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在《宣言》中被归入“批判的空想的”一类的社会主义和工人共产主义的逻辑范围和历史范围内——不是完全的空想，而是包含有空想的成分。这一点马克思是从“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中看到的，同时他又指出，“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70]。在马克思看来，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它的外壳是空想主义。但是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只有达到了唯物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核心这一标准的东西才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71]如果像“真正的社会主义”那样，在空想主义的外壳下掩盖着的是唯心主义的学理主义的核心，那么要把这样的学说列入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至少是成问题的。
恩格斯对空想的理解大体同马克思的观点相似，因为他把从道德原则和权利原则中推论出社会主义，把按人的本性而不是社会关系来提出哲学问题的做法解释为空想的标准。[72]恩格斯还突出了空想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他强调，“只有当有人企图‘从现存关系出发’，预先规定一种应该借以来解决现存社会中所特有的某种对立的形式，那才是空想”。[73]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中的空想主义成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把道德原则或权利原则（例如平等的要求）当做主要的，或唯一的论据，离开阶级斗争，或者用不合适的手段来解决矛盾、对未来抱空论主义的幻想——马克思在1873年写道：“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只好限于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74]恩格斯几年后对这个问题作了简短的概括：“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75]因此，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合理的，它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向科学发展过程中与之相适应的原始阶级。但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发展阶段业已达到之后（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成分已被扬弃），复活空想主义的成分就是一种反动。“既然我们不应该否弃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弃他们的祖先炼金术一样，那我们就应该努力无论如何不再重犯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些错误是不可饶恕的。”[76]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已经制定的时代，在无产阶级终于发现巴黎公社是可以使劳动获得经济解放的政治形式的时代，[77]对马克思来说“当然……空想主义……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78]与此同时，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一书中也考虑到了这个事实。他在这部著作中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彻底运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形成，[79]并把科学社会主义解释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从而发展了他的历史编纂学的方法论的基础。[80]
1831年和1834年的里昂工人起义，1838—1842年英国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都为那个“决定人类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81]的发现提供了历史资料。1845年初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已基本形成，“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82]还在1859年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规律并在以后几年里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地阐明现代社会主义之前，即在1847年他就已经科学地预示了解决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的办法。根据马克思自己的阐述，1850年前后他发现，“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83]马克思从对1848—1849年欧洲革命经验的理论概括中得出的这个看法，与下述要求有着紧密的联系：“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84]按照恩格斯的评价，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化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85]
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自1847年以来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的社会科学中包含的“空想主义成分”在阶级斗争的发展和马克思的方法的发展所容许的范围内逐步地被克服了。至于他们在这段时间还没有明确地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来称呼他们自己的新理论，这一点无关紧要，使用这个术语还不能充分阐明质的差别。这个差别不在于马克思以前的形形色色的哲学家、国民经济学家为自己提出的学术要求和学术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阐明的他们的科学的新质在于，它是批判的、唯物主义的和革命的；它使他们能够在更进步的社会发展和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摆脱空想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和学理主义的成分，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阶级的现实运动，并由此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揭示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但是这也意味着，不事先作出某些怎样或以何种方式解决未来的一切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规定，不提出宣布永恒真理的要求。“现代的工人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符合这些标准，因此与“空想主义的社会主义”相反，表明自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认为，现代的，即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86]但不是就未来而言，不是就一切时代而言。伯恩施坦担心“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名称”会“使人得出好像社会主义已经终结的错误假定”。[87]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伯恩施坦的这种担心不仅是毫无根据的，而且也是他想彻底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的一部分。考茨基在1892—1893年，也就是在他成为叛徒之前，就已经以独特的方式对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形容词“科学的”联结起来的做法表示怀疑，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产生或助长错误的观念”。虽然考茨基承认，“科学的”这个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方面”，但同时他又认为，“这也许又会包含更多的东西，或者容易被人理解为要求更多的东西”。[88]如果考虑到恩格斯的要求，即“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89]那么这样的危险就不存在——只要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不限制人们的求知欲。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矫揉造作的体系和空想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正像傲慢和无知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一样。如果说他们使用了“空想的”，而大多数场合是“空想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那么这是为了表明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质的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清楚，“空想的”这个定语绝没有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的特点，无论从它在那个时代的运动中的意义来看，还是从它作为理论源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来看都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所发现的、和物质条件相适应的批判的成分绝不是不科学的，它们为无产阶级启蒙运动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并且有益地影响了阶级形成过程。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从它发表的纲领来看正走在通向科学的道路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需要“从头脑里”创造出这门科学来，因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体现了无产阶级社会科学形成过程中的“初级阶段”。它关于未来社会的天才的预言随着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条件的日益成熟已失去其空想的意义，因而不再主要是一个空想了，并且还在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科学论证。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给予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以历史的公正的评价，列举它的功绩，捍卫它免遭歪曲；他们还同样认为有必要提醒人们注意它的历史局限性，并从无产阶级运动中清除已被抛弃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新质，恩格斯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正像不重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为社会主义向科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而不加区别地一律给他们打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印记是不合理的一样，也不能把他们当中的某个人看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不管是他自认为有这样的功劳，还是别人出于明显的意识形态动机而把这个功劳加在他的身上都一样。[90]概念的演变只有与理论和运动的历史联系起来，并且只有当它重视自己的来源时，才能有助于人们弄清它。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编写一部社会主义的起源史——批判的、有区别的——这项工作尚待完成。[91]朝这个方向所进行的努力应予以鼓励。
（原载1985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6期）
（张为民 译 李俊聪 校）
注释：
[1]本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2年总第11期。
[2]这里应参看恩格斯的下述提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34页）。——参看W.施勒德尔：《对说明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理论问题的看法》，载《资产阶级社会和理论革命》1978年科隆版第89—90页。不言而喻，在此不可能涉及“自在”的概念史，正如R.默克尔正确地批判的那样。《论弗·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形成、意义和影响》，载《马克思恩格斯年鉴》（柏林）第5卷第37页。
[3]参看《社会思想史》1972年莫斯科版第431—474页。——P.T.别洛夫：《论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阶段》，载《科学共产主义》1973年第4期。——A.I.沃洛金：《空想和历史。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些问题》1976年莫斯科版。
[4]参看F.芬克和W.迈泽尔：《苏联出版的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的著作。文献报道》，载1984年《工人运动史论丛》第6期第834—835页。
[5]这些材料发表在H.哈恩和H.J.赞德屈勒出版的《社会主义科学史研究》文集中，1978年科伦版。
[6]具体地提到了G.M.布拉沃、M.哈恩、J.赫普纳、L.克纳茨、A.迈那尔、H.J.赞德屈勒、W.施罗德等人的文章。
[7]参看J.赫普纳和W.施罗德：《作为理论成就和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及第六届不来梅“科学史”学术讨论会》，载1984年《德国哲学杂志》第10期第931页。
[8]在这里应当提到V.V.加尔金、J.格朗荣、M.洪特、A.R.约安尼相、J.G.罗基强斯基、H.J.鲁克黑贝勒、W.赛德尔-赫普纳及H.茨瓦尔的著作。他们的著作是最近几年来在对早期工人运动的意识、理论形成过程以及对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的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9]J.赫普纳称作迫切需要的东西，即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批判地吸收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进行系统的分析，始终必须予以证实（还可参看M.哈恩和H.J.赞德屈勒：《资产阶级社会……》第27、185页）。
[10]参看W.赛德尔-赫普纳：《论共产主义思潮在二月革命前夜的作用》，载《资产阶级革命周期中人民运动的作用和形式》1976年柏林版第134页。
[11]参看H.J.赞德屈勒：《无产阶级和科学。论工人阶级的形成是马克思的科学纲领的前提》，载《历史的一个伟大杠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他的著作的现实意义和影响》1982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305—331页。——M.哈恩：《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兴趣或“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中的使命》，载《卡·马克思——哲学、科学、政治》1983年柏林版，第42页及以下各页。
