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材料证实，马克思在创造性地领会柯瓦列夫斯基收集的资料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公社研究的方法富有成果。在较早期的著作中，马克思主要分析东方公社惊人稳定的现象，这种公社能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中经受住“阴云满天的政治领域”中的真正风暴，而现在他感兴趣的是完全相反的倾向——公社的历史能动性，在它的外表保守的属性掩盖下，这种能动性往往不易被察觉。马克思在摘要中略加修正地重述了柯瓦列夫斯基根据印度材料划分出的公社发展五阶段。然而与柯瓦列夫斯基不同，马克思认为，决定公社土地占有制这些类型的连续更替过程的，不是居住在公社土地上的有亲属关系者和外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不是乡村居民自我组织中的氏族原则和邻居原则的全面矛盾，不是土地继承占有制和自由占用、实际耕作原则的特殊竞争，而是合乎规律地从工业渗入农业的生产力客观发展过程。
《公社土地占有制》以揭示私有制渗入公社内部、在其中发展并冲破古老的集体主义传统的障碍正式登场的机制，引起了《资本论》作者对私有制形成过程问题的注意。然而，马克思和柯瓦列夫斯基关于所有制本质的概念是决不相同的。所以，摘要在这方面比它所根据的原书要更加丰富、确切、在方法论方面更富有成果得多。柯瓦列夫斯基所搜集的珍贵资料，马克思能够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领会。柯瓦列夫斯基倾向于不顾所有制的社会本质而把所有制关系的实物方面和正式法律方面绝对化，马克思不得不多次纠正他，例如，反对他把所有制和财产、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关系或占有混为一谈。
二、马克思论氏族部落结构及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
一本在欧洲极为珍贵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马克思是从柯瓦列夫斯基那里得到的。从1880年10月到1881年2月初，马克思对这本书作了极详细的摘要。摩尔根的这部巨著之所以引起马克思的注意，是因为它依靠大量的、整个说来是按自发唯物主义解释的民族学材料独立地发现了作为原始公社制度基层社会细胞的氏族的普遍性。
马克思仔细地摘抄了摩尔根关于氏族按起源来说先于家庭、特别是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结论。要知道，在《古代社会》问世以前，氏族被看作是家庭发展的结果，或是一系列被解释成为基本社会单位的家庭的联合形式，而有些民族不知道一夫一妻制的宗法家庭即处于野蛮和蒙昧阶段（按摩尔根的术语），被说成是这些民族蜕化、历史倒退的结果。[10]马克思在摘要中特别强调了摩尔根的这一思想，即家庭是在氏族的内部，作为氏族的辩证的对立面，作为破坏它并且最终否定（与私有制和国家权力“联合”行动）原始社会的力量而发展起来的。氏族和家庭之间、亲属体系的消极性和现实家庭关系的能动性之间的界线，是导致氏族制度灭亡的主要矛盾之一。马克思写道：“氏族一旦产生，就继续是社会制度的单位，而家庭则发生巨大的变化。”[11]
关于氏族和作为氏族组织主要发展方向之一的部落之间的关系的摘录，使马克思考虑到氏族可能有另一种变化途径，即“一旦在氏族的血缘亲属之间产生等级之分，这就同氏族原则发生冲突，而氏族就会僵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即等级”。[12]虽然摩尔根谈的是在等级上有差别的图腾，马克思却提出更广泛的问题：“以氏族原则加征服这样的方式，不会使氏族逐渐形成为等级吗？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禁止在不同氏族之间通婚的禁令，与禁止在同一氏族内通婚的古老规则完全相反。”[13]
氏族和公社之间的关系在摩尔根的书中谈的少得多。大概，在古典原始制度的框框内，对生产的自然前提的社会（个人的、家庭的、公社的）所有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与那种令人触目惊心的、以仪式表现出来的、由权力结构明确规定了的、因此在摩尔根看来是氏族制度瓦解的决定性前提和主要手段的现象比较起来，长时期被人们所忽视。
氏族的残留现象和由它直接派生的社会组织形式，今天在许多已获得解放的国家的农民当中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尽管城市化的速度很快，这种农民的数目还在不断增长。据估计，到二十一世纪前夕，可能接近三十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是二十八亿九千六百万）。[14]例如，在赤道非洲，部族的政党、政府、战争、部落的传统团结形式、公社的劳动和生活结构、分布在乡村的手工业行会、同龄人的兄弟会以及秘密的宗教性社团，构成纷繁复杂的地方社会经济关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政治斗争的背景。
庞大的家庭和氏族的寄生生活、最原始的集体松散的生产方式和平均主义的消费方式，极大地阻碍着积累、扩大再生产、采取集约经营方法等问题的解决。酋长和元老的过高权威、兄弟会和作为群婚制遗迹的多妻制风俗，有助于保持对青年和妇女的歧视，客观上妨碍在社会生活中实行民主制度。
对这些按起源来说从氏族中派生出来的社会组织形式进行人为的现代化时，人们很容易按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类比来解释它们。例如，经常有人发表这样的看法，即认为部落或等级在赤道非洲无论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它们不是逻辑地先于阶级，而是“取代”、顶替阶级的，与阶级同一类的居民按民族学或职业标志分化和结合的形式。
氏族的自治和社会监督组织合乎规律地被地域性的组织所取代，是一个在方法论意义上很重要的问题，它在马克思的摘要中得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对研究非洲问题至今还有现实的意义。成为这种取代的基础的，是对直接生活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客观前提（工具、土地、牲畜、果树、防备意外的基金）和主观前提（生产经验、经营技能、集体主义和互助以及平均主义分配的传统）形成各种不同所有制形式和权力形式，以代替个人相互之间以及和自然之间的按进化沿革的和直接天然的联系。这是在社会联系的结构中的质的转变。这些联系的震中先是氏族，后来则是凌驾于氏族组织之上并且致力于推翻它的国家。马克思正是把国家看作摩尔根的模糊的civitas（政治社会）的现实的、阶级的体现。
然而，新石器革命时代（相当于摩尔根古代史分期中的野蛮期）的生产力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必然暴露出“建立在氏族制度之上的人身管理”[15]在有血统关系的集团之外有地区局限性，效率很低。越来越多的地区被相互联系的经济过程和经常的交换活动连接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人被纳入不能分割的经济活动，他们对自然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结构由于分工加深而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一切都客观地导致氏族部落结构越来越不能成为权力来源，从它们的控制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各种新的生产形式和社会活动形式。马克思总结说：“由于氏族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得复杂的需要，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所有民政权力就逐渐被剥夺，移交给了新的选民团体。一种制度逐渐消失，另一种制度逐渐出现，两种制度在一个时期中曾经并存。”[16]
过渡阶段是两种按发展的源泉和前景来说是根本对立的，同时按起源来说是衔接的、毗邻的、相互影响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监督的体系、结构和原则并存的时代。马克思摘录了摩尔根的这样一段话：“人民赋予原始的酋长会议的整个权力，经过分化而逐渐形成了各种权力。这个过渡时期……为连年大乱的时期，大乱的造成，是由于权力的冲突，由于滥用尚未十分明确限定的权力，也由于旧的管理制度已经无能为力；这也就需要用成文法代替习惯法。这个过渡时期持续了数世纪之久。”[17]
有些非洲作者否定文字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把有国家之前的社会和形成中的原始国家制度分开来的标准和界限。不过，他们暂且并没有提供任何有分量的论据。而且，利用上述标准揭示马克思在《古代社会》摘要中所强调的两种政权现象的历史进程，对非洲社会来说是特别富有成果的。通过这种办法，在形成国家时不可避免的两种政权现象不仅按时间顺序而且按内容可以区分三个时期：殖民前的（传统）时期、殖民时期和殖民后的（现代）时期。
第一个时期的特征在非洲是，在有血统关系的组织（包含有大家庭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一旁并和它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长时期并存着一种与它根本不同、好像与它处于“垂直”关系的社会联系结构（兄弟会——男人的，也有时是女人的社团——秘密的宗教性社团），作者建议把它叫作职能社团组织，以区别于有血统关系的组织。[18]形成中的非洲国家制度（加纳、马里等）依靠口头转达的指示并且在它的结构中重复氏族部落联系结构的算法。
在殖民时期，可以看到宗主国镇压管理机关移到海外边远地区的分支机构与传统的各级首领、酋长和家长之间存在着相当明确的界限，前者把当地居民中的各种“杰出人才”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广泛利用书面指示和报表，而后者则依靠个人的权威以及祖传的习俗使人们服从他们的口头指示。形成了国家“自上而下”和传统部落调整“自下而上”的独特结合。这些领域相互之间联系的性质受到宗主国政策的制约。
民族解放斗争的巨浪扫荡了殖民当局的搜刮和镇压机构。开始形成新型的正规的上层建筑。在采取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国家里，使这种上层建筑的基层单位变得适合“领导层”确定的仿资产阶级议会制模式的过程，客观上同对它们进行强制性的破坏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与柯瓦列夫斯基书中的某些情节以及摩尔根的亲身观察相符。至于采取社会主义方向的非洲国家，那么摩尔根关于人类将来将通过“更高级社会制度”以特殊形式复活“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19]，不仅保持着现实意义，而且这种现实意义还将增强。今天，在这一思想中，不仅可以看到摩尔根对资产阶级文明的虚伪制度的敌视，而且还可以看到他本人没有意识到的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成熟的条件下那些保有传统的氏族部落和公社的社会结合形式的民族发展的历史轨道可能“拉直”的自发思想。摩尔根本人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虽然这样提问题的前提他已模糊地提到。的确，摩尔根所想象的“更高级社会制度”是极端抽象的（“管理民主，社会关系友爱，权利平等，普遍受教育”），是他对资产阶级文明采取消极态度的表现，他认为这种文明（马克思在摘要中特意把这个地方加了着重号！）“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20]因此，摩尔根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设想，是以与氏族社会的比较作基础的。
在非洲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有一种由所有直接有关的人在一起不慌不忙讨论共同事务直至做出一致决定的习俗，这是氏族部落直接民主的遗风。这种类似氏族和部落最古老的人民会议的东西，在殖民统治时期在传统结构和宗教仪式的最深处潜存着，在非洲获得政治独立以后得到“再生”。有人企图把它解释为非洲历来的原始“议会制度”，以期按资产阶级代议制模式把它改造成“自上而下”操纵群众的假民主手段，但整个说来，这种企图没有获得成功。而在一系列采取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中，集体民主讨论公共事务的传统被用来唤醒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社会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例如，在埃塞俄比亚，这种讨论方式被看作基层集体及其领导机关中通过决定的重要形式。在莫桑比克，在全村居民或企业全体工作人员的公开大会上接收党员的办法在某些地方和这种传统风俗相符。在安哥拉，地方人民大会的工作与之近似。采取有目的地“接过来”预先清除了长期剥削和压迫的锈垢的集体主义民主的习惯、做法和制度的战略，应使广大劳动群众更容易“进入”正在形成的革命民主的国家制度的结构。因为人们若能在这种新的国家制度结构范围内进行积极的、建设性的活动，他们就较易于超出氏族部落直接交往的地区局限范围，较易于形成和扩大政治视野。马克思不仅是注意到了，而且发展了摩尔根的这一思想，即异己原则的侵入根本破坏了氏族部落组织与社会生活原来的一致性。在摩尔根那里说的是地域因素，然后是贵族因素。在非洲，除了这些因素以外，起主要破坏作用的（在这一点上柯瓦列夫斯基是对的）是宗主国建立的殖民专制主义的强制和压迫机关的有目的的行动。对氏族部落组织的这两类破坏，都适用马克思在《古代社会》摘要中强调指出的这一原理，即“不管地域怎么样，财产差异在同一个氏族中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成员之间的对立；此外，同土地和牲畜一起，货币资本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宗教成了垂死的氏族部落组织的精神生活的残留代用品。马克思评论道：“随着真正的合作制和公有制的消失，荒诞的宗教成分就成了氏族的最主要因素；香火的气味倒是保留下来了。”[21]显然，这是对许多非洲国家中对宗教的兴趣突然蓬勃兴起、伊斯兰教（也有部分基督教）信徒猛增这一使许多研究者不知所措的现象的唯物主义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