饮食规定而起了第一次真正激烈的争执。
这次争执不过是往后一连串争吵的开端，但是接下来的两年内我们还是深深地爱着对方。里欧的想法总会挑战我的观念，这让我对这段关系感到兴奋。他让我对自己的移民背景感到自在，我知道他永远不会把我的“不同”视作某种刻板的异国情调。我某位法国前男友过去总是用法文称我为“印度女子”，我知道里欧不会如此看待我。此外，我很开心他如此渴望旅行，也讶异于即使在陌生国度，他还能拥有完美的方向感。我们从交往初期就开始一起旅行，多数是去中东国家。即使我们人不在中东，而是去了像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土耳其、北非还有印度次大陆这些地方，他也会在当地搜寻阿拉伯伊斯兰教文明遗迹。“我无法想象没有你的生活。”当我们站在雅典卫城的阶梯上时，我们对彼此这么说。他在我的中分发际线上抹上朱砂粉，这在印度教文化里是婚姻的象征。我们生了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我们结婚了，因为没能就婚礼形式取得共识，无法决定该举行犹太式还是孟加拉国式婚礼，于是干脆注册结婚。里欧承诺，有一天会找到愿意举行联合证婚的犹太祭司与印度教祭司。身为一位中东关系分析师，让不同信仰交互对话一直是他的主要志向。
早期，我们（或者多数时候该说我）是如此艰辛地设法面对身为年轻上班族父母的压力，但是我们从未失去当初在伦敦大学酒吧初识时那股因为有对方陪伴而感受到的兴奋。
既然如此，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们为何会给彼此带来那么多痛苦呢？
2 母亲不是犹太人
那日在伦敦，一个昏暗的赎罪日（Yom Kippur）[12]，夜晚里欧从犹太教堂回家，即将结束为期二十四小时的禁食。在这寒冷的秋夜里，我也刚从BBC国际频道位于布什大楼的新闻编辑室值了十二小时的班回来。我手指刺痛，背部酸痛，而长时间暴露于霓虹灯光下的双眼此刻正在适应家中厨房的柔和黄光。我把包和外套扔在厨房里，泡了杯茶，坐在餐桌前。我们六岁的儿子基兰正在画圆脸火柴人，还有他最拿手的圆圆大眼。我跟里欧打招呼，他正站在儿子后方看着他画画。
“今天还好吗？”
“还不错。”
“你看起来好苍白。”
“有吗？”
“格里克祭司还好吗？”
“他很好。”
“要喝些茶吗？”
他没回答。从我刚进屋到现在，他始终绷着脸。他开始整理餐桌上的杂物，回避我的眼神。我这才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心里想着我是否该道歉。我不够敏感，没有意识到他正处于赎罪日禁食期间，在我找到适当词语清楚表达我的歉意之前，他先开口了，以他独有的沉静而坚定的语气说道：“今天是犹太历最神圣的一天。我知道你对宗教不感兴趣，但你至少可以试着尊重我。”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当然尊重你的信仰。你不在家的时候，我甚至还带儿子去犹太教堂参加星期六的祈福式[13]，我很喜欢格里克祭司和他的家人。”
“那你怎能在我禁食的时候在我面前喝茶？你大可再等上半小时左右，禁食就快结束了。”
“拜托，不要找我吵架！我工作了一整天，压力很大。你可能会有兴趣知道以色列正不分青红皂白地炮击黎巴嫩南部……”
“你怎么可以在赎罪日上班？你明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
“你在说什么？我不敢相信你会这样讲。我不是犹太人，你奉行你的宗教我没意见，但我为什么要禁食？我又为什么不该去上班？你怎么可以这么霸道？”
“你根本不懂。我一整年都在压抑自己，唯有这一天我一想到我的孩子永远不会是犹太人，就会从睡梦中惊醒。”他声音颤抖地说。我害怕那每年至少得吵上一回的话题又要来了。我们总是在争论该不该让孩子成为犹太人，每逢赎罪日，这个议题就会被提起。若要让孩子成为犹太人，我就得先皈依犹太教。
“就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所以你要我怎么做？戴顶假发，吃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不吃海鲜，进行为期三年的转化？你疯了吗？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很棒的一对儿；我们想要证明纵使我们来自不同的大陆，有着不同习俗，但我们还是可以共同生活，用健全、自由的价值观教育孩子。我一直想相信我们之间的一切是一个伟大的跨文化的爱情故事。”
“但是每当赎罪日我的感受就会不一样。”他说。一想到我永远不可能转化成犹太人，他的语气难免有些沮丧。但此刻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儿子，我决定趁势结束这个话题。我朝卧室走去准备更衣，好前往他父母位于伦敦汉普斯特德区（Hampstead）[14]的家，一起迎接禁食告终。
“我从来没要求你转化，但如果你爱我，你就会知道什么对我最重要。”
当我听见他这番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我在楼梯口停下了脚步。
“因为我爱你，所以在我生产完从医院回家没多久，当我们的儿子还只是个婴儿时，就让你替他施行割礼，这已经是我这辈子遇过的最难以妥协的事情。”我边说边爬上狭窄的楼梯，进入卧室。
“我不能归化犹太教，里欧，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因为我根本没有宗教信仰！如果我是虔诚的印度教徒或伊斯兰教徒，事情就简单多了。但我不是，你很清楚。”几周后，我再次向他重申立场。
如今回首过去，我常思考我那激进的无神论是从何而来。一定是起因于我拒绝了父亲的信仰。而我拒绝父亲的信仰，导致童年时他无法保护我。
里欧内心或许也很矛盾。根据犹太律法规定，他儿子不算犹太人，这令信仰虔诚的他感到绝望；但另一方面，他出身英国公立学校的背景使他也有理性思考的一面。里欧拥抱我，要我再次安心，虽然他声音颤抖，但他说：“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不会要你转化成犹太人。”
“我那时候不得不答应你替基兰举行割礼，但你要明白我是为了你才这么做，不是为了儿子。”我如此对他说。
“是，我很清楚。我很感谢你。”
他的感谢融化了我的心，导致我做出更多的让步。虽然我不是真心相让，但我发现自己就像个少女，想借此表达我对他的爱。这种模式在我们的关系中不断重演。我总是迫切地想得到他的认可，我会抛下自己的理性判断，不顾一切地想满足里欧对我们家庭的愿景。在我看来，他替我们的生活立下了许多令人气愤且自私的规则，但我不断地接受，这一切把我推向崩溃边缘却无力挣脱。因为一旦挣脱，便表示我得独自存活在这浩瀚世界里，这对我而言是如山一般巨大的挑战；当年我离开父母，切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结时便体验过这一切，那可不是什么愉悦的回忆。除此之外，每当我又接受一条里欧的中东任务戒律，他就会以一种出人意料且迷人的方式向我传达爱意。尽管我怀疑这是他刻意的伎俩，但此招一出总能化解我的所有疑虑。
“如果你想要以犹太教的方式教育基兰或我们未来的孩子，我不介意。”我听见自己这么说。
他深情地凝视我的双眼。我立刻就后悔自己方才许下了这个承诺。我想收回，但一切都太迟了。我想要大喊来表示，虽然我不信奉神明，但印度教文化仍然对我很重要，而我也希望把这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就在那些年里，热情与孤寂开始交织出第一道纱线，纱线最终编成了一张在我们婚姻里反复出现的织锦。我们的情感起伏不定、难以预测，时而出现的高峰令我们持续相互迷恋，然而当无可避免的低潮降临时，这份不确定亦会撕裂彼此，让我们不知不觉间成了受害者。我开玩笑称里欧是“和平斗士”，因为在我看来，他一心一意地把国际事务置于家庭之前。起初，我很轻易就愿意为了他而牺牲。当时的我充满大量的青春肾上腺素，扮演一个女超人对我来说是种享受，身为一个年轻的母亲，我还得同时兼顾BBC的工作；而他只须专心在中东替许多英美新闻社担任特派记者。但是当我的“和平斗士”爱人提议我们全家搬离英国时，我激动地跳了起来。里欧说他无法想象自己永远在伦敦生活，他研读阿拉伯语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在英国首都老死、腐烂，比起在这个污秽的都会中生活、缴贷款，他有更高的使命要完成。我当时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心想离开伦敦对我没什么损失，既然我能把孟加拉国的一切抛在脑后，在伦敦自在地建立我的第二个家，那么只要家人能团聚，要在其他地方打造“第三个家”也不是难事。于是我离开伦敦，前往摩洛哥，只是去了之后才发现里欧的工作都集中在其他地区，于是我和儿子经常长期独自待在一栋寂寞的滨海房屋里，屋里仿佛有一千扇窗户，而大西洋的冷风不分昼夜地灌进屋里。因为我们还没安顿好，厨具、家具、木炭全都付之阙如，所以我们在壁炉里烧报纸、烧海边拾来的漂流木，一度甚至烧起旧小说；我们还得用热水瓶煮鸡蛋。我们的住处距离首都拉巴特（Rabat）搭公交车要三十五分钟，而我们还没有租车。然而里欧这位大记者跑去跟科菲·安南[15]参加一项联合国任务，在北非各国巡回，留下基兰与我两人瑟缩在滨海住宅里，面对大西洋恶魔的讪笑。
我撑了一年才离开拉巴特，丢下里欧回到伦敦。那一年里，我常幻想自己是《北非情人》[16]的女主角。我试着融入这个人人头戴土耳其毯帽的中古世纪之城，并且在马拉喀什（Marrakesh）色彩缤纷的市集里与地毯业者讨价还价，又或者走在拉巴特乌代亚（Udayas）旧城区里的蓝白巷弄内，在那里大西洋猛烈冲击岸边，仿佛要毁灭岸上马穆鲁克（Mamluk）所建造的壁垒。然而当我游走北非街头时，身后永远跟着一个唠叨、不受控、走路摇摇晃晃的小孩，他总爱问我：“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要去找卖蜗牛的？我这次想吃二十六只。”他之前的最佳纪录是十八只。这道摩洛哥佳肴摊后的男人对我说：“你儿子会让许多女人心花怒放。”据说这道蜗牛汤加了十四种具有催情效果的草药。他只是想与我们攀谈、闲聊，但听见这句话只会令我加速离去。基兰与我漫步回古老的城市迷宫内，继续与摊贩喊价好消磨时光。我永远无法勇敢地把一切抛在脑后，让自己彻底沉浸在摩洛哥中世纪古城的迷宫之中。当漫漫长日将尽，我会拖着酸痛的双腿带着儿子搭上行驶于滨海公路上的公交车返家。吃下两打蜗牛的他如今睡在我大腿上，一想到他如此信任我，我的心就被罪恶感与自我怀疑压得不断发抖。
离开摩洛哥之后，我非常迅速地在伦敦重建生活。我有一份全职新闻编辑的工作、一位德国保姆。突然之间我的生活有了全新样貌：儿子、保姆与我三人一起生活，而我奔走中东的丈夫每两个月会来探视我们一次。我的伦敦生活十分繁忙，我有知己好友，还有一份很棒的工作。这样看似完美的生活维持了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