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兆芬[1]
摘要：马克思在对人类主体发展历史过程的考察中，始终以人类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关系为逻辑主线，生成了三个具有时序性的逻辑：人类主体精神是历史分期理论的逻辑起点；人类主体现状是历史分期理论的逻辑落点；人类主体解放是历史分期理论的逻辑旨归。这一生成逻辑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从历史分期理论的主体向度上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主客体颠倒的不合理现象，探求出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这种不合理的生产方式走向共产主义的内在规律，为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寻求到了科学的理论根据，对从理论上分析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社会历史必然性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是我国学术界颇为关注的研究课题。众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入手，并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文献论据为支撑，目的在于想从马克思关于历史分期的丰富论述中寻找出其内在的必然联系，以给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依据提供一个合理的界说。但鉴于马克思文本中有关历史阶段划分的复杂性，学界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无可争议的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图式。本文从解读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甚至在同一时期的同一著作中出现的对于历史的不同分期的文本现象出发，试着探讨马克思本人之所以有意用一种分期取代另一种分期的理论依据，因为历史阶段划分的依据决定着具体的阶段划分，而且只有根据这一依据，才能正确地科学地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及其产生和发展，才能还原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一个合乎逻辑的明晰性。
一、生成逻辑的起点：人类主体精神
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因此，他不可能不受到当时德国精神环境的影响，尤其黑格尔主体颠倒的思辨哲学神秘主义影响，这使年轻的马克思也没有超越用抽象的人去解释人类历史和社会现象的唯心主义视域。马克思从黑格尔肯定主体（精神）是自然地脱离实体生活，“也就是脱离受自然制约的生活”的前提出发[2]，将历史阶段区分为自然起主导作用的古代社会和人的精神占主导地位的近代社会，即“新世界”[3]。在马克思看来：“古代世界起源于自然，起源于实体的东西。贬低和亵渎自然，实质上意味着同实体的、纯粹的生活决裂；新世界起源于精神，它可以轻易地从自身摆脱另一种东西，即自然”。[4]在远古时代，人类生存并未彻底摆脱自然母亲的依赖，人仍然和动物一样在自然生产中维系自身的生命；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靠着内在的精神（理性）的作用，逐步成为自然的主人，因此，“对于古代人来说，自然的作用是前提，而对于近代人来说，精神的作用是前提。”[5]显然，我们看到此时的马克思关于历史分期理论的源头是囿于黑格尔那种表征人类主体性的客观精神和理性，即绝对精神，表现了马克思在历史分期上把超越社会历史发展的人类主体（精神）与实体性的自然历史过程明确对置起来的理论倾向，这种以主体观念与对象的关系为基点的理论逻辑是先验的、抽象的，远离社会客观历史现实的，也是不可能得到科学界定的。所以我国知名学者张一兵教授指出“这几乎不能算得上是马克思对历史分期的看法”。[6]但是，在这里我们的确看到了马克思研究历史分期中那种从人类主客体之间的矛盾关系入手崇尚人类主体能动话语的倾向性，这只不过是有着常人都经历过的成长过程中的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光环下，从唯心主义向一般唯物主义转变前的基质差异而已。鉴于此，这可以作为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逻辑起点。
二、生成逻辑的落点：人类主体现状
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阶级关系的明朗化，揭开历史之谜和社会现象本质的条件趋于成熟。1842年大学毕业的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真实地接触到现实问题后发现：现实生活中精神本质的异化并非黑格尔所推崇的那种崇高理念的对象化实现，而更多的是人类主体屈服于外界物质对象或客观力量的人与物关系的颠倒，这是真实的现实客观性和人类主体能动性的第一次直接对置。那么如何探究这种可悲的人类理性的历史颠倒，马克思通过自己的理论探索，终于找到了摆脱理论困境的出路，开始把研究的基点放在探讨“现实的人”和“人的世界”，从此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中，自我清算头脑中存在着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对现实存在状况否定性的社会历史批判成为其重要的理论生长点。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黑格尔思辨的思维是一种十足的头足倒置，因为在黑格尔那里把“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7]也就是说，不是理念决定社会现实，不是法和国家的政治观念产生社会，而是现实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观念，因此“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8]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这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观察中的一条唯物主义逻辑线索。当然，我们知道，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是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启发分不开的。正是费尔巴哈那种把整个世界复归于人类主体的观点深深触动了正囿于黑格尔式的精神理性和平等自由与社会现实颠倒困惑中的马克思，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的那种要求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应该具有的类本质）人本主义逻辑，与青年马克思原来对人类主体地位的关注在理论深层意向上恰恰是可以整合的”。[10]但是，此时马克思眼中的“人”，已不仅仅是费尔巴哈那种自然意义上的人，而是结合了家庭、财产和“市民社会”等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人。由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按照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古代社会、“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的中世纪专制制度、通过“人的政治解放”获得的资本主义时代，以及未来通过“人类解放”才会到来的真正民主制度（共产主义）的“历史分期”。在马克思看来：中世纪封建专制制度只是使人脱离规定性所摆布的动物状态；即使将人类社会从中世纪封建制度解脱出来的资本主义政治解放也没有使人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它仍然维系着一种新的社会异化，这种异化“使人的实物本质，即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脱离了人，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11]。换而言之，中世纪人的非主体化是来自自然规定性的限定；而在资本主义文明时代，人的非主体化则是一种人造的非人力量支配着。显然，此时的马克思对社会历史过程做历时性动态观察，确定人类社会历史的主导方面时，不再是从先验的抽象的“人”出发，而是开始把人类主体的现实异化状况作为其研究历史分期的逻辑落点。
到1844年马克思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本主义异化观，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批判地研究德国哲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初成果。书中马克思把德国哲学广为使用的异化概念同私有制的统治和由私有制的统治所产生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以人类主体本质——劳动为逻辑主线把社会历史设定为没有发生异化的人类主体生存状态、作为私有制和劳动异化存在的资本主义，以及扬弃和消灭了劳动异化和私有制的未来社会——共产主义，从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十分激烈地批判和否定了历史发展中人（无产阶级）丧失历史主体地位的经济异化现象，同时马克思为了寻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根据，很自然地把历史分析与共产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马克思在寻求社会历史主导因素为主线的以劳动异化及其扬弃为核心的理论逻辑构架，以及马克思用这种逻辑尺度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更加深刻而系统的价值伦理批判”，[12]这也标志着马克思在历史分期理论的研究中开始把人类主体和外部客体的矛盾关系的研究思路从原来那种抽象人学的“应该”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路之上，从而为马克思科学的历史分期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前提。
可以说，马克思科学的历史分期理论是在标志着唯物史观第一次得到系统阐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形成的。书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所有制形式”这个概念，并以生产决定分工，分工决定所有制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准绳，把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不同生产阶段区分为“部落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共产主义[13]。显然，马克思这种划分社会形态不同时期的落点是放在了客观社会实践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由物质生产水平所制约的社会结构性质之上，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在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观之后，就抛弃了对人类主体地位的关注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马克思在历史分期理论的研究中不但没有放弃从人类主体和外部客体矛盾关系入手的主体能动性话语，而且把它建立在一定的客观实践水平和生产力的具体历史发展状况之上。比如，马克思将所有制形式中的前三种称之为人类主体经常受到自然力量支配的“自然形成的社会”；而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所创造的“文明”社会里，人类主体却再一次被他们自己创造出的劳动产品所奴役和支配。因此马克思指出只有以人类主体“自主活动”为核心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人类主体科学地支配物质力量，可见，马克思探讨历史分期理论的落点，不但没有抛弃关注人类主体的焦点，反而以主体在客观历史过程的现实的具体地位为基本线索，并将历史分期理论的逻辑旨归引向人类主体的解放。
三、生成逻辑的旨归：人类主体解放
随着马克思科学历史观的确立，马克思关于历史分期理论的研究就实现了从思辨的人类主体向现实的具体的人类主体的话语转换，而且马克思在对人类主体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形态中的独特状况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探求出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这种不合理的生产方式走向共产主义的内在逻辑，有了这样一个逻辑参照系，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逻辑旨归即人类主体的解放就彰显出来。1847年后，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类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质点不同，将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大的形态。一是：“以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窄狭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人类主体在自己的生活过程中只是“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14]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物质生产占据了客观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动轮，并且人类主体也由此创造出以自己生产物为直接基础的新的社会生存条件，人的确在物质生产中现实地实现了自己的主体性”。[15]但是马克思发现，在这个财富不断扩大和增长的王国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却表现为对人来说“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6]，而且人类主体自己创造的物质生产却颠倒地成为了奴役和统治人的主导性的非主体的客观外部力量。三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社会[17]，而且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发展确定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18]，在这个时期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都呈现出一种不自主的非主体状态。当然，马克思绝不会像资产阶级学者那样维护这种物役性和似自然性现象的永恒存在，相反，马克思历史分期哲学思考的内在要求必然是否定这种不合理的历史现象。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类社会在史前时期出现的这种非主体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现象的消除，只有经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来创造条件，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以便“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9]，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主体才能历史地超越这种异化状态，进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社会[20]，从而获得社会存在上的“更大的自由”，即个人从原来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的主体自由。由此可见，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思考逻辑必然是否定了人类社会在史前社会形态中出现的这种主客体颠倒的不合理状态，肯定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主体能够重新获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导性支配地位的“自由王国”。换言之，马克思直接把基于物质生产力的产品交换和依赖关系，把人与物的关系同人本身发展的状况联系起来，即抽象掉了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中介，凸显了人的社会发展目的本身，进而使人类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从主客体颠倒的“必然王国”跨入自身全面发展“自由王国”的人类主体解放成为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逻辑旨归。
四、生成逻辑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关于历史分期的看法虽然有着从唯心主义向一般唯物主义转变的基质差异，但在理论研究的逻辑主线上倒是十分一致，这就是以主客体矛盾的辩证关系为理论中轴线，并始终让人类主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占逻辑上风，这一逻辑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从人类主体向度上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主客体颠倒的不合理现象，即人的异化逻辑，也为从理论上分析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社会历史必然性起着一种方法论的意义。
（一）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历史和逻辑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而实际上最早是黑格尔为了解决“理性”把握历史规律的可能性问题而提出来的，此后始终贯彻于他对哲学史、政治史等绝对精神发展进程的研究。历史与逻辑统一这一方法的提出，对哲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意义是划时代的，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提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21]马克思在历史分期理论的研究中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始终以历史是逻辑的基础和内容为原则，从人们长期的历史实践活动中总结抽象出合乎自然规律和人的思维规律的人类主客体的矛盾关系，并以逻辑是历史的理论再现的方式对人类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所发生的与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给予了历史阶段的划分，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正所谓“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但是这种思想进程和历史进程的一致绝不是形而上学的同一，而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22]，简而言之，逻辑的东西是经过修正的，历史的东西是用概念等思维形式表现出来的。不过这种理论上的“修正”并不违背历史，而是以更加严密的逻辑形式深刻地再现历史过程的规律性，这就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的实质所在。没有历史的逻辑，只是空洞的形式逻辑；没有逻辑的历史，只是无根的事实历史。这就告诉人们对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进行研究过程中不能有任何先入之见，不能仅仅停留在马克思文本的一些外在的规定性上，而应该从历史实际出发，拨开覆盖于历史本质之上的重重迷雾，实事求是地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马克思正确地运用了历史辩证法主客体向度统一的方法。对待历史辩证法，仅仅抓住其主体方面，往往会夸大主体意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仅仅抓住其客体方面，往往又会忽视主体的作用，使主体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对此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对旧唯物主义机械决定论做出清算时，指出费尔巴哈对于自然和社会现实只是从客体的直观形式去理解，而没有从主体能动的实践方面去理解。那么主客体能否实现一种辩证融合呢？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研究中找到答案。马克思从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的辩证统一的逻辑出发，把人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关系定位于：物质资料生产及其方式的积累与人类主体的解放和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23]，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另一方面，物质资料的生产及其方式的历史演变并非能够离开人的活动，它根本上也是为了人和服务于人类主体的需要，而“推动人类主体的发展和解放正是物质资料生产及其方式历史更迭的目标和价值所在”[24]。换而言之，马克思在历史分期理论的研究中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作为人类社会所依存的现实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这个基础（客体向度）与人类主体的能动实践以及通过能动实践追求不断解放的成长过程（主体向度）是历史的辩证的统一。显然，在马克思这里，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都受到了重视，而且物的因素是基础性的因素，人的因素则是创造性的因素，人是实践的主体，也是实践的目的。也如，我们通过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有效地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仅仅是我们达及社会经济文化现代化的手段，是为将来的共产主义实现人类主体的解放准备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的建设，恰恰是为了在一个更加坚实的高度发展的物质生产力水平之上，创造明天人类主体的真正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实现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的历史统一。
总之，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世界大舞台上“演出”的主角。人本身的发展既是社会历史活动的结果，也是衡量社会历史进步的尺度。然而在私有制占主体地位的阶级社会，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并不是一致，因为只有那些掌握和控制生产条件和发展条件的少数人，才能自由和全面地发展其能力和个性，但那些没有生存和发展条件支配权的大多数人，则丧失了自由和全面发展其能力和个性的权利。马克思通过对人类主体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形态的独特状况的反思，探求出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这种不合理的生产方式走向共产主义的内在逻辑，为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寻求到了科学的理论根据，即人类主体自由个性的解放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未来社会应该实现的理想目标和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也是马克思科学历史分期理论的逻辑旨归。
（此文载于《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注释：
[1]陈兆芬（1972—），女，山东平阴人，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6]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0—251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10]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6页。
[12]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7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15]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24]禹国峰：《现代性的历史定向、解构路径与解构方法——以马克思人类历史分期理论为视角》，载于《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