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委员会怎么办呢？我们不止一次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应当泄露一个我们的秘密。我本人曾主张立即十分尖锐地公开批评在克里斯蒂安尼亚通过的决议。我甚至起草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件。但是，我们执行委员会中以布哈林同志为首的“右派”（笑声）使得我的草稿虽然没有被否决，但搁置了一段时间，当距离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只有一个月的时候，我不得不同意最好等一等再说。这样，我便向“右派”投降了，我说：“好，就等到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吧。”同志们，我应当十分严肃地说，出现的情况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一个郑重的无产阶级大党实际上不重视我们世界代表大会——挪威党有十分重要的代表出席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真是我们第一次碰到的事情。在克里斯蒂安尼亚通过的决议，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没有一段话是正确的。我不是夸张，这个决议的每段话确实至少有一个原则性错误。挪威的多数派在保护党内那些几乎肯定不会长久同工人阶级在一起的分子。我指的是著名的“莫特达格”集团[1]。在这一派中显然有一些忠诚的同志在观点上是同我们一致的，但是这一派中也有一些人完全像是德国《社会主义月刊》的英雄，真是很像。他们无疑地只不过是同路人而已。你们都看过我们《公报》第3期上布里教授的文章。你们每个人都会说：不管怎么说，这也不是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现在到了我们应当同我们挪威朋友同志式地弄清问题的时候了。你们都知道执行委员会关于准备这次扩大会议的信件。我们已经谈了集中制的界线问题，并且公开声明，我们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某些实际的让步。我们非常了解，这是个很奥妙和很困难的问题。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纯粹是要把第一国际的组织办法机械地搬到第三国际中来，这完全不合事实，我们从未提出这种做法。第一国际的优良革命传统我们当然是想搬用到第三国际中来。但是，机械地重新采用其组织形式当然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并不比其他人了解得差。我们认为，在我们国际无产阶级组织中为了切实实行集中制而采取的每一微小步骤，比一打关于集中制的纲领和章程都重要。这是无疑的。真正集中的国际组织我们只要几年就能建立。显然，只有通过我们每一个党自愿执行纪律，才能实现这一点。如果在我们现在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有一批严肃的共产党人向我们证明，我们在集中方面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我便会第一个出来说：好，让我们退一步，做得慢一些。就请向我们做出证明吧。在挪威党的队伍中，有时也在瑞典党的队伍中，经常有人这样提出问题：好像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统一的国际共产党的决议只不过是意味着完全消灭各国共产党。同志们，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就请向我们说明，执行委员会在什么问题上干涉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某个党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如果能向我们指出哪怕一件这样的事情，我就向你们预先作出保证，我们会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建议修改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我敢说，这样的事情一件也指不出来。这样说是可笑的。其实，对我们各支部的实际工作我们领导得太少了。可以指出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些鸡毛蒜皮，例如，某个写报告的人写了不高明的有关某个国家的报告，对于这一点我事先就愿意承认，但是难道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不需要统一的世界共产党？
统一的世界共产党
不，同志们，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有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并且我们将数年地为之而奋斗，我们将顽强地、一步步地实现它。我强烈请求挪威和瑞典的同志以书面形式确切说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那些建议。让他们清楚准确地给我们讲一讲，他们到底建议改变什么，但愿终结好像共产国际想消灭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无稽之谈。不是对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的伟大思想进行宣传，反倒时而企图诋毁这一思想。同志们，我请问大家：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可不可能有比建立真正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的思想更加伟大、更加有吸引力、更加美好的思想？我说的是更加。似乎，这一卓越思想应该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这一思想对我们的一些挪威同志没有吸引力。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原则
一些挪威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未经一些党的授权就批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原则。至于这一问题的实践方面，可以确切地说，在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执行委员会组成人员有90％总是与如果通过各党派遣代表而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相符的。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原则性地证明，不允许代表大会选举我们的总参谋部。因此，我认为，发言权现在应属于在场的挪威同志。他们应当清楚地和公开地告诉我们，他们希望什么样的改变，届时才清楚我们的分歧的界限。我再次强调，我们对挪威党和挪威工人满怀敬意，但是我们认为，在我们认为他们犯错误的时候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们是我们的义务。
同瑞典共产党的关系
至于我们的瑞典党，我们和该党一些人的分歧大概与同挪威党的分歧是一样的。那里的情况没有发展到如此激烈辩论的程度，但是毋庸置疑，瑞典党的领导人最终犯了与挪威党犯过的错误同样的错误。至于集中制的问题，我不必针对瑞典党而就此再讲一遍。
瑞典的宗教问题
但是，鉴于我们的瑞典支部所作的报告，有一个问题我必须专门讲一讲，无论多么奇怪，这就是宗教问题。同志们，不要大惊小怪，在政治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从关于过度集中制的问题、关于修改章程中什么鸡毛蒜皮的问题开始批评，可往那里一瞧，实际涉及的是宗教、天主。我不知道为什么恰好现在霍格伦同志发表题为《共产主义与宗教》的文章。我应当坦诚地对大家讲：要是我不了解霍格伦同志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老革命者和老马克思主义者，那我就只能推测他在嘲笑共产党。霍格伦同志在以最严肃的形式捍卫宗教应当不仅对国家、而且对共产党而言都是私事的论点。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在二十年前与德国修正主义者争论过的问题对于霍格伦同志而言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我真该荣幸地给大家读一下霍格伦同志的整篇文章，同志们，我建议你们大家读一下该文，那样大家自己就会看到他讲了什么。
宗教对共产党来说应当是私人的事情。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极其明显的矛盾。在我们俄国共产党内我们经常开除一些人——甚至在抗击白匪的战线上战斗了五年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在教堂里举行婚礼。而文化素养高的马克思主义者——霍格伦同志却在写这样的古怪文章！我不想因此说，其他党也应该开除那些还没有同宗教偏见彻底了断的党员。作为一个受到敌人包围的执政党，作为一个在被包围的堡垒中行动的党，俄国党的情况是特殊的。但是宣布宗教对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意味着嘲讽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我们的其他导师的著作的大量摘录，在他们那里找到的全是对企图宣扬宗教对党而言是私事的思想的那些社会民主党人的愤慨和嘲讽之词。我现在不援引对他们著作的摘录，但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我们向资产阶级政府要求把宗教视做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私事；我们这是在追求政治目的；我们想剥夺资产阶级利用压迫工具之一——也就是宗教来反对工人阶级的能力。但是我们自己，作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党，自然而然是无神论者。我们不允许任何反对宗教的轻率态度，但是我们自然应该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宗教的唯物主义宣传。毫无疑问，这样做时应该极其小心和巧妙。就在今天，我在另一会议上不得不对我们的格鲁吉亚同志说：不要太急于关闭格鲁吉亚的教会，要更加巧妙地和更加小心地进行反宗教的宣传，等等。可以自然而然地理解的是，在城市里我们进行我们的宣传的方式与在农村不同。但是要让我们宣布宗教对党而言是私人的事情，这可简直是闻所未闻。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在瑞典有多么迫切。布哈林同志使我想起了在瑞典党分裂的时候在布兰亭和当时的青年团之间关于宗教的争论。我完全不理解霍格伦同志通过他的文章所想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如果他以为借助这样的文章可以在瑞典培养共产主义的青年，那我并不祝贺他。瑞典的青年团是我们的优秀组织之一，它是瑞典党的基础，但是用这种半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培养我们的十分出色的青年是不应该的。我重申，我不明白霍格伦同志从哪儿冒出来对问题的这样提法，我只确认一个事实：开始是霍格伦同志对我们的据说是过度的集中制感到有些不满，然后发生的可以说是宗教的怪象，霍格伦同志发表我所引用的文章。我觉得似乎应该尽快消除这个插曲，尽快从国际的记忆中抹掉它。
美国共产党
稍微谈谈我们的美国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生了关于我们的美国党是否应该努力成为合法党的激烈争论。争论是非常热烈的。一部分美国同志指责另一部分是取消派，正是因为这后一部分同志认为可以尝试在美国成立合法的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研究问题之后，赞同必须尝试在美国成立合法的党。现在过去了总共几个月，我们可以非常满意地说，这一决定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现在在美国有了合法的工人政党（称为工党），它对工人群众日益取得巨大的影响。自然，我们丝毫不能保证福斯特和鲁滕贝格这样的同志不会成为被告或者不会坐牢。当然，可能继续迫害，会有牺牲，但是，毕竟合法的党成功地建立起来了。
日本共产党
我援引美国的例子，是因为还想根据它来稍微阐释一下日本共产党的情况。正好现在在年轻的日本共产党内进行着同样的争论。出席我们的会议的有一位日本同志青木——日本共产党员的新一代的优秀工作者之一，他完全坚持片山潜同志所主张的原则性立场，他刚从日本来，所以特别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共产党内部的情况，我们同这位同志以及日本党的很大一部分同志正是在所指出的问题上现在有着分歧。这些同志们确信，在日本只有非法的共产党能够存在。对于尝试组建合法的党，他们听都不愿听。从他们口中我们听到的，是与六个月前从一些不错的美国同志那里所听到的相同的论据。自然，我承认，我们对日本情况的了解要比青木同志差得多，但是我们毕竟知道，日本现在正在发生强烈的政治动荡。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坚持鲜明反对统治制度的立场。同苏维埃俄国接近的思想是在日本最受欢迎的思想之一。工人罢工此起彼伏，罢工浪潮蔓延全国。怎么实际上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使共产主义运动合法化的尝试都预先注定失败呢？我认为，未必如此。所以我们将坚持让我们的日本同志认真注意美国党的经验和仍然尝试在日本建立合法的共产党。
我不再谈其他的支部。将在单独的地方阐述相应的问题。
民族问题
对两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更详细地谈一谈。我们肯定地说，有两个问题，在它们的领域，在第三国际内部还非常尖锐地感觉到第二国际的传统。这两个问题就是——民族问题和对待农民的态度。在俄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已经有机会说，我们尤其在农民问题上在第三国际身上看到第二国际的一部分。没必要害怕指出有。自然，当不得不说在第三国际内部在某些方面还尖锐地感觉到第二国际的传统，这听起来不特别令人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第三国际是与第二国际完全相反的国际，是它的殊死对手，然而我们应该理解第三国际不是从天而降的现成的国际，第三国际产生于第二国际的内部，主要诞生自旧的社会民主党。所以显然，我们从这些党也带来了某种可悲的遗产。需要指出存在第二国际的意识形态残余，以便宣布同其进行坚决斗争和在最短的时期内将其根除。
众所周知，第二国际坚持“民族自决”的观点，但这成为一纸空文。第二国际的各党从来没有在真正革命的意义上阐释过这个口号。尤其在1914年，在帝国主义大战开始的时候，第二国际的各党干脆背叛了这个口号。我们在这个领域在负面的批判方面非常有力，但是在正面地贯彻民族问题上的革命观点方面大多数我们的党还很薄弱。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需要理论上的某种修正。不是，并非如此。我们所需要做的不过就是真正实际贯彻我们已经通过的决议。我将以一些支部的几个例子向大家说明，我们关于民族问题的决定还是一纸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