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特兰美尔同志的所谓综合性文章被错误地解释为他竭力在组织上同右派社会党人联合。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相反地，特兰美尔同志甚至对同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统一战线问题抱着很怀疑的态度。但是，这些文章却仍然被用来作为指责特兰美尔的材料，以此说明他不赞成国际的纲领。
（5）第二封信整个说来是很片面的，在一些地方同第一封信十分矛盾。该信很尖锐地、挑衅地反对特兰美尔派，因此，冲突实际上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尖锐了。
（6）把挪威党少数派代表选入执行委员会也是个错误做法。
（7）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开除卡尔·约翰森是个错误的做法。宣布哈尔瓦德·奥尔森同志暂时解职无效，在组织上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他没有停职。
（8）令人遗憾的是，布哈林同志在挪威党代表大会上进行辩论时，对“莫特达格”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指责，这种指责引起了很大的愤慨，成了真正达成协议的障碍。他暗示，在这一派中存在着未来的***主义领袖。对一个党的派别的如此激烈的指责应当或者是说得具体些，把这类分子立即开除出去，或者是收回指责（布哈林插话：不！），因为这既损害党，也损害党同国际的良好关系。
（9）最近的挪威党代表大会的决定认为，党内分歧已经消除。青年国际的领导人沙茨金不顾这一情况，在代表大会之后就发表文章，又提出一切争论问题并对现在的中央进行荒谬的攻击。（沙茨金：这不是真的！那是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难道不能报道它吗？！）这种策略是危险的；不禁要问：进行这种攻击是否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商议过？青年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自己的特殊任务是推动斯堪的纳维亚的青年反对党。在斯堪的纳维亚，青年团没有年轻化，反而弄得老化了。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是成年党员。挪威党的主席是青年团中央中的党代表，他也许是最年轻的青年团中央委员，或者是最年轻的委员之一。他们不搞群众运动，却搞上层运动，而这些上层都是认为自己看问题比党高明的正统的完美无缺的共产党员。这是种离心的倾向，是开始形成两个共产党的标志。我们要求立即消除这种倾向。
谈谈丹麦问题。首先，与党的半无政府主义反抗分子进行谈判是彻头彻尾的错误，这些分子的违纪达到构成犯罪的程度。他们攻击党中央，夺取了党报。接着，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协商问题时发生的开除黑尔贝格同志和剥夺恩斯特·克里斯蒂安森同志所有选任的职务一年，这是个错误。对此缺乏任何正当的原因。这是白白地为党的叛乱分子干的，他们晚些时候再次企图在党内发动叛乱，最终被开除。黑尔贝格同志和恩斯特·克里斯蒂安森同志甚至在艰难时代、在地下时期都对国际和俄国革命给予过宝贵的帮助。没有严肃的理由就开除这样的同志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还可以讲讲执行委员会在瑞典问题上的错误，但是我们会在特别委员会里更近距离地观察这个问题。去年秋天由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在有关瑞典党的问题方面作的批评，是不公正的、不正确的，暴露出对事情的真实情况完全缺乏了解，在党内引起了巨大愤怒。
下面我谈谈“高级”问题——关于宗教的问题。布哈林同志在理论上和我的文章过不去。但是他造成了什么实际结果呢？他说：可以允许把信教者留在党内，应该慎重行事，需要有耐心，等等。须知这是我建议过的东西，允许我按自己的方式对之进行表达才是顺理成章的。我们不反对反宗教的教育活动。我们想要的——是避免对党造成粗暴损害的反宗教的宣传，我们不想疏远有信教情绪的诚实的工人和农民。我想，无论怎样，这一辩论表明我们在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即我们应该像拉狄克同志十分正确地讲的那样尝试为了共产主义和统一战线的利益而争取这些信教的工人和农民，在这点上是一致的。
对于弗利格同志的发言，我想说的是，这一发言与瑞典党毫无关系，主要涉及青年国际执行委员会。
劳尔森（丹麦）：
似乎霍格伦同志对于执行委员会在丹麦党的争论上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感到不满。执行委员会的立场是正确的。当时有可能在丹麦成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尽管存在具有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小派别。在调解的建议被拒绝后，执行委员会再次要求无条件的联合，这次是以指示的形式。当执行委员会看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提出的建议遇到黑尔贝格的行为造成的障碍，执行委员会完全公正地提出，这一障碍应从道路上清除。瑞典的同志也对后来发生的分裂承担一部分过错，因为他们至少在道德上支持了黑尔贝格派。我们现在也在我们的鼓动工作中遇到瑞典同志的行为造成的障碍。无论如何，必须使两派在政治上联合。在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单立的丹麦委员会里，我们将再次尝试尽一切可能实现丹麦的所有共产主义人士的联合。但是，我们应该要求我们斯堪的纳维亚的各兄弟党为促进这一联合做一切必要的工作。
克拉耶夫斯基（波兰）：
季诺维也夫同志对于波兰共产党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提了几点意见。但是这些意见需要局部地纠正。我们的党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同自身队伍中的阻力作斗争，这完全正确；现在至少在党的领导层中这一阻力被铲除了，我们的党坚决地和明确地采取共产国际的观点。不仅中央委员会，而且所有最重要的地方组织，都在这方面作出了完全明确的决议。确实，铲除旧观点的过程有些麻痹和延缓我们在农民当中的活动。
至于我们党是否宣布各民族享有自决权的口号的问题，我可以报告的是，我们无条件地对此执行了。如从我们的所有声明中看到的那样，我们坚持各民族享有自决权的观点。
青木（日本）：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希望在日本成立合法的工人政党。日本的同志们不惧怕迫害和监狱。最近十三年来他们习惯了遭受镇压。但是我认为，组建合法的政党还为时尚早。他们需要工人阶级积极分子的支持和同情：这些积极分子对政治冷淡，没有经验，其政治视野极其狭窄。甚至“日本共产青年同盟”的现在的领袖们也由于自身的改良主义倾向而失去他们的影响。我们是否应该冒着损失工人阶级积极分子的风险而成立政党呢？斯堪的纳维亚的工人反对共产党员，就因为共产党员搞政治。如果我们成立政党，那我们至少有几年将蒙受很大损失。
在政治上，重要的是在组建政党之前培养工人。为反抗《打击激进分子法案》而组建的工人联合委员会在去年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全会应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和作出指示。
日本同志支持集中制，但是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应该注意到日本工人运动的落后和薄弱。
至于统一战线，在日本既没有社会民主党，也没有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工会；在共产党员和工团主义者之间才可能成立统一战线，但是二者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特兰美尔（挪威）：
在研究挪威党和国际之间的分歧时，必须考虑到党的结构和传统。挪威党是36年前成立的，它当时主要是个没有明确政治信仰和没有社会主义任务的工会联合会。它向左转，经过长期的过程，变为社会党。它改组为共产党的过程早在参加共产国际之前就开始了。这种激进的变化过程首先开始于反对改良主义领袖的斗争，即反对集中制的斗争。这个斗争在1918年以激进左派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从而导致参加第三国际。经过两年，我们把工会也争取过来了。我们现在同工会的关系很好，如果我们完全从上面来控制它们，就会有同工会群众失掉联系的危险。
在1921年社会党右派成立了社会民主党，与其他国家相反，社会民主党在挪威是无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共产党却是强大的。
在接受共产主义纲领之后举行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使该党获得29个席位，使其成为在席位数上第二的政党，但是议会党团的领导人——现在的党内反对派首脑勾结一些工会领袖，使议会通过了《强制仲裁法》。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挪威的情况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情况。五分之四的工人跟共产党走，处在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之下的工人可以通过工会被争取过来。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告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呼吁书》只会加强他们的党。
特兰美尔同志在谈到同共产国际的关系时认为，执行委员会没有同党中央预先交换意见就发出的第二封信是根据不正确的情报写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强集中制。这对于具有自己传统的、特别是在集中制实行方式方面已有经验的挪威党来说，是个严重的步骤。党产生了严重分歧，并面临着抉择：或者是国际改变自己的决定，或者是党同国际的关系发生变化。在最近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以94∶92票通过了一项决议，代表大会的决议表明，分歧无法立即消除，正像某些倾向无法立即消除一样。执行委员会做了某些让步，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表明，它在争论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改组党所需要的期限问题上，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在党代表大会以后，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冲突已消除，但是沙茨金在挪威发表的一篇文章说道，如果产生在党中央和国际之中进行选择的问题，那就一定选择国际，因此冲突又重新发生。这种看法必定会使斗争依然继续下去。季诺维也夫的讲话也使人们有理由担心冲突会重新发生。
在各工会中进行着斗争，社会党人竭力对之加以利用。宣布了大规模的罢工和同盟歇业，在这样条件下强迫各工会在这种特殊时刻向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大会派遣代表团是愚蠢的。这会授以社会民主党口实而破坏或者至少削弱工会的团结。
至于工农政府的口号，挪威的条件有些特殊。党已经覆盖了相当多数量的小农，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组织和为党争取其余的小农，而不是像该口号设想的组建新党。如果现在宣布这个口号，会造成增强党内的改良主义分子和派别。
总之，不大的共产党的代表们应该注意到，与对大党来说相比，对它们来说赞同某个决议更容易些。主要目的是能够切实工作和取得实际成果，这就需要群众性的政党。作为结尾，特兰美尔同志说，不应把一切简化为一份提纲，群众性政党成为真正的共产党是需要时间的。
（会议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